斯诺克可以教会中国人什么? 胡二
1、问题的由来
19世纪后期,百无聊赖的驻印英军军官们发明了斯诺克游戏。在那之后不久,这种游戏就第一次传入了中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再次传入中国。
很多东西传入中国都传了两次。我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接触到尼采,觉得很新鲜。后来发现在那之前半个多世纪,迅哥就提到过他了。研究一下这两次传入之间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第二次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在小屏幕黑白电视里第一次看到了斯诺克球手们。他们一个个高大匀称、风度翩翩;穿戴着西装背心、领结和锃亮的皮鞋;姿态优雅地用一根球杆魔术般地自如控制白球和彩球的走向;一个球手击球时,另一个球手就架着长腿安坐在场边,裤线笔直,有时悠闲地点一枝健牌,有时喝水,但不是对着矿泉水瓶子喝,而是要倒在杯子里。当对手击出好球,球手们会轻敲台边以示赞赏;如果自己犯规了,球手们会主动提示裁判;如果打出一个运气球,还会向对手挥手致歉。这一切都让那时的国人着迷,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这项运动称为“绅士运动”。
那时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充满着向往,当然,这也是第二次,而且很可能还会有第三次。研究一下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也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一夜之间,中国的大街小巷都摆上了凹凸不平的劣质球台——凹凸不平既指台面也指地面,如果后者坡度太大,就垫块砖。无所事事的半大小子们用长短不一的球杆(因为有时候长球杆会被墙壁挡住)击打撞痕斑斑的圆球——事实上不一定很圆。球杆很不光滑,所以滑石粉是所有球房必备之物。讲究一点的球房会放上烟灰缸,但多数时候地上会扔满烟头。
总之,绅士风度是谈不上了,但球杆在斗殴的时候是很趁手的兵器。我本人就亲历过一次球室斗殴,起因是旁桌发出的噪声太大。
很显然,斯诺克在中国迅速地中国化了。事实上,这是所有传入中国的东西的宿命,不管是斯诺克、足球、因特网还是马克思主义。
很多人把“绅士”和“贵族”混为一谈,但在它的发源地,这个词代表着中间阶层,而这个阶层正是推动他们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他们的理念、愿望、力量和传统无处不在,事实上决定着他们民族的走向。考虑到英国在近现代对世界的重要性,这种绅士传统事实上也影响着整个人类文明。
现在,若以球会而论,中国斯诺克运动的实力已经是世界数一数二了。但是,大多数国人对之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我们在这里也厉害了”的层面。很少有人注意到斯诺克运动的真正可贵之处:规则和文化。
所有的竞技都是游戏,所有的游戏都有规则和文化。2026年5月2日,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半决赛中的一个场面,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斯诺克的规则与文化的一个经典机会。
这场比赛的双方是中国球手吴宜泽和北爱尔兰球手马克·艾伦。在比赛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中,两人不知不觉把所有的红球都赶到了右下角袋口,红球和袋口之间还停着一个黑球,挡住了红球入袋的线路。根据规则,球手每一杆首次击球都必须碰到红球,但如果把黑球碰进袋口,就将被罚7分,而且可能给对方提供制胜的机会。
碰到红球而不碰进黑球,对两个职业高手而言毫无难度。于是两个人你一杆我一杆,无聊的碰红球表演持续了二三十分钟。谁都不愿碰进黑球,而又谁都无法击进红球。眼看着另一场半决赛的球员都快入场了,裁判显然很着急,观众也开始起哄,场面堪称尴尬。这时候规则必须提供一种解决办法,否则这场球打到明年世锦赛都打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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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就是博弈,而在此时,博弈已经不止于双方球手,他们和裁判、观众形成了博弈的四方。可以说,斯诺克运动本身成为了博弈的第五方:这项“绅士运动”,必须以绅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障各方的利益。
2、个人价值
在具体解读这个场面之前,先再说一点背景。
斯诺克是一项个人运动,通常没有团体比赛,因而也就没有团体队伍。全世界的职业球员保持在128名左右,有职业球员降级或退出,才会有新的职业球员补入——这种状况很像传说中的圆桌骑士,那也是英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之一。
每一个职业球手都在不同的球会注册——是球会,而非国家。例如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各有自己的球会,而没有一个统一的英国球会。所以,当我们谈论某一个球员所属时,不会说他是英国球员,而会说他是英格兰或者苏格兰球员。这次半决赛的一方马克·艾伦就不是英国球员而是北爱尔兰球员,虽然在地理和行政上,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
再例如,当人们在历数中国的斯诺克高手时,常把老将傅家俊计算在内。但他并未在中国台球协会注册,而是在香港台球总会注册的。
正如欧洲最早的大学是学生和教师自己的组织一样,斯诺克的球会也是球员们的组织。仅仅是组织,而不是拥有。球员们通常只代表他自己,而不代表某一球会,更不代表某一国家。所以当他们得了冠军,也很少会有在肩上披一面国旗的举动。
这项运动体现的是参与者个体的价值,组织只是为了让这种价值得到更好的发挥。这是斯诺克的所有规则中最基本的一条:组织为个体服务,而不是相反。
顺便说一句,不光斯诺克如此,很多运动都是如此。例如英国之所以能派出4支足球队参加世界杯,是因为他们有4个同级别的球会。球员的胜利当然能为组织带来荣耀和效益,但所谓为国争光,从来不是运动的宗旨,只是附带的效应。
再顺便说一句:我在斯诺克比赛中支持中国选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他们的成长是他们自己追求和投入的结果,因而是值得尊重的。而且,因为没有国家队,球员们是靠市场供养的。我们听说过很多中国球手的家庭为他们倾力付出的感人或是悲情的故事。不管是否赞同他们的选择,我们不必被动为他们支付费用,这一点更加值得尊重。
3、裁判
斯诺克的裁判是把“为xx服务”的理念贯彻落实得最彻底的。在比赛中,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捡球、摆球、擦球、报分、递球杆、接球杆,接球杆的时候还要说“thank you”, 好像欠了球员三百吊似的。我总觉得最初的斯诺克裁判,大概就是由服侍英国军官的印度仆人来充当的。
裁判的另一项工作是让现场观众保持安静——英国佬除了绅士传统还有搞怪传统,而随着斯诺克观众席上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这项工作的难度也与日俱增。
斯诺克裁判在所有运动中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了设置裁判的基本准则:裁判的任务是让比赛遵循规则进行,而不是干预或决定比赛进程。也就是说,裁判是服务的,不能把自己当领导——人类文明的历史多次证明,应该服务而把自己当了领导的,只会把事情搞砸。
在足球比赛中,裁判有可能错判点球,或者把踢进的球给吹出来;而在斯诺克比赛中,再黑的裁判也不能把进袋的7分说成6分。所以,斯诺克的裁判大概是最不可能收黑钱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再次告诉我们:规则越是明确和强大,腐败就越不可能产生。也就是说,腐败的天敌是规则,而不是别的。
不过,有的人觉得,既然大家都会加减法,斯诺克的裁判是可有可无的,这就错了。当前述的那个场面出现的时候,裁判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在无聊的推球表演持续了一阵之后,裁判根据规则向双方球员提出是否因构成僵局而重摆一局。吴宜泽显然没意见,而艾伦则拒绝了。
在这里,斯诺克的规则既规定了裁判的责任,也体现了对球员的尊重。
于是推球又继续了一段时间,观众的不满越来越明显。这时一位裁判长或是比赛总监之类的人物出现了,和裁判进行了交流。也就是说,上级露面了。
上级很可能从更高的层面理解这个问题,例如比赛的沉闷会影响整个运动的声誉。但他并未取代裁判作决定,而只是进行了提醒。这很可能是因为斯诺克的规则并未赋予上级们这个权力——规则的制定者们可能清楚,如果上级天然正确,那么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由最后那个上级来决定,而这是把事情搞砸的经典线路。
于是裁判再次和双方球员商议,大意是你们必须在一定杆数内打破僵局,否则他就要行使强制重摆的权力。
于是艾伦作出选择,主动把黑球击进袋口。
在这个过程中,斯诺克的规则体现出了球员和裁判的平衡关系:当极端情况出现时,裁判有责任进行修正,但必须和球员有充分的沟通。如果更极端的情况出现,裁判拥有强制决定权,但仍然留给了球员选择的余地。
总之,游戏要进行下去,但各方都会获得足够的尊重。因为这个游戏不是某一方的,而是大家的。即使是发明和操办这项运动的人,也不能只管自己收割,而是必须让所有参与者都在这项运动中获益,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
4、球员
艾伦之所以不愿重摆,是因为他领先30多分,如果重摆就归零了。应该说重摆对他是不公平的,但比赛不可能这样无休止地推下去。这时,就需要一个比规则更重要的东西发挥作用了:文化。
斯诺克的规则有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bug:球员可以在规则范围内使比赛变得很冗长。例如,有些球员会在已经确定输球的情况下坚持不认输,以无休止的防守消耗对方的手感。
“斯诺克”的本意就是“障碍”,球手在比赛中相互制造和破解障碍,是这项运动最重要的看点之一,所以规则要保护这项技能。但与此同时,前述的极端情况就难免出现。
所以,规则不是万能的。很多东西要留给柔性的文化去解决。
在斯诺克文化中,双方球员都负有不让僵局无限延续的责任。这种责任往往以某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尽量公平分摊。如果双方分数差距不大,重摆对双方就是公平的。如果差距较大,有时候是局分领先的一方主动牺牲,有时候是本局分数落后的一方认为自己应该牺牲。如果裁判提出重摆,比分领先的一方有理由拒绝,但就因此承担了打破僵局的责任。
胜利和美观,从来就是竞技体育中的一对矛盾。如果“丑陋的胜利”太多,这项本来就小众的运动就有被观众抛弃的危险,而大多数球员都知道自己对这项运动的责任。
也就是说,斯诺克规则的那个BUG,可以说是个BUG,也可以说是为球员们的个性和风度的展示留下了空间。这就是这项运动之所以被称为绅士运动原因之一。
回到那个场面,在裁判发出最后通牒之后,规则仍然给了艾伦两种选择:一是重摆,浪费他已得的分数。二是击进黑球,把球权交给对手。如果对手不能一杆制胜,这时他领先的分数还能发挥作用。
艾伦选择了后者。当然,这个选择失败了,但他至少行使了选择的权利。
5、观众
除了棋类和射击比赛,斯诺克的观众大概是所有运动中最安静的了。通常他们只能在球手打出一个好球和一局终了的时候鼓掌喝彩。
但是从本质上讲,任何竞技体育都是为观众服务的,没有观众的项目就会消亡——除非是在某个能无限砸钱的地方。
斯诺克的观众们是知道这一点的,但他们对此既不滥用,也不浪费。除了偶尔出现的异类之外,观众们也以他们的方式建立和维护着斯诺克文化。
在肖恩·墨菲和约翰·希金斯(我更喜欢按中国梗称他为张海根)的半决赛中,墨菲一直使用能锁死黑球的开球方式,这会把比赛拖入对他有利但零散冗长的局面。观众们觉得比赛不好看了,但他们使用了一种斯诺克式的方式来表达:在某次墨菲开球的时候,观众突然一起为老张加油。
在吴宜泽和艾伦比赛的那个极端场面出现的时候,观众们也是博弈的一方。他们显然也不耐烦了,但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有趣的方式表达:他们为白球的滚动发出伴音,在白球碰到黑球的时候一起欢呼。这可以被理解为倒彩,但保持着礼貌,对球员的压力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甚至制造出了一种欢乐的气氛。但同时也提醒了球手和裁判:这样下去不行。
观众的表现成为这项运动的一部分,而所有的运动都应该为观众的诉求留出空间——无视观众的表演是注定要搞砸的。
6、理性与开放
我们谈论的这场比赛结束后,各界人士发出了自己的评论。
一些名宿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例如有“斯诺克皇帝”之称的亨德利说这是“斯诺克运动的耻辱”。他既批评了规则有漏洞,又批评了球员缺风度。大多数批评都是类似的:一方面指向完善规则,一方面指向维护文化。
讨论都是讲道理的。一方面,大家都肯定根据既有规则,裁判和球员都没有做错。另一方面,大家又认为规则应当改进,bug应该补救,以避免类似情况过多出现。
也就是说,这项运动体现出了它真正的可贵之处:理性和开放性。有这两点,斯诺克就保留着延续和发展的可能。
事实上,那一局斯诺克世锦赛史上最长的对决之后,当值裁判马上吸取了教训。在之后的比赛中,只要一闻到僵局的气息,他就不等一方领先而早早提出重摆建议了。这可以看作一个趣闻,也可能成为斯诺克文化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从一个细处体现了这项运动欢迎更新的生命力——如果总是“坚决不改”,就一定会坚决搞砸。
游戏是对一个民族最好的观察角度。从游戏的规则和演进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素质。中国人发明了围棋、中国象棋和麻将,但是近代以来,对世界性的游戏,中国已经几乎没有贡献了。
或者准确地说,有一些娱乐性方面的贡献。以足球联赛为例:曾有某一个年龄段的球员必须上场的规则,也有球场上不得露出纹身的规则。根据某些规则,赢球一方可能被判定消极比赛,还有可能必须输掉一场比赛才能保级。
随着中国球手连续两年在世锦赛夺冠,可以预想斯诺克运动将在中国进一步形成热潮。但是,斯诺克带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又一个局部崛起的自豪。比起在比赛中获胜,产出规则和文化才是最为重要的:公平、严谨、包容、妥协、尊重和开放,归根到底,就是理性。
或者说得通俗一点:讲道理。
因为人类文明的历史无数次证明:不讲理,什么都要搞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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