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帮人插秧，午歇时田埂那头有人喊：别顾吃饼，姑娘送酸梅汤

楔子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几个画面刻在骨头缝里头，任你活了多少岁，享了多少福，受了多少苦，到老了闭上眼睛，那些画面反倒比眼前的事儿还清楚。我今年五十七了，按理说该记的事儿是眼下儿女的婚事，是地里庄稼的长势，可偏偏一到夏天，一闻到那晒得发烫的泥土味儿，一听见稻田里的蛙鸣，我就想起一九八七年的那个夏天。

那一年我十九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正是浑身有劲儿没处使的年岁。乡里头像我这个年纪的后生，要么去城里打工了，要么老老实实在家种田。我没那个出去闯荡的胆子，也没那份本事，就跟着爹娘在地里刨食。那时候的日子苦，可苦里头也有甜，就像井水泡出来的凉茶，喝的时候觉得涩，咽下去之后满嘴都是回甘。

今天要讲的事儿，说起来也简单，就是那年夏天帮人插秧，午歇的时候田埂那头有人喊了一句“别顾吃饼，姑娘送酸梅汤来了”。就这么一句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我这大半辈子的湖里头，荡开的涟漪到现在都没散尽。

楔子就写到这儿，下面从头说起吧。

正文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还没进六月，日头就毒辣辣地晒下来，把村子里那条黄土路烤得发白，脚踩上去都觉得烫。稻田里的水倒是温的，可你要是弯着腰在水里头站上半天，那脊梁骨被太阳一烤，汗珠子顺着后背往下淌，跟下雨似的。

我们村叫柳沟，名字听着好听，其实就一条干涸的河沟从村头弯到村尾，沟边种了几棵歪脖子柳树，夏天的时候知了叫得人心里发慌。全村百来户人家，全姓林，就一家姓沈的，是六十年代搬来的，在村里落了户，生了两个闺女。大闺女叫沈秀兰，那年十八，比我小一岁。这姑娘长得白净，不像我们这些在地里滚大的庄稼人，皮肤晒成酱油色。她娘是南方人，听说当年逃荒到这边，被沈叔收留了，就留了下来。秀兰随了她娘的长相，瓜子脸，眼睛不大但很亮，笑起来嘴角往上翘，像月牙儿似的。

村里人提起秀兰，都说这姑娘好，模样好，性子也好，见谁都笑眯眯的，干活也利索。可她再好，跟我们这些庄稼后生也没多大关系。她是初中毕业，在镇上供销社当临时工，算是半个城里人了。我呢，小学都没念完，字认识的不多，算账倒是会，但也就是算算地里收了多少粮食，卖了多少钱这种。我跟她之间，隔着的不是一条田埂，是整整一个台阶。

可偏偏就是这么个姑娘，在那个夏天，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心动。

事情得从插秧说起。

那年的五月末，邻村的周老三找到我爹，说家里请了几个帮工插秧，一天管三顿饭，还给两块钱工钱。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听到有钱挣，就让我跟着去了。周老三在我们这一带算是富裕户，承包了三十多亩水田，每年插秧的时候都要请人。他这人好面子，请工不仅要人多，还要热闹，吃饭的时候桌上要有酒有肉，歇晌的时候还要有点心茶水。

我们早上四点半就到了周老三家的田头，天还没亮透，东边的天上挂着几颗星星，田里的水面上映着微光，蚊子嗡嗡地在耳边转。加上我一共六个人，全是周边村子里的壮劳力。周老三站在田埂上，手里拿着一把秧苗，扯着嗓子给我们分任务。这人说话声音大，隔二里地都能听见，外号叫周大喇叭。他说今天这块田有五亩，得赶在天黑之前插完，谁要是偷懒，中午没肉吃。

我们都没吭声，弯下腰就开始干活。插秧这活儿看着简单，其实最磨人。左手握着秧苗，右手分出三五根，拇指食指捏着，往泥里头一插，深浅要刚好，太深了秧苗不长，太浅了水一泡就浮起来。腰一直弯着，时间长了酸得像是要断掉，脚踩在稀泥里，一步一步往后退，退到头了再从头开始。一天下来，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

那天的天气热得出奇，才七点多钟，太阳就变得白晃晃的，晒得人头皮发麻。田里的水被晒得温热，上面浮着一层绿藻，偶尔有蚂蟥游过来，叮在小腿上吸血，发现的时候已经吃得圆滚滚的了，拍下来带出一串血珠子。我们顾不得这些，只管埋头干活，手上的秧苗一株一株地入泥，面前的绿色一点一点地铺开。

到了十点多钟，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早上在家里吃的是红薯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喝了两碗，撒泡尿就没了。旁边的老胡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干活不惜力，可嘴也不闲着，一边插秧一边念叨：“老周说管三顿饭，这早饭还没见着影儿呢，光让牛干活不让牛吃草，这牛也得撂挑子啊。”

话音刚落，田埂上传来周老三的声音：“开饭了开饭了，都上来吧，别把腰累坏了。”

我们直起腰来，那感觉像是从水里头捞出来的一样，浑身上下全是泥水，脸上的汗跟泥混在一起，顺着下巴往下滴。爬上田埂，腿都是软的，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上。周老三的老婆在旁边的树荫下摆了一张矮桌，上面搁着一大盆稀饭，一碟咸菜，还有一摞烙饼。那烙饼是死面的，擀得厚厚的，在铁锅里烙得两面金黄，拿在手里还有点烫。

我拿了两张饼，舀了一碗稀饭，蹲在田埂上就吃。饼子有点硬，得使劲嚼，稀饭是凉的，喝下去整个人都舒坦了。旁边的人都不说话，只顾着吃，那场面跟饿狼扑食似的。老胡吃得最快，三张饼一碗稀饭下肚，又从兜里掏出一个腌鸡蛋，边剥壳边说：“老周这人抠门，可这饼子烙得地道。”

我也想吃个鸡蛋，可没好意思开口。在别人家帮工，主人给什么就吃什么，不能挑，这是规矩。我两口就把饼子吃完了，稀饭也见了底，肚里有了食，人就有了精神，靠在树干上歇着，眼睛望着远处的稻田发呆。

这时候，田埂那头有人喊了一声。

那声音隔着几块田，听得不太真切，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志远——别光顾着吃饼——姑娘送酸梅汤来了——”

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志远是我的名字，可在这个地方，除了周老三和他老婆，没人认识我。那声音又喊了一遍，这回更清楚了：“林志远——你倒是吱一声啊——”

我站起来，循着声音望过去。隔着两块刚插完秧的水田，那边的田埂上站着一个姑娘，穿一件白底碎花的短袖衫，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手里提着一个瓦罐，另一只手冲我这边使劲地挥。我看不清她的脸，可那身形，那架势，我心里头猛地一跳——是沈秀兰。

她怎么会在这儿？

我还没来得及多想，周老三已经跑过来了，满脸堆笑地说：“志远你小子行啊，秀兰这姑娘可是我们镇上供销社的，平时多少人想跟她说句话都难，她倒好，大老远给你送酸梅汤来了。”

老胡他们也停了嘴，一个个伸长脖子往那边看，脸上的表情又惊讶又暧昧，老胡还冲我挤了挤眼：“后生，有情况啊。”

我感觉脸上火烧火燎的，耳朵根子都红了，赶紧说：“别瞎说，我跟她又不熟。”

“不熟人家能给你送酸梅汤？”老胡哈哈笑起来，“这大热天的，从镇上到这儿少说也有七八里路，骑着自行车来，就为了给你送一罐汤？你小子还装。”

我心里乱得很，既觉得意外，又觉得不安。我跟沈秀兰确实不熟，甚至可以说没说过几句话。她是村里沈叔的大闺女，我是林家的小子，两家隔着半条村，平时碰见了也就点点头。她在镇上上班，我在地里干活，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她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帮工？又怎么会专门跑来给我送酸梅汤？

这不合常理。

可不管怎么想不通，人都来了，我不能装看不见。我放下碗，扯了扯身上湿透的汗衫，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狼狈。脚上的泥也没法洗，田埂边的小水沟里全是浑水，越洗越脏。我索性不管了，光着脚踩在滚烫的土路上，三步并作两步往那边走。

走近了，才看清秀兰的样子。她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看，白净的脸上被太阳晒出了一层薄红，鼻尖上沁着细密的汗珠，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微微飘起来。她看见我走过来，笑了，那笑容像是六月的荷花开在水面上，又干净又温柔。她把手里的瓦罐往前一递，说：“快喝吧，还冰着呢，我早上煮的，用井水镇了一上午。”

我接过瓦罐，罐壁上还挂着水珠，凉丝丝的。揭开盖子，一股酸酸甜甜的味道扑面而来，里头是深褐色的酸梅汤，上面还浮着几片薄荷叶。我喉咙发紧，不知道该说什么，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你怎么来了？”

秀兰低着头，用脚尖在地上画圈，声音很轻：“我听说你在这儿帮工，正好今天供销社轮休，就想着给你送点喝的。你上次帮我修自行车，我还没谢你呢。”

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半个月前的一个傍晚，我在村口碰到她推着自行车走，后轮胎瘪了，链条也掉了，急得满头大汗。我蹲下来帮她修好了，前后也就十来分钟的事儿。她当时说了谢谢，我说没事，然后就各走各的了。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没想到她还记着。

“那不算什么，举手之劳。”我挠挠头，手里的瓦罐沉甸甸的，我又说，“这酸梅汤……你大老远送来，太麻烦了。”

“不麻烦。”秀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光，然后又很快低下头去，“你快喝吧，一会儿该不凉了。”

我端起瓦罐喝了一口，酸梅汤顺着喉咙滑下去，酸甜冰凉，从嗓子眼一直凉到胃里头，那种舒坦劲儿没法形容。在烈日底下干了一上午的活，又渴又累，这时候来这么一口，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我又喝了一大口，忍不住说：“真好喝，比镇上卖的还好喝。”

秀兰笑了，这次笑得眼睛都弯起来了，像两道月牙儿。她说：“你喜欢就好，下次我再给你煮。”

这话说得太自然了，好像我们之间已经约定了什么似的。我心里头像揣了只兔子，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可嘴上又说不出什么体面话来，只能干巴巴地说了句：“那多不好意思。”

旁边传来一阵哄笑声，我转头一看，老胡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过来了，一个个伸着脖子往这儿瞧，脸上全是看热闹的表情。老胡尤其过分，凑过来就喊：“姑娘，这酸梅汤还有没有？不能光给志远一个人喝啊，我们也渴着呢。”

秀兰倒是不慌，很大方地说：“今天只带了一罐，没想到你们这么多人在。要不这样，罐子里还有半罐，你们分着喝了吧。”

老胡笑嘻嘻地接过瓦罐，真就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了起来，一边喝还一边嚷嚷：“好喝好喝，姑娘手艺不错，比我家那口子强多了。”

我站在一旁，看着秀兰被他们围着，脸上始终带着笑，应付得游刃有余。可她的眼睛时不时朝我这边瞟过来，那眼神里藏着一种只有我能感觉到的东西，像是一缕细细的丝线，从她那边牵到了我这边，轻轻地，柔柔地，却怎么也扯不断。

那天中午歇了两小时，秀兰待了没多久就走了，说是还要回去给家里做饭。她骑着一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车篓子里放着那个空瓦罐，沿着田间土路往回骑，马尾辫在身后一甩一甩的，白色的碎花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只蝴蝶贴在绿色的田野上。我站在田埂上一直看着她，直到她的影子变小变小，最后消失在那片杨树林后面。

老胡蹲在树荫底下剔牙，看着我的样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志远啊，这姑娘对你有意思，你要是没那个心思，就趁早说清楚，别耽误了人家。”

我心里乱得很，说：“我没那个福分。”

老胡哼了一声：“福分这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自己挣的。”

那天下午插秧的时候，我一直心不在焉，插错了好几行，不得不拔了重来。周老三骂了我两句，说年轻人干活不踏实，想东想西。我没还嘴，心里头翻来覆去就想着那张白净的脸和那双弯弯的眼睛。

她是什么意思呢？

是真的就为了感谢我修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我不敢想，可又忍不住想。

在我们这地方，男女之间的事儿是很含蓄的。不像城里人那样谈恋爱、看电影、拉手逛公园，我们这儿就是媒人介绍，双方家长看看，觉得合适就定下来，然后下聘、过礼、办酒席，一气呵成。自由恋爱的也有，但少，而且多半被人嚼舌根。我这个年纪的后生，家里条件好的，十七八就定亲了，条件不好的，拖到二十三四也有。我家条件不好，所以没人上门说亲，我也从没想过这件事。

沈秀兰更不可能。她家虽然是外来户，可她爹沈叔是个能人，会木匠活，在十里八乡都吃得开，她娘虽然话不多，但人也和善。他们家供秀兰念到初中，又托人弄到供销社去上班，这是奔着让她嫁给镇上的人家、过好日子去的。我一个种地的，凭什么？

这么一想，我又觉得自己想多了。人家姑娘就是感激我帮了个忙，送点东西过来，这在农村也算正常的人情往来。我要是自作多情，那可就丢人丢大了。

可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从那天以后，秀兰开始隔三差五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今天我在田里干活，她骑自行车路过，会停下来打声招呼，问我渴不渴，要不要喝水。明天我在村口大树下乘凉，她刚好从镇上回来，车篓子里装着两个苹果，非得塞给我一个，说供销社今天进的货特别甜，让我尝尝。有时候她爹让她来借锄头、借扁担，她跑来找我借，借完了还的时候还带着两个馒头或者一块发糕。

一次两次是巧合，三次五次就说不通了。

村里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没多久就有人开始嚼舌头了。先是邻居王大妈来我家串门，坐在院子里纳着鞋底，话里有话地对我娘说：“你家志远是不是跟沈家那大闺女好上了？我这两天可看见好几回了，秀兰那丫头老往你家这边跑。”

我娘听了这话，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担心。我娘是个本分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就知道干活、伺候男人、拉扯孩子，嘴笨，心思也不活络。她说：“志远没跟我提过这事儿，大概是碰巧了吧。”

王大妈撇撇嘴：“碰巧？哪能天天碰巧？我可告诉你，沈家那丫头眼光高着呢，镇上多少小伙子想追都没追上，她要是真看上你家志远，那是你们家的福气。不过话说回来，沈家那老沈可是个精明人，他要是不点头，这事儿成不了。”

我娘晚上就跟我说了这事儿，让我悠着点，别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我没吭声，心里头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全搅在了一起。

我想找秀兰问个明白，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总不能直接问：你是不是喜欢我？这话说出来，要是我自作多情，那以后见了面得多尴尬。再说我这个人嘴笨，跟姑娘家说话就紧张，更别提说这种话了。

就这么拖了半个多月，到了六月下旬，地里的早稻该收割了，晚稻也要开始育秧，家家户户都忙得脚不沾地。秀兰那几天没来找我，我心里头空落落的，干活也提不起劲。我爹骂我没出息，说一个后生家，活干不好，将来哪个姑娘愿意跟你。我没反驳，可心里头想的是，我要是不好好干，就更配不上秀兰了。

七月初的一个傍晚，我正在自家院子里劈柴，秀兰突然来了。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底下是一条灰色的确良裤子，脚上是黑布鞋，整整齐齐的，一看就是刚从镇上回来，连衣服都没换。她站在院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小布包，脸上红扑扑的，像是赶了很久的路。

我放下斧头，心跳得厉害，假装镇定地问：“你咋来了？”

秀兰没进门，就站在门槛外面，把手里的布包递过来说：“给你买了一件衬衫，你看看合不合身。”

我愣住了，没敢接。在我们这儿，姑娘给后生买衣服，那是定了亲才做的事儿。这件衬衫要是接了，就等于默认了什么。我说：“这……这不太好吧，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

秀兰的脸更红了，声音也小了：“你就别管那么多了，拿着吧，我专门按照你的身量买的，你要是不穿就浪费了。”说完她把布包往我手里一塞，转身就跑了，马尾辫在身后一甩一甩的，跑得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捏着那个布包，愣了好一会儿才打开。是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叠得整整齐齐，领口上还别着商标，一看就不便宜，起码得十几块钱。她一个月的工资才四十多块钱，这半件衬衫就是她好几天的工钱。我把衬衫贴在脸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肥皂香味，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竹床上，手里攥着那件衬衫，脑子里全是秀兰的脸。我知道，她这是在向我表明心意。一个姑娘家，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不容易了。她要是不在乎我，不会这么费心思。可我呢？我除了干活还有啥？没文化，没钱，连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拿什么回应她的心意？

可我又想，人家姑娘都不嫌弃你，你倒自己嫌弃自己了？你还是个男人吗？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那件白衬衫，对着水缸里的倒影照了半天。衬衫刚好合身，领口不大不小，肩宽正好，像是量身定做的一样。我心里头又甜又酸，甜的是她记得我的身量，酸的是我自己这个样子，实在配不上这件好衣服。

我骑着自行车去了镇上，想当面谢谢她，顺便把心意说清楚。在供销社门口等了半天，没见到秀兰，倒是碰到了她一个同事，说她今天请假了，家里有事。我问什么事，那同事说不清楚，好像是家里来了什么人。

我心里头一沉，骑上车就往回赶。

到了村口，远远地就看见沈家院子里停着一辆摩托车，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件，全村也没有几辆。我心里头有种不好的预感，把车子停在路边，装作路过，慢慢地从沈家门口走过去。院子门敞着，里头坐着几个人，秀兰她爹沈叔正跟一个陌生人说话，那人看着三十出头，穿着讲究，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秀兰她娘在旁边倒茶，脸上带着笑，但那笑容有点勉强。

秀兰不在院子里。

我骑着车走了，心里头像压了一块石头，沉得喘不过气来。

接下来的几天，我到处打听，终于从王大妈嘴里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个骑摩托车的人叫孙建平，是镇上农机站的，比秀兰大十一岁，老婆死了两年多了，留下一个三岁的闺女。他家里条件好，有房子有存款，想再找一个，托人来说媒，看中了秀兰。沈叔觉得这门亲事不错，孙建平有正式工作，家里殷实，跟着他不愁吃不愁穿，比嫁到我们这种穷人家强一百倍。秀兰不愿意，她爹就发了火，说她要是敢不听，就断绝父女关系。

王大妈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会儿瞄我，一会儿又移开，分明是在试探我的反应。我脸上不动声色，手却攥得骨节发白。我说：“这是人家的家事，跟我没关系。”

王大妈啧啧两声：“志远啊，你也别瞒我，村里人都看出来了，秀兰那丫头对你是一片真心。你要是也愿意，就该去沈家说清楚，别让好好的姑娘嫁给一个带着拖油瓶的老男人。”

我没接话，转身走了。

那天我一个人坐在村后的小河边，从下午坐到天黑。河里的水哗哗地流，蚊子嗡嗡地围着转，我一动不动，就那么坐着。我想了很多，想我这个人这辈子能干什么，能挣多少钱，能给秀兰什么样的生活。结论是我什么也给不了。我爹种了一辈子地，到老了也就这么几间土坯房，一亩三分地，家里连台黑白电视机都买不起。我要是娶了秀兰，她跟着我，就要过一辈子苦日子。而那个孙建平，人家有工作，有摩托车，有房子，秀兰跟了他，虽然要做后妈，但日子起码是安稳的。

我想了一整晚，最后说服了自己。我配不上她，她应该有更好的归宿。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给她添乱，不让她为难。

第二天，我把那件白衬衫叠好，用牛皮纸包起来，找了个人捎给秀兰，什么话都没说。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虽然心里头疼得像被人拿刀剜了一块肉，但日子还得过。地里的活不等人，稻子熟了不割就要倒伏，秧苗要是不及时插下去，赶不上季节就白费了。我把自己埋进农活里，从早干到晚，累得倒头就睡，以为这样就能把秀兰的影子从脑子里赶出去。

可我错了。

七月中旬的一个中午，我正在自家田里割稻子，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我光着膀子，脖子上搭一条湿毛巾，镰刀在手上一挥就是一大把，稻子齐刷刷地倒下，空气里弥漫着新割的稻草香。我割得起劲，没注意到田埂上有人来了。

“林志远！”

我直起腰，看见秀兰站在田埂上，脸涨得通红，眼眶也是红的，手里攥着一团白色的东西。我看清了，是那件白衬衫，被我退回去的那件。她把衬衫往地上一摔，声音发抖，带着哭腔：“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她继续说：“你当我是傻子吗？你把东西退回来，连句话都不说，你什么意思？你要是嫌弃我，你就当面跟我说，你这样算什么？”

她的眼泪掉下来了，一滴一滴地砸在田埂的黄土地上，很快就渗进去看不见了。我想过去，可脚像是钉在泥里了，动弹不得。我说：“秀兰，你别这样，我不是嫌弃你，我是……我是配不上你。”

“谁说你配不上我了？”秀兰抹了一把眼泪，声音更大了，“是我配不上你是吧？我没念过多少书，我就是一个供销社卖东西的，我……”

“你别这么说，”我终于忍不住了，扔下镰刀，从田里跋涉过来，站在她面前，浑身泥水，狼狈不堪，“秀兰，你看看我，我就是一个种地的，家里穷得叮当响，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你跟了我，能有什么好日子过？那个孙建平有工作，有钱，他能给你好生活，你应该嫁给他。”

秀兰抬起头看着我，眼泪还挂在脸上，可眼睛里的光变了，不再是委屈和愤怒，而是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生气。她说：“林志远，你听好了。那个孙建平，我不要。他有钱是他的事，我沈秀兰不吃他那碗饭。我只想嫁给我喜欢的人，哪怕他穷，哪怕他是个种地的，哪怕他住茅草屋，我也愿意。你听明白了没有？”

我站在那儿，浑身上下都在发抖。太阳晒着我的背，汗水混着泥水往下淌，可我心里头像是有团火在烧，烧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又亮又干净的眼睛，里头映着我的影子，一个黑不溜秋、泥猴子似的庄稼人。可她没有嫌弃，没有退缩，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小树，虽然扎根的地方不好，可她的叶子还是那么绿，那么向上。

我说：“秀兰，我……”

话没说完，田埂那头传来一声怒吼：“秀兰！你给我回来！”

是沈叔。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站在不远处的树荫下，脸色铁青，手里还拿着一根扁担。他那个样子，像是要把我打一顿似的。秀兰转过身去，喊了一声爹，沈叔大步走过来，一把拽住她的胳膊，把她往身后一拉，然后对着我说：“林志远，我告诉你，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们家秀兰，不嫁你这种人。”

秀兰挣扎着说：“爹，你说什么呢！我不嫁他我还能嫁谁？你别管我的事！”

沈叔被气得发抖，手指头戳着秀兰的额头：“你个不听话的丫头，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供你念书，给你找工作，就为了让你嫁给一个泥腿子？你要是敢嫁给他，你就别回这个家！”

说完，他拽着秀兰就走。秀兰一边被他拖着走，一边回头看头我，眼睛里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掉。她嘴唇动了动，虽然没发出声音，可我看懂了，她说的是：等我。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他们父女俩的背影消失在杨树林后面，感觉自己像一棵被人连根拔起的树，所有的根须都暴露在烈日底下，无处安放。

那天晚上，我爹破天荒地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抽着自己卷的旱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他抽了很久，才开口说话：“志远，你跟沈家那丫头的事，我听说了。”

我没吭声，等着他往下说。

他咳嗽了两声，把烟屁股在鞋底上摁灭，慢慢地说：“沈老大不愿意，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换了我，我可能也不愿意。你想想，谁不想让自己的闺女过好日子？咱们家这个样子，说好听点是本分，说难听点就是穷。你要想娶人家，就得让人家看到你能过好日子的希望。”

我抬起头看着爹，他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眼睛浑浊却透着一股子精气神。这个沉默寡言了一辈子的庄稼人，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种话。我鼻子一酸，喊了一声爹。

他摆了摆手，继续说：“光喊爹没用。你要是真喜欢那丫头，你就得做出个样子来。种地不是不行，但你得种出名堂来。我听说邻村有人开始搞养殖了，养鸡养猪，一年挣的比种地多好几倍。你要是敢干，家里的积蓄虽然不多，但也能拿出来给你做个本钱。”

我说：“可是爹，万一亏了呢？”

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说：“亏了就亏了，大不了从头再来。你这么年轻，怕什么？”说完，他转身进屋了，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那丫头的眼神，跟你娘当年看我的时候一样。”

我坐在院子里，望着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心里头慢慢有了方向。是啊，我要是连试都不试一下就放弃，那也太怂了。沈叔看不上我，那我就干出个样子让他看看。秀兰一个姑娘家都敢当着爹的面说要嫁给我，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怕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了邻村的李大户，他养了三年鸡，挣了不少钱，翻修了房子，买了拖拉机，在十里八乡都出了名。我跟他说明了来意，想跟他学养鸡。李大户这人挺实在，没藏着掖着，带着我在他的鸡场转了一圈，跟我讲了讲养鸡的门道，什么品种的鸡好养，什么饲料长肉快，疫病怎么防，冬天怎么保温，夏天怎么降温。我听得很认真，有些地方没听懂就多问几句，实在记不住的就回来记在本子上。

回到家，我跟爹说了这事。爹没多话，第二天就从箱底翻出一个布包，里头是一沓皱巴巴的钞票，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数了半天，一共三百二十块钱。这是爹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他全给了我。我接过来的时候，手都在抖，心里头暗暗发誓，这钱不能亏，一定要挣回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像疯了一样地忙。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在院子里搭鸡棚，去镇上买铁丝网、买木料、买食槽，一趟一趟地骑着自行车来回跑。秀兰知道我动了真格的，也没闲着，她利用在供销社上班的便利，帮我打听饲料的价格和进货渠道，有时候下了班还骑车过来帮我干活。我们俩在院子里忙到半夜，蚊子咬得浑身是包，可谁也不觉得苦，心里头反倒畅快得很。

沈叔知道秀兰还在跟我来往，气得摔了碗，跑到我家门口骂了一顿，说我勾引他闺女，不是个东西。我爹站在院子里，一句话都没回，等他骂完了，递了一碗水过去，说：“沈大哥，骂完了就回去吧，别气坏了身子。”沈叔没接水，狠狠瞪了我一眼，扭头走了。

我知道，沈叔这根刺，迟早得拔了，但不是现在。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有等我把事情干成了，用事实说话。

八月底，鸡棚总算搭建好了，我托李大户帮我买了二百只小鸡仔，毛茸茸的，黄黄的，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叫，看着就让人心里欢喜。我把它们放进鸡棚里，看着它们在灯光下跑来跑去，觉得自己就像这些鸡仔一样，虽然小，虽然弱，但只要好好养，总有一天会长大。

秀兰那天也来了，看着小鸡在鸡棚里扑腾，笑得眼睛都弯了。她说：“志远，等这些鸡长大了，卖了钱，你第一件事干什么？”

我说：“第一件事就是去你家提亲，带上厚礼，让你爹答应你嫁给我。”

秀兰的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声音低得像蚊子叫：“谁说要嫁给你了。”

我说：“上次在田埂上，你说的话，我可都记着呢。”

她抬起头，锤了我一拳，力气不大，可打在心口上，痒痒的，像猫爪子挠了一下。我们俩就那样站在鸡棚旁边，头顶上是八月的星空，稻田里的蛙声一阵一阵地传过来，风吹过来的时候带着新翻的泥土味儿和鸡棚里淡淡的饲料味儿。那味道不好闻，可我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味道，因为那是希望的味道。

可希望归希望，现实是残酷的。

养鸡没那么容易。小鸡仔刚来没几天，就有好几只打蔫了，不吃食，缩在角落里闭着眼睛，叫都不叫一声。我急得满头大汗，跑去问李大户，他说可能是感冒了，让我去镇上买药。我骑着车去了镇上，跑了三家药店才买到兽药，回来按说明书拌在饲料里喂给它们吃。可还是晚了，那几只小鸡第二天就死了，身子僵硬地躺在鸡棚的角落里，我一数，整整十二只。

秀兰下班过来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挖坑埋那些死掉的小鸡。她蹲下来，帮我把一只一只小鸡放进坑里，轻声说：“别难过，养鸡就是这样，总会有损耗的。”

我点点头，没说话。可我心里头疼得像针扎一样，死的不是鸡，是我的本钱，是爹的积蓄，是我娶秀兰的希望。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小鸡一天一天地长。我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先去地里干一阵活，然后回来喂鸡、清理鸡粪、检查有没有生病的。晚上忙到十一二点才睡，有时候困得在鸡棚旁边的草棚里就睡着了，被蚊子咬得满身是包。秀兰只要有空就来帮忙，洗鸡食槽、给小鸡添水，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她那双原本白净的手，渐渐粗糙了，指缝里全是泥和饲料，可她从来不抱怨。

有一次，秀兰因为帮我干活回家晚了，被她爹锁在门外头，不让进门。她不肯来我家，一个人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坐到半夜。我娘知道了，让我去找她。她坐在树根上，抱着膝盖，借着月光我看见了她的脸，干干的，没有泪痕，可眼睛里有一种倔强的光。我说：“秀兰，你跟我回去吧，我娘给你铺了床。”

她摇了摇头：“志远，我不能去你家，去了就说不清了。我就坐这儿，天亮了我爹的气就消了。”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把衬衫脱下来披在她身上。我们就这样并排坐着，谁也不说话，夜风吹过来，带着稻田里的水汽和远处谁家院子里的桂花香。头顶上的星星密密麻麻的，像一把碎银子撒在黑布上。过了很久，秀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志远，你得快点挣钱，我怕我等不了太久。”

她的声音很轻很轻，像是在说梦话，可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心里头猛地揪了一下，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我搂紧了她，说：“好，你等我，我一定赶在你爹把你嫁出去之前挣够钱。”

秀兰没有说话，只是把头更紧地靠在我肩上。

从那以后，我比以前更加拼命了。鸡场的规模从二百只扩大到四百只，我借钱又买了一百多只，加上我们自家的鸡孵出来的，总数很快就上去了。可规模大了，问题也来了。饲料不够吃了，我舍不得买现成的全价料，就去粮食加工厂收碎米和麦麸，掺上菜叶和红薯藤，自己配饲料。这样成本低，但费工夫，每天要剁几大盆菜叶子，剁得手腕酸疼，连筷子都握不稳。

秀兰心疼我，偷偷从供销社带回来一副皮手套，让我剁菜的时候戴上。我说你偷拿东西，不怕被开除吗？她说不是偷的，是她自己花钱买的。我戴上那副手套，心里头酸酸软软的，觉得这辈子要是辜负了这个姑娘，那真是天理难容。

可命运偏偏不让我好过。

九月的一个傍晚，我从地里回来，远远地就听见鸡棚里传来一阵不正常的骚动，鸡叫声又急又尖，像是被什么东西吓着了。我扔下锄头跑过去，掀开鸡棚的门，一股浓烈的臭味扑面而来。我看见地上的鸡东倒西歪，有几只已经躺在地上抽搐，翅膀张开，嘴里往外流着黄水。我蹲下来一看，鸡嗉子里硬邦邦的，像是吃坏了东西。我掰开一只鸡的嘴，发现里头有碎玻璃碴子。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有人投了毒。

我疯了一样冲进鸡棚，一只一只地把鸡往外抱。活着的放在一边，死的放在另一边。灯光底下，我看见那些死掉的鸡张着嘴，眼睛半闭着，身上的毛已经失去了光泽。我一个个地数着，手心冒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数到最后，我蹲在地上，浑身发抖，脑子里嗡嗡地响。

四百多只鸡，一夜之间，死了三百多只。

剩下的那些也蔫头耷脑的，估计也活不了几天。

我坐在满地的死鸡中间，像一截枯木桩子，脑子一片空白。秀兰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看见这一幕，捂着嘴哭出了声。她蹲下来抱住我的肩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嘴里反复说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我抬起头，眼神空洞地看着她。我想说点什么，可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绝望的一个夜晚。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希望，爹给的积蓄，秀兰的等待，全都在这个夜晚化为乌有。我连哭都哭不出来，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哭。我辜负了爹，辜负了秀兰，辜负了所有人。

爹和娘闻讯赶来，爹站在鸡棚门口，看着满地死鸡，脸黑得像锅底。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查，查出来是谁干的，不能就这么算了。”

可怎么查？我们家的鸡棚在村东头的空地上，四周是庄稼地，连个人影都没有。投毒的人肯定是趁我们不在的时候溜进去的，把混了碎玻璃碴子的饲料撒在食槽里。农村人养鸡都是这么干的，谁家也没装监控，上哪儿查去？

我想到了一个人，可我没说。我不敢说，因为那个人要真是我想的那样，我这辈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天，我把剩下的几十只鸡处理了，能卖的就便宜卖了，不能卖的就杀了腌起来。鸡棚里的鸡粪清理干净，食槽和水槽也洗了，可我看着空空荡荡的鸡棚，心里头比这鸡棚还空。

村里的闲话又起来了。有人说我是瞎折腾，活该赔钱。有人说我得罪了人，被人报复了。还有人说这是老天爷的意思，庄稼人就该好好种地，搞什么养殖。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比损失那些鸡还让人难受。

秀兰每天还是来看我，帮我收拾鸡棚，给我带吃的。她的眼睛总是红红的，一看就是哭过了才来的。我心疼她，可我说不出口。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连自己喜欢的姑娘都保护不了，还连累她跟着受罪。

那天下午，秀兰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天色渐暗，月亮从东边的树梢上升起来，又大又圆，照着这个破败的院子，照着那间空荡荡的鸡棚。我爹从屋里出来，在我旁边坐下了，还是那个石墩，还是那根旱烟。

“爹，”我哑着嗓子说，“我对不起你，把你攒的钱都赔光了。”

爹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在月光下散开，像一层薄纱。他说：“志远，你还年轻，赔了就赔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栽过跟头。那年我借了钱买了一头牛，结果牛得病死了，欠了一屁股债，你爷爷差点没打死我。可你看，我后来不是也过来了吗？”

我说：“可我不知道是谁害的我。”

爹沉默了一会儿，把烟屁股掐灭了，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有时候，不查才是最好的查。你心里有数就行，不用急着把事挑明。日子还长着呢，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他转身走了，留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琢磨这话。

我琢磨了很久，越想越觉得爹说的对。我心里确实有数。整个村子里，对我养鸡最不满的人，除了沈叔还有谁？他不想让我娶秀兰，又拿我没办法，就想了这么个阴损招数，把碎玻璃碴子混在饲料里，让我的鸡吃了死掉。这样我赔了钱，没了本钱，自然就没底气去提亲了。

可我没有证据。就算有证据，我能怎么样？他是秀兰的爹，我要真把他告了，秀兰夹在中间怎么办？我跟秀兰之间就不只是隔着一道门了，是隔着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

我不能这么做。

可我也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不能让人这样欺负，更不能让秀兰知道我怀疑她爹，那会让她比我还难受。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去镇上找了一份工，在砖瓦厂搬砖，一天一块五。我跟爹说，我要先把欠的债还了，再攒钱重新开始。爹没说什么，拍了拍我的肩膀，算是同意了。

砖瓦厂的活不是人干的。从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一车一车的坯子从窑里推出来，热得像火炉，手一碰就起泡。我咬着牙干，肩膀磨破了皮，手上全是水泡和老茧，晚上回到家浑身酸疼，倒在床上就起不来。可我心里头憋着一股气，这股气让我撑了下来。

秀兰知道我在砖瓦厂干活，专门跑到厂里来找我，看见我满身灰尘、嘴唇干裂的样子，眼泪又下来了。她拽着我的胳膊说：“志远，你别干了，这活太重了，你会把身体累坏的。”

我笑着推开她的手：“没事，我年轻，扛得住。你回去吧，别在这儿待着，灰大。”

她不肯走，站在厂门口哭了半天。后来她走了，第二天又来了，带了一壶绿豆汤和几个馒头。她把东西塞给我，说了一句：“晚上我去你家帮你洗衣服。”说完就跑了。

我不让她来，她偏要来。每天晚上下了班，她已经在我家院子里等着了，把我的脏衣服泡在大盆里，蹲在井台边一件一件地搓。月光照在她的侧脸上，她的睫毛很长，像两把小扇子，在眼下投下一片阴影。我靠在门上看着她，心里头又酸又暖，觉得这世上再苦再累都不怕了。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秀兰没来。我等了一晚上，第二天又等了一整天，还是没来。我心里头慌得很，骑上车就往供销社跑。到了供销社一问，同事说她三天没来上班了，家里有事请了假。我又往沈家跑，在门口碰到了秀兰她娘。她娘看见我，眼圈一红，拉住我的手说：“志远，秀兰被她爹关在家里了，不让她出门。前几天她爹知道了她晚上去你家的事，气得把她的腿都打青了，手机收走了，门也锁了，说什么也不让她再跟你来往。”

我听完这话，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我想冲进去，想看看秀兰怎么样了，想问问沈叔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的闺女。可秀兰她娘拦住了我，使劲拽着我的袖子，小声说：“你别去，你去只会让她挨更狠的打。你先回去，我来想办法，等老沈气消了，我再跟你商量。”

我站在沈家门外，隔着那扇木门，我好像听见了秀兰的哭声，又好像没有。风吹过来，带着深秋的凉意，路边的杨树叶哗哗地响，像是在替谁叹气。我看着沈家院子里亮着的灯，那灯光昏黄，透着几分压抑。我知道那间关着秀兰的屋子，窗户上糊着旧报纸，一点光都透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又坐到了村口的大槐树下，就是上次秀兰被关在外面的那棵大槐树。只是这次，树下一个人的影子都没有，月亮被云遮住了，黑漆漆的夜里只有远处稻田里的蛙声，一声接一声，像是在说：孤独，孤独。

我在那棵树下坐了一整晚。

秋天很快就过去了，冬天来了。我在砖瓦厂干到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厂里停工了，工钱也结了，一共一百三十多块钱。我把钱数了三遍，一分一分地捋平，用一个旧手帕包好，揣在最里层的衣服口袋里。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够还一部分饲料钱，剩下的过了年再慢慢还。

小年那天晚上，娘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我吃了两大碗。爹喝了二两白酒，脸红红的，跟我们说了很多以前的事，大多是苦事，可他说起来的时候脸上却带着笑，好像那些苦都变成了甜的。我想，爹说的对，苦日子过完了，剩下的就都是甜了。

正吃着饭，院子里忽然传来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我放下碗出去开门，门口站着沈叔。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沈叔站在门槛外面，穿着军大衣，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帽子，帽檐下面露出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他看见我，嘴唇动了动，想说又没说出来。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光，疲惫的，愧疚的，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沉重。

我喊了一声：“沈叔。”

他抬起手，递过来一个小布包，声音沙哑：“志远，这是五千块钱，你拿着。”

我愣住了，没接。

沈叔把布包塞进我手里，转过身去，肩膀微微发抖。他没看我，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一点点挤出来的：“上次那批鸡……是我干的。我把碎玻璃碴子混在饲料里，趁你不在的时候洒在食槽里。我想让你赔了钱，没了底气，就不会再来纠缠秀兰了。”

风吹过来，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枯枝在夜色中摇晃，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像是什么东西在哭泣。

沈叔深吸了一口气，又说道：“可我不但没拦住秀兰，反而把她的心推得更远了。那丫头，自从你那些鸡死了以后，就再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不管我说什么好话，怎么哄她，她都不理我，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她瘦了，瘦得厉害，下巴都尖了，锁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吃东西也不好好吃，晚上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

沈叔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了，可他咬着牙往下说：“我当初做那件事，是想着她嫁了孙建平就能过好日子，我这个当爹的就能放心了。可我现在才知道，她要是过得不高兴，嫁了再有钱的人家又有什么用？她恨我，她这一辈子都会恨我，我就算给她挣下金山银山，她也不会原谅我。”

他终于转过脸来看着我，眼眶红了，嘴唇在抖。这个在村里一向硬气、从不肯低头的汉子，此刻站在我面前，像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树，虽然还立着，但已经伤痕累累。

沈叔把那包钱又往我手里塞了塞，声音低下去，带着一丝请求的意味：“志远，这钱是我赔给你的，我知道不够，你那些鸡值的不止这个数，可我现在只能凑这么多。你拿去买鸡苗，重新干，我……我不拦你们了。”

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顺着那张饱经风霜的黝黑脸庞流下来。他抬起袖子胡乱擦了一把，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是还有话要说，但嘴唇哆嗦了半天，最终还是没发出声音，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愧疚，有恳求，还有一种深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包钱，耳边听着沈叔说出的每一个字，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一下一下地锤着。那包钱不重，可我托着它的手却在微微发抖，觉得它有千钧之重，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原来真的是他，是秀兰的亲爹，往我的鸡棚里撒了碎玻璃，害死了我三百多只鸡，让我倾家荡产，让我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可望着面前这个半头白发、此刻正浑身发抖的老汉，我心里翻涌着的暴怒不知怎么被拧了一下。那双通红的眼睛，那张淌着泪的老脸，不像是我恨透了的仇人，倒像是一个做错了事、不知道怎么弥补的孩子。他那股子要强的倔劲儿呢？那个梗着脖子骂我、把我恨到骨头里的沈老大呢？怎么突然间就蔫了，软了，被我看见了他最不堪、最脆弱的模样。

我说不清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有恨，有怨，有愤怒，可这些情绪在最上头的时候，又被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压了下去——那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心，虽然这份心用错了方式，可那份爱是真的，沉甸甸的，滚烫的，甚至带着几分让人心疼的笨拙和偏执。

想到这里，我心里某个坚硬的东西忽然就软了。我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因为他不只是伤害我的人，更是秀兰的爹。我要是跟他闹翻了，最难受的是秀兰，不是他，也不是我。

我慢慢把手伸出去，把那包钱递回给沈叔。

沈叔愣住了，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一脸的不敢相信：“你……你不要？”

我说：“沈叔，这钱我不能要，不是我不原谅你，是我不能拿你的钱。你的日子也不宽裕，这些钱是你多少年攒下来的，我不能要。”

沈叔急了：“你不收这钱，你怎么重新开始？你不重新开始，秀兰怎么办？”

我说：“钱的事我会想办法，不用您操心。至于秀兰……”我顿了顿，看着沈叔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跟她的事，您不用再拦了。她愿意跟我，我就要她；她不愿意，我绝不纠缠。可您不能再关着她了，再关下去，她会恨您一辈子。”

沈叔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他的眼泪又涌了出来，这次他没擦，任由它们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军大衣的前襟上。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腰板挺得直直的，像一个努力维持最后尊严的老人，一步一步走出了我家院子。

我站在院子里，目送着他消失在巷口的黑暗里。夜风呼呼地刮着，吹得我浑身发冷。我攥着那包钱，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手心全是汗。

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是爹。他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脸上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既像是欣慰，又像是心疼，像是松一口气，又像是把石头压在更深的心里。

他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粗糙厚实的大手落下来的时候带着几分的重量，像是要借着这一拍，把他这辈子经历的辛苦、咽下的委屈、熬过来的风浪，全盘传递给我。他什么都没说，转身回了屋，只留给我一个佝偻的背影和月亮下被拉得很长很长的影子。

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夜风吹得树枝沙沙作响，月亮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云层里钻了出来，清冷的月光洒了一地，把那个空荡荡的鸡棚照得格外刺眼。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着，翻来覆去的，脑子里全是沈叔那张老泪纵横的脸，和他站在我家门口时那句哆嗦着说出来却又重如千钧的话——“我不拦你们了。”

就这么简简单单几个字而已，可我等得真苦，秀兰也等得真苦。

我翻了个身，枕头上还残留着秀兰头发上淡淡的皂角香气，这让我想起她每次帮我洗完衣服，蹲在井台边拧干时垂下来的碎发，想起她低头时脖颈后那一小片被晒成蜜色的皮肤。我想起她被关在家里的这些日子，不知道瘦了没有，哭了没有，有没有在那些漆黑的夜里跟我一样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把枕头湿了一次又一次。

可是，沈叔不拦了，这日子就真能顺顺当当地过下去了吗？

我跟秀兰之间最大的坎儿，从来不是沈叔不让，而是我穷。

我没有钱，没有像样的房子，没有让秀兰过上好日子的本事。沈叔给了我五千块，那是他的养老钱，也是他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我不能拿。不是我不缺这个钱，我缺，我做梦都缺。我做梦都想有一笔钱让我再建鸡棚、再买鸡苗，让我在秀兰面前硬气一回。可我不能拿他的钱，因为拿了，我这辈子在他面前就抬不起头来，在秀兰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我要的是靠我自己的双手，把秀兰娶回家，让她过上好日子。

可这话说起来硬气，做起来却不是一般的难。

快到年根底下，家家户户都在忙年。蒸年糕的，炸麻花的，杀年猪的，村子里弥漫着一股油腻腻的香气。只有我家冷冷清清的，娘连豆腐都没舍得买几块，说要省着钱给我还债。我心里头酸得很，嘴上却什么也没说。大年三十那天，我去镇上买了一斤肉、一包糖、两幅对联，算是过了个年。娘把肉切了炒了一盘，我们一家三口围着那张缺了腿的桌子，谁也不说话，谁也不动筷子。

我看着娘那张被岁月揉皱了的脸，看着爹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形的手，心里头暗暗发誓：明年，明年我一定要让爹娘过个像样的年，大鱼大肉端上来，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

正月初三，我去了趟城里。

说是城，其实就是个县级市，离我们村七十多里路。我骑着那辆破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一床被子、几件换洗衣服和一袋干粮。临走的时候，爹站在村口送我，没说什么，就挥了挥手。我骑出去老远了，回头看，他还站在那儿，像一棵长在路边的老树，风把他的棉袄吹得鼓起来。

城里的活比我想象的好找些，可也比我想象的苦得多。我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了活，搬砖、和水泥、扛钢筋，什么累干什么，一天两块钱。工头姓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说话嗓门大，动不动就骂人，可他也不全是坏心，至少每天管三顿饭，虽然那饭就是馒头咸菜加水煮白菜，可总比饿肚子强。

我跟十几个工友挤在工棚里，棚子是石棉瓦搭的，四处漏风，夜里的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冻得人缩成一团也睡不着。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秀兰，想她现在在干什么，有没有也在想我。自从沈叔那天晚上来过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不是不想见，是不敢见。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了，还有什么脸面站在她面前？

可我没想到的是，正月十五那天晚上，秀兰出现在了工地的门口。

那天刚下工，我累得跟一滩泥似的，浑身是灰，手上磨出了新的血泡，正蹲在工棚外面啃馒头。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那声音穿过工地的嘈杂声，像一根细细的针，精准地扎进了我的耳朵里。我猛地抬起头，看见秀兰站在工地的大门口，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棉袄，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她的脸被冻得通红，眉毛上结着一层白霜，可她看见我的那一瞬间，笑了，那笑容比正月十五的月亮还亮，比我见过所有的光都亮。

我扔掉馒头，站起来，不管工友们惊讶的目光，朝她跑了过去。跑到她面前，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看着她的脸，看着她瘦削的下巴和微微凹陷的脸颊，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她也是，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落在那条白围巾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她在哭，又笑，伸手过来抹我脸上的灰，抹了两下，发现越抹越花，便索性不抹了，只是用那双有些粗糙却又温热的手捧着我的脸，像捧着一件易碎的瓷器。

我们就这样站在工地的大门口，正月十五的月亮挂在天上，又圆又亮，远处有人在放烟花，嘭嘭嘭地炸开，红的绿的紫的，把夜空映得五颜六色。我哭够了，把她的手从脸上拿下来，发现她的手不像以前那么白嫩了，指头变粗了，骨节突出了，掌心有几道裂开的口子，一看就是干了重活。

我心里头像被人拿刀剜了一下，疼得哆嗦，问她：“你怎么来了？你爹知道吗？”

秀兰抽回手，抹了把眼泪，说：“我爹知道。他送我到村口的。”

我愣住了：“他送你？他不是……”

秀兰低下头，轻声说：“志远，我爹变了。你走了以后，你爹来我们家找过他，两人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从那以后，我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再也没骂过你，也没再提过孙建平。前几天我跟他说要来找你，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那小子在城里吃苦，你去看看也好’。今天他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到村口，还给我塞了五十块钱，让我给你买点好吃的。”

我的鼻子又酸了，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下，硬把那股涌上来的热意逼了回去。我不敢去想爹跟沈叔说了什么。爹是个木讷的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他那张嘴笨得连一句囫囵话都说不利索，更不会跟人讲什么大道理。可他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没有的——他老实。他老实了一辈子，吃了半辈子的亏，可到了关键时候，你反而会信任他，因为你知道他不会骗你，不会害你，他的话不花哨，不漂亮，可每一句都能像钉子一样钉进你心里。

也许，沈叔就是被我爹的这种老实打动了，又或者是他在心里不知道该信谁的时候，发现唯一不会骗他的，就是我这个木讷得近乎无趣的爹。不管怎么说，沈叔这一步迈出来，我对他的那些怨，好像也随着这个冬天慢慢化了。

我把秀兰带进工棚，工友们都好奇地围过来看，七嘴八舌地起哄，说我艳福不浅。秀兰大大方方地跟他们打招呼，把蛇皮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是一锅红烧肉，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还温着。她把肉分给工友们吃，那些汉子们吃得满嘴流油，一个个都说秀兰手艺好，说我有福气。

那天晚上，秀兰在附近找了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回去了。临走之前，她把那条白围巾解下来，围在我脖子上，说：“志远，你好好干，我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

我摸着那条围巾，羊毛的，软软的，带着她身上的温度。我说：“你等我，我一定会回去娶你。”

秀兰走了以后，我干活更拼命了。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去火车站扛大包，一天能多挣八毛钱。我把所有的钱都攒着，一分都不乱花。吃的是工地上最便宜的伙食，喝的是自来水，穿的还是从家里带来的那两身旧衣裳。工友们都笑话我，说我像个守财奴，我笑了笑，不跟他们计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春天来了又走了，夏天又到了。我皮肤晒得更黑了，手上的老茧厚得可以当砂纸用，但也攒下了六百多块钱。我想着再过几个月，等攒够了一千块，就回去重新搞养殖，这次不养鸡了，养鸭子。鸭子比鸡好养，抗病能力强，市场也好，关键是鸭子可以在稻田里放养，饲料成本低。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六月的一天，我正在工地上搬砖，刘工头突然跑过来，递给我一封信。信是村里的王老师写的，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的名字和工地的地址。我心脏猛地一缩，赶紧撕开来看，信是我爹托王老师写的，只有几行字，大意是：秀兰出事了，赶紧回来。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人用大锤猛敲了一下，耳朵嗡嗡作响，眼前的砖头、水泥、钢筋全都模糊成了一片。信纸从我手里飘落下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出工地的，也不记得是怎么找到长途汽车站的。只记得那一天，我坐在去镇上的长途汽车里，满脑子都是秀兰的脸，那张笑着的、哭着、红着脸说“谁说要嫁给你了”的脸。我一遍一遍地回想我们分别时最后那个早晨，她给我围上围巾时的模样，暗暗祈祷她一定要好好的，千万千万要好好的。

等我赶到镇上的卫生院，已经是傍晚了。夕阳的余晖把卫生院的白墙映成了橘红色，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中药混合的气味。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病房，推开门的那一刻，我看见了秀兰。

她躺在病床上，脸色惨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右手上缠着厚厚的绷带，绷带下面渗出了暗红色的血。头发散在枕头上，比分别的时候长了很多，也干枯了很多，没有了几分光泽。床边上坐着沈叔和秀兰她娘，还有我爹。他们看见我进来，全都站了起来。

我爹过来拉住我的手，声音沙哑地说：“志远，你放心，秀兰没事了，只是手指……伤了两根，大夫说能接上，但以后……可能使不上大力气了。”

我顾不上那么多，扑到床前，握住秀兰没受伤的那只手。她的手很凉很凉，像是在冰水里泡过似的。我把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感觉着自己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她的掌心里。

秀兰的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了。她看见我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嘴角慢慢上扬，露出一个虚弱得像要碎掉的笑容。她的嘴唇微微翕动，发出极轻极哑的声音，我把耳朵凑到她嘴边，才听清楚她说的是什么。

她说的是：“志远，我把工作丢了。”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经过。那天秀兰在供销社上班，来了一个顾客买白糖，她称好了递给对方，那个顾客却说分量不够，非得让她再添半斤。供销社的白糖是按定量供应的，每个顾客都有定额，谁也不能多给。秀兰按照规矩拒绝了，那个顾客就不依不饶地闹起来，最后动了手，把柜台上的玻璃砸碎了，秀兰去挡，玻璃碴子扎进了她的右手，两根手指的筋被割断了。

那个顾客后来被派出所带走了，听说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在镇上开了一家饭馆，平时就横行霸道惯了。供销社的领导怕得罪人，不但没帮秀兰讨公道，反而说她自己处理不当，让她停职反省。秀兰一气之下，主动辞职了，工作也没了，手也伤了，整个人像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我听完这些，心里头像着了火。我转过身就要往外走，沈叔一把拉住我：“你要去干什么？”

“我去找那个人算账。”

沈叔把我拽回来，按在凳子上，说：“已经报了案，派出所会处理的，你去有什么用？打赢了坐牢，打输了住院，你让秀兰怎么办？”

我想反驳，可喉咙像被掐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知道沈叔说得对，可我咽不下这口气。秀兰为了等我，连工作都丢了，手也伤了，我要是连替她出头的本事都没有，我还算是个人吗？

那天晚上，我坐在秀兰的病床边，一宿没合眼。她睡得很不安稳，眉头一直皱着，嘴里时不时说几句梦话，我听不清在说什么，但能感觉到她的痛苦。半夜的时候，她突然醒了，睁开眼睛看着我，问我：“志远，我现在手也伤了，工作也丢了，你还会要我吗？”

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把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声音沙哑却无比坚定地说：“要。你变成什么样我都要。”

秀兰笑了，这次笑得很安心，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那笑容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勉强和牵强，只有一种踏实的、笃定的、沉到骨子里的安稳。她闭上眼睛，睫毛微微颤了颤，很快又沉沉地睡了过去，这次没有再皱眉，呼吸也变得绵长而均匀。

秀兰在卫生院住了半个月，我请了假在家照顾她。建筑工地的活没法干了，我干脆辞了工，把攒下的钱拿回家，加上我爹又跟亲戚借了一些，凑了八百块钱。我琢磨着，不出去打工了，就在家里养鸭子，这回要好好干，不能再出岔子。

沈叔知道我要重新搞养殖，主动把家里一块靠近水塘的地借给我用，还帮我做了几个鸭笼。他干活的时候不怎么说话，可干的活实在，木料刨得光光的，钉子钉得结结实实的，比我自己做的强了不知多少倍。有时候我看着他那双粗糙却灵巧的手，看着他弓着背在木料堆里挑挑拣拣的样子，心里头那根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软了，化了，变成了一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温情。

秀兰出院以后，右手还缠着绷带，不能干重活，但她闲不住，每天都来帮我喂鸭苗。我们买了五十只小鸭子，黄黄的，毛茸茸的，嘎嘎嘎地叫，比小鸡仔还活泼。秀兰用左手抓饲料，一点一点地撒在水面上，小鸭子们争先恐后地游过来抢食，在水面上扑腾出一片水花，溅了她一身。她笑得咯咯的，那笑声比什么都好听，能把我心头所有的阴霾都驱散得干干净净。

日子就这么过了下去，不快也不慢。五月的风把麦子吹黄了，六月的雨把稻苗浇绿了，七月的太阳把什么都烤得滚烫，八月的桂花把整个村子熏得香喷喷的。

鸭子长得很快，一个月就褪了绒毛，换上了雪白的羽毛，在水塘里游来游去，像一片移动的白云。我每天早上把鸭子赶到水塘里，晚上再赶回鸭笼，一天要跑好几趟。秀兰的右手慢慢好了，虽然医生说她再也提不了重东西，可日常的活还是能干的。她开始学着用左手做更多的事，吃饭、写字、喂鸭子，虽然笨拙，但从不抱怨，甚至还在我面前开玩笑说自己是左撇子了。

所有的苦累似乎都在往好里走，可我心里头一直扎着一根刺，让我没法真正踏实地过日子。那根刺，是秀兰丢掉的供销社的工作，是她的右手，是那笔我欠亲戚们的债。

我忘不了秀兰在病床上对我说的那句话——“志远，我把工作丢了。”她说得很平静，像是认命了似的。可我看见她转过头去的时候，眼角有泪光一闪而过，看得我心里像刀剜一样疼。那工作是她好不容易得来的，是她爹托了多少人、花了多少人情才把她塞进去的。供销社的临时工，一个月四十多块钱，虽然不算多，可在镇上是个体面差事，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她为了等我，把这份工作给丢了，还把右手伤成了那样。

我有时候半夜醒来，听着隔壁秀兰房里隐隐约约的翻身声，心里头就像压了块大石头，堵得喘不过气来。她嘴上从来不说后悔，脸上也总是笑盈盈的，可我知道她心里苦。哪个姑娘不想风风光光地嫁人？哪个姑娘愿意嫁到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的人家？

沈叔虽然不拦了，可每次他看见秀兰用左手笨拙地夹菜，或者端着碗的时候右手指不自觉地使不上劲，碗从手里滑下去摔碎了，他脸上那种复杂的神情，我看了比挨他的打还难受。那神情里有心疼，有愧疚，还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沉甸甸的东西，压得他整个人都佝偻了几分。

我要把这一切扳回来。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是为了让秀兰过上好日子，让她不再用左手委屈巴巴地生活，让她爹看见闺女嫁对了人，让她不用再过这种缩衣节食、紧巴巴的日子。

可光靠这五十只鸭子，猴年马月才能翻身。

九月的一天，我在镇上卖鸭子的时候，碰到一个收鸭毛的贩子。他姓赵，四十多岁，黑瘦黑瘦的，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走村串户收鸭毛鹅毛。他跟我说，鸭毛比鸭子本身还值钱，特别是那种大白鸭的绒毛，做羽绒服的厂家抢着要。他问我能不能多养一些，他长期大量收，价钱好商量。

我脑子里灵光一闪，像是乌云密布的天空突然裂开一道缝，透进来一道刺眼的阳光。

鸭毛比鸭子还值钱？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跟着赵贩子跑了一趟县城，去了他说的那家羽绒制品厂，亲眼看了他们收鸭毛的全过程。厂里的人跟我说，他们最缺的就是优质的鸭绒，尤其是活拔的鸭绒，产量高、品质好，如果能稳定供货，他们愿意签长期合同。

我那天晚上兴奋得一宿没睡，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算账。一只鸭子一年可以拔三到四次毛，每次能拔一两左右的好绒，一斤绒能卖到七八块钱。养一千只鸭子，光鸭绒一年就能卖几千块，这还不算卖鸭子和鸭蛋的钱。

我找到沈叔，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沈叔听得很认真，中间没插一句话，等我说完了，他沉默了一会儿，问了我一个问题：“活拔鸭毛，鸭子受得了吗？”

我说：“我问过懂行的人，技术得当的话，鸭子不会受太大影响。关键是要掌握好季节和方法，不能硬拔。”

沈叔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两口，说：“你缺多少钱？”

我说：“起码得两千块。”

沈叔没再说话，转身进屋了。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沓钱，递给我。我一看，是两千块，崭新的，连银行封条都没拆。我当时就愣住了，问：“沈叔，你这钱……”

“我攒的。”沈叔吸了口烟，烟雾遮住了他的半张脸，声音是那种很平淡的语气，好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给我自己养老的。你先拿去用，等你挣了钱再还我。”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这钱我要是收了，沈叔的养老钱就全搭进去了。可我要是不收，这个扩大规模的机会就这么没了。我站在那里，手里托着那沓钱，接也不是，还也不是，像是捧着一块烧红的炭，烫得手疼，心里更疼。

“拿着。”沈叔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声音低沉，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志远，我这辈子没看错过人。你爹是个老实人，你也是个老实人。秀兰跟了你，我放心。”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在眼眶里转了几转，最后还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我把钱揣进怀里，那沓不厚不薄的纸币贴着胸口，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它滚烫的温度，像是要从皮肤直接烙进心里去。我弯下腰，给沈叔鞠了一躬，什么话都没说，因为所有的感谢都堵在喉咙里，变成了一团滚烫的东西，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沈叔摆了摆手，转过身去，留给我一个倔强的背影。

那天晚上，我跑去找我爹，把这件事跟他说了。爹正蹲在院子里编筐，听完我的话，手里的活没停，只是说了一句：“沈老大这个人，嘴硬心软。以前他是怕闺女跟你受苦，现在他想通了，你就别辜负他。”

我看着爹那双因为常年编筐而变得满是伤痕的手，那双手青筋暴起，骨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黑泥。我想起沈叔把养老钱塞给我的那个瞬间，想起秀兰在病房里对我说的那句“你会要我吗”，想起那个晌午她在田埂上喊我的模样，那时她还穿着碎花衬衫，马尾辫在风里一甩一甩的，手里提着一瓦罐酸梅汤，声音清脆得像六月里刚摘下来的黄瓜。

我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把那点泛上来的酸涩压回去，对爹说：“爹，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那一年秋天，我像上足了发条的钟，一刻不停。鸭子从五十只扩大到五百只，鸭棚扩建了，饲料储备也更足了。秀兰帮我管账，她的右手虽然使不上大力气，但写字没问题，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比我自己瞎记强多了。沈叔隔三差五来帮忙，木匠活没得说，把鸭棚修葺得结结实实的，台风天都没倒。

日子虽然苦，可每一天都过得踏实，过得有奔头。

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先是赵贩子介绍的羽绒厂跟我们签了一年的供货合同，保证按市场价收购所有的鸭绒。然后是秀兰的手恢复得比预想的好，虽然不是完全正常，但日常生活已经没有大碍，甚至可以帮我剁鸭食了。最后是那笔债，我陆陆续续还了大半，只剩下沈叔那两千块还没动，因为他说不急，让我先把紧的还了再说。

那年的六月六，是秀兰的生日。我提前好几天就开始琢磨送她什么礼物。想来想去，觉得最该送她的，是那件被我退回去的白色衬衫。

那件衬衫，秀兰一直留着。我后来才知道，她把它压在箱底，每次翻出来看的时候，都会掉眼泪。我当初那么绝情地退回去，她那时候该有多伤心，我简直不敢去想。

六月六那天傍晚，我收工以后，洗了澡，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裳，揣着那件衬衫，去了沈家。沈叔和秀兰她娘在院子里乘凉，看见我来了，都站了起来。我站在院门口，脸涨得通红，手心全是汗，心跳得砰砰响，几乎要撞破胸膛。

我喊了一声：“沈叔，婶子。”

沈叔看了我一眼，好像预感到了什么，把蒲扇放下，正了正身子。

我从怀里取出那件衬衫，叠得方方正正的，还带着我身上的温度。我把衬衫递到沈叔面前，声音有点发抖，可还是努力稳住自己：“沈叔，我想求您一件事。我想娶秀兰，请您把她嫁给我。”

秀兰她娘一下子捂住了嘴，眼眶红了。沈叔没说话，盯着那件衬衫看了好一会儿。

秀兰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屋里出来了，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确良上衣，头发刚洗过，湿漉漉地披在肩上，脸上红扑扑的，眼睛里亮晶晶的，像是盛了一汪水。她看见那件衬衫，先是一愣，然后什么也没说，眼泪就那么无声无息地下来了，顺着脸颊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门坎上。

沈叔沉默了很久。院子里安静极了，能听见远处稻田里的蛙鸣，和风吹过枣树的沙沙声。他拿起那件衬衫，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像是在看一件珍贵的物件。最后，他把衬衫叠好，放回我手里，站起来，走到秀兰面前，拉起她的手，走到我面前，把她的手放在我手心里。

那只手温热的，微微颤抖着，右手的伤疤摸上去有些粗糙，硬硬的，像是什么东西在上面刻下的印记。

沈叔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不像是高兴，也不像是难过，更像是一种久经风霜之后终于放下的轻松：“志远，我就这一个闺女，交给你了。你要是让她吃苦受累，我饶不了你。”

我没忍住，眼泪终于掉了下来。秀兰也是，泪水啪嗒啪嗒地落在我手背上，温热的，一滴接一滴，像六月的雨。她的嘴唇哆嗦着，没有声音，可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她在说：我等到你了。

那一年的秋天，农历八月十六，我跟秀兰办了婚礼。

婚礼很简单，没有花轿，没有乐队，没有铺张的酒席，可全村的人都来了。院子里摆满了桌子，桌上虽然没有山珍海味，可鸡鸭鱼肉都有，白酒啤酒管够。我娘高兴得合不拢嘴，在灶台前忙得团团转。沈叔喝了不少酒，跟我爹两个人肩并肩坐在院子里，红着脸说着什么，说到动情处，两个老人都红了眼眶。

秀兰穿了一件大红色的嫁衣，是她自己用缝纫机做的。她的右手不太灵便，压线的时候老是歪歪扭扭的，可她一遍一遍地拆了重来，最后做出来的衣服虽然算不上多精致，可穿在她身上，比什么都好看。我当着全村人的面，把那件白衬衫穿在了身上，那是两年前她送给我的那件，我一直珍藏着，舍不得穿，今天终于名正言顺地穿上了。

老胡坐在酒席上，喝得脸红脖子粗，冲着人群嚷嚷：“我当年说什么来着？我说那姑娘对你有意思，你还不信！现在怎么样？被我老胡慧眼识珠了吧！”大家哄堂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连桌子腿都在跟着颤。

那天晚上，宾客散尽，月亮又大又圆地挂在天上，把整个院子照得亮堂堂的。我和秀兰并排坐在院子里，谁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天上的月亮，听着远处稻田里的蛙鸣，感受着秋夜的风从脸上拂过，带着桂花的甜香和新翻的泥土气息。

秀兰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志远，你还记得那年田埂上我给你送酸梅汤的事吗？”

我笑了：“记得，怎么不记得。你说‘别顾吃饼，姑娘送酸梅汤’，隔了两块田，声音大得跟打雷似的，全周老三家的帮工都听见了。”

秀兰锤了我一下，力气不大，跟挠痒痒似的：“我才没那么大声呢，你净瞎说！那罐酸梅汤，我煮了整整两个小时，放了好多好多的冰糖，就怕你觉得苦。从镇上骑车到周老三家的田头，骑了四十多分钟，可我就怕去晚了汤不凉了，一路骑得飞快，到了的时候手都麻了。”

我把她搂紧了些，下巴搁在她头顶上，闻着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香，心里头满满当当的，像是装进去了一整个秋天。我说：“我记得，我都记得。那罐酸梅汤，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的东西。”

秀兰抬起头看着我，月光落在她眼睛里，亮闪闪的，像碎银子。她问：“比供销社卖的好喝？”

我说：“供销社的算什么，一百瓶也比不上你那一罐。”

她笑了，笑得很满足，把脸埋进我怀里，像只猫咪一样蹭了蹭。

月亮慢慢移到了树梢头，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那间崭新的鸭棚上，投在那群安安静静睡觉的鸭子上，投在那片我们流过汗、流过泪、盼过、等过的土地上。

后记

后来的事情，说来也平常。

我跟秀兰的鸭场一年比一年大，从五百只到一千只，从一千只到三千只，后来盖了新厂房，雇了几个工人，在镇上开了个门市，专门卖鸭蛋和鸭绒。苦日子过了三四年，慢慢地好起来了，债还清了，新房子盖起来了，彩电、冰箱、洗衣机一样一样地添置了。

秀兰的右手虽然还是使不上大力气，可她已经习惯了用左手做很多事。她学会了用左手写字、切菜、打毛衣，甚至比我右手还灵活。她说这是老天爷给她的特殊本领，别人想学还学不来呢。我一直没告诉她，多少个夜晚，我看见她因为右手使不上劲，解不开一个简单的瓶盖，急得满头大汗的模样，又或者缝补衣服时针脚歪歪扭扭，她一遍遍拆了重来的倔强。每次撞见，她都慌乱地藏起来，对我笑笑说没事，可我什么都看见了。

秀兰给我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叫林念梅，纪念那罐酸梅汤的意思；儿子叫林远志，没啥讲究，就是把我名字倒过来，好记。两个孩子都争气，大闺女念了大学，在城里当了老师，小儿子还在念高中，成绩比他姐还好。

爹和娘岁数大了，我把地里的活全揽了过来，让他们在家歇着。可他们闲不住，娘还是每天早起做饭，爹还是每天去鸭场转悠，看见哪只鸭子不对劲，比我还着急。沈叔和秀兰她娘也老了，沈叔的木匠活早就不干了，可他的手艺没丢，给自己的外孙做了好多小木马、小木剑，一个个精致得跟工艺品似的。两个老人四个长辈，身体都还算硬朗，这是我们做儿女的最大福气。

我和秀兰每年夏天都做酸梅汤。用自家树上的乌梅，加上山楂、甘草、陈皮、冰糖，在灶上慢慢熬，熬得浓浓的，晾凉了，灌进瓦罐里，用井水镇上半天。每年喝第一口的时候，秀兰都会问我一模一样的问题：“好喝吗？”我的答案也永远不变：“好喝，这辈子最好喝的就是你做的酸梅汤。”

去年夏天，我们俩在院子里乘凉，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是院子的树已经长得很高很高了，风吹过来，叶子哗啦啦地响。秀兰忽然问我：“志远，你说咱这一辈子，苦不苦？”

我想了想，说：“苦过，可甜更多。”

秀兰笑了，眼角有了细细的皱纹，可眼睛还是那么亮，跟三十多年前田埂上那个送酸梅汤的姑娘一模一样。她说：“我从来没后悔过，一天都没有。”

我看着她，眼睛有点涩，想说点什么，又觉得什么都不用说。所有的话，都在那罐酸梅汤里了，都在那条泥泞的田埂上了，都在那些流过的汗和泪里了，都在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里了。

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们这些人穷过苦过也笑过，到头来最值钱的不是什么钱什么房子，是你累的时候有个人给你端一碗汤，你难的时候有个人陪你熬过去，你老了的时候还有人问你一句——你还记得那年田埂上我给你送的酸梅汤吗？

记得，当然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