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1915年9月15日，上海法租界的一间小弄堂里，一份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悄然创刊。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主编陈独秀写的《敬告青年》，他对着当时的中国青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那是一个怎样的中国？辛亥革命的枪炮声过去不过四年，皇帝没了，帝制的阴魂却仍在游荡。袁世凯忙着复辟，下令全国尊孔读经，旧礼教、旧道德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裹着这个老大帝国；军阀混战不休，民不聊生，年轻人被“忠孝节义”捆住手脚，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

陈独秀不是第一个喊出变革的人，却是第一个把“思想革命”的大旗，直接插到了旧时代的心脏上。从《青年杂志》到后来改名《新青年》，从上海到北京，从一间小小的编辑室到北大红楼，一场席卷全国的新文化运动，就这样从一粒火种，烧成了燎原大火。而陈独秀身边，一群同样怀着赤子之心的文人，也跟着站了出来，用一支笔，为中国劈开了一条思想的生路。

一、火种：陈独秀与《新青年》的破局呐喊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的旗手。他早年参加反清革命，办过报纸，坐过牢，却始终没放弃改造中国的念头。辛亥革命后，他看着共和的招牌下，依旧是专制的旧骨头，终于明白：“救中国，首在改造国民的思想。”于是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喊出了“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也就是后来被青年们亲切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两面旗帜。

他的文字像一把锋利的刀，直接砍向旧礼教的根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这种激进的态度，在当时的中国无异于平地惊雷。

一开始《新青年》的发行量只有一千份左右，大多是陈独秀的朋友和学生在看，可慢慢地，越来越多的青年被里面的文字点燃——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了，给陈独秀写了长信，提出文学改良的想法；躲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鲁迅，被钱玄同找上门，问他“抄这些有什么用？”，他说“没什么用”，钱玄同便劝他“那不如写点文章试试”，于是才有了后来的《狂人日记》。

陈独秀的一生，始终在和旧时代对抗，后来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虽然后来因路线问题离开党，却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晚年在江津贫病交加，也绝不向国民党妥协。他的激进，或许有争议，但他当年点燃的火种，却照亮了无数青年的路。

二、阵地：蔡元培与北大的“兼容并包”

新文化运动能从上海的小弄堂烧到全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蔡元培。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一上任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要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真正的现代大学。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陈独秀来北大当文科学长。陈独秀一开始不愿意，说自己“只会写文章，不会教书”，蔡元培便说：“你可以不教书，只要来主持文科改革就行。”为了让教育部通过任命，他甚至帮陈独秀伪造了学历，说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陈独秀到了北大，《新青年》也跟着迁到北京，北大红楼一下子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不是和稀泥，而是给了新旧思想平等对话的舞台。他请来了拖着辫子、讲“君权神授”的辜鸿铭，也请来了倡导新思想的胡适；请来了旧学功底深厚的黄侃，也请来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新旧学者在同一个校园里讲课、辩论，学生们也跟着吵——支持新文学的学生骂旧文学“陈腐不堪”，维护旧传统的学生骂新文学“引车卖浆之语”，可正是这种吵，吵出了思想的火花，让北大成了当时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

蔡元培的温和与包容，给了新文化运动生长的土壤。他不是激进的革命者，却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留住了一群敢说话、敢破局的人。后来他当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始终坚持学术自由，1940年在香港去世，没能看到抗战胜利，却用一生践行了“教育救国”的理想。

三、文学革命：从文字到思想的彻底革新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枪，是从文学革命打响的。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八点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不避俗字俗语”……他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说“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胡适的文字一开始还有些温和，可陈独秀紧接着就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直接喊出了三大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一下子把“改良”变成了“革命”。

可当时新文学的声音还很弱，反对的人多，却没人愿意公开站出来骂，钱玄同便和刘半农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用极其古板的文言写了一封长信，痛骂白话文是“亡国之音”，刘半农再以《新青年》记者的身份，逐条反驳，把旧文学的弊端批得体无完肤。这出戏一出来，立刻引爆了全国的讨论，白话文一下子火了起来。

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学生，旧学功底极深，却激进地喊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后来还参与了国语罗马字的制定，为语言改革做出了贡献；刘半农则不仅演了双簧戏，还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这样的新诗，发明了第三人称代词“她”，解决了白话文的一大难题，可惜他43岁就因病去世，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而文学革命最耀眼的实绩，来自鲁迅。1918年，他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用一个“狂人”的视角，撕开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不是喊口号的革命者，他的笔始终对着国民性——《阿Q正传》里的麻木，《药》里的愚昧，《祝福》里的绝望，他说自己写文章，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种清醒，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里独一无二。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是新文学的重要人物，他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主张，说新文学应该“以人道主义为本，记录研究人生诸问题”，他的散文冲淡平和，比如《乌篷船》，没有激烈的口号，却藏着对普通人的关怀。可抗战时期，他却留在北平当了伪政府官员，成了汉奸，一生的污点，让他从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变成了历史的罪人，晚景凄凉，让人唏嘘。

四、思想转向：从文学革命到社会革命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仅仅靠文学改良，救不了中国。于是，思想的方向开始分化，一部分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大钊一开始和陈独秀、胡适一样，倡导民主与科学，可随着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他看到了一条全新的路。1918年，他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在北大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和陈独秀一起筹备建立共产党。1927年，他被张作霖逮捕杀害，年仅38岁，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理想。

和李大钊一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陈望道。1920年，他在浙江义乌的柴房里，躲着蚊虫翻译《共产党宣言》，因为太专注，把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着粽子吃，还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他的译本，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后来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者，都是通过这个译本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陈望道后来当了复旦大学校长，参与编纂《辞海》，一生都在为教育和语言文字工作努力。

而另一些人，则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李大钊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后来成了国民政府的官员，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到大陆，晚年在台湾反思自己的道路，始终坚持“一点一滴的改良”，却没能看到中国真正的改变。

还有郭沫若，他是新诗的代表人物，1921年出版的《女神》，用奔放的激情打破了旧诗的格律：“我是天狗！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他的文字充满了反抗精神和对自由的渴望，后来也转向了革命，成了左翼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而这群人里年纪最大的梁启超，也始终在跟着时代走。他早年的《新民说》，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主张改造国民性，和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一脉相承。他后期支持白话文运动，在北大讲课，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胡适早年也很崇拜他，两人有不少学术交流。梁启超从维新变法到新文化运动，一直在为中国寻找出路，1929年去世，年仅56岁，没能看到中国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