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起诉阶段20%案件止步，低无罪率促使律师辩护策略转变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叙事中，法庭一直被视为决定被告人命运的“主战场”。控辩双方在此围绕证据展开对抗，最终由法官作出裁判。

但在现实的司法运行中，刑事案件的处理重心，正在从审判阶段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

“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2026年4月26日，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第二届“西政刑辩论坛”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直言。而多位与会学者与实务人士的观察也指向同一趋势。

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主任邓楚开在分享办案经验时说，他办理过一起盗窃案，家属找到他时，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也被逮捕。

家属提出，希望律师作无罪辩护。但对于是否要在这一阶段提交辩护意见，家属起初并不乐意。家属担忧，如果过早把辩护意见交出去，检方可能据此要求公安补充侦查，反而让己方陷入被动。

在沟通时，他告诉家属：“近年来，我国审判阶段无罪率基本上在0.03%左右，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率在20%左右，你愿意选择哪个？”

针对可能出现的补充侦查问题，邓楚开表示，可以根据案件是否退回补充侦查，决定辩护意见的提交时机。

最终，家属同意在该阶段提交辩护意见，当事人也获得不起诉处理。

刑事司法中，审查起诉阶段原本被定位为连接侦查与审判的过渡环节。但参会者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一阶段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实质性功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表示，在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空间相对有限，阅卷等核心权利难以实现，而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律师可以较为充分地阅卷、会见当事人，并向办案机关表达意见。这一阶段在程序条件上，为辩护提供了更完整的基础。

审查起诉承担着案件“分流”的功能。顾永忠将其比作一个“调节器”：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呈现为一个“广口”，而经过审查起诉后，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数量明显收缩，也在客观上为辩护提供了更多空间。

最为明显的佐证体现在不起诉率和无罪率的差异上。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在会上提到，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比例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从2016年前后的不足6%、2017年的6.3%、2018年的7.5%，逐步提升至2022年的20%以上，近年来维持在接近20%的水平。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审判阶段的无罪率。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刑事案件的无罪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以2024年为例，全国刑事审判中被宣告无罪的被告人仅294人，在约140万名被告人中，占比仅为0.021%。而在更早的2000年前后，这一比例曾接近1%，此后逐步下降。

此外，即便案件进入后续的审判阶段，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的比例普遍偏高。

“很多处理结果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基本形成。”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剑虹指出，在当前的刑事诉讼运行中，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往往对后续裁判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审查起诉阶段愈发重要，与刑事司法结构变化有关。

不起诉类型也得到扩充。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表示，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立法机关废止了“免予起诉”制度。立法引入了新的不起诉类型，包括证据不足不起诉和裁量不起诉，以适应案件处理的需要。

“1996年以后，检察机关严格控制不起诉率，很多地方办案机关的不起诉率就非常低。因为昆山反杀案这类案件，让最高人民检察院认识到不起诉的法律价值可能并不低于起诉，不起诉比例一下就增加了。”张建伟说。

更大的背景在于刑事犯罪已迈入轻罪时代。

近年来严重暴力犯罪数量持续下降，而轻微犯罪占比显著上升。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近十年的数据发现，2013年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被告人数占比首次超过八成，此后除2017年外，这一数据始终维持在85%左右。这意味着，轻罪已经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于2018年写入刑事诉讼法，指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同意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从而获得从宽处罚的制度。

在这一结构下，大量案件在进入审判前即已具备处理条件。陈国庆表示，很多轻微犯罪的认罪认罚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会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进行沟通，形成初步处理意见。

“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稳定保持在85%以上，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最终结果就已经确定了。”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说。

这一点体现在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采纳率上。

以2025年为例，全国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超141万人，适用率84.8%。认罪认罚案件提出量刑建议超123万人，占98.9%。对于提出的量刑建议，法院采纳超106万人（不含调整量刑建议），采纳率86%。认罪认罚案件上诉3.8万人，同比下降12.5%；上诉率3.1%，较非认罪认罚案件低33.4个百分点。

2026年4月26日，第二届“西政刑辩论坛”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召开。

随着审查起诉在案件处理中的地位上升，辩护工作的重心也随之发生变化。但多位律师从实务角度指出，辩护权利在实践中仍面临落实问题。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郝春莉表示，尽管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出台了依法保障律师阅卷权的工作规定，但实践中仍存在阅卷滞后，“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程序之后，律师等待阅卷的时间过长，有的等待一周两周，有的甚至更长”。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查起诉阶段的期限通常只有一个月，最长也不过一个半月。如果阅卷时间滞后，会直接压缩律师充分阅卷和与检察机关沟通的空间，从而影响实质性辩护的开展。”郝春莉表示。

山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阚吉峰对此也深有体会。“很多案件被告人已经逮捕了，律师阅卷还没有阅到。”

除此之外，认罪认罚制度在落实时也存在异化的情况。

“从理论上讲，认罪认罚以及获得从宽处理是一项法定权利，只要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程序就应当启动。”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在发言中表示，但在实践中，这一程序更多呈现为由检察机关主导的“职权启动”。

毛立新举例，他曾办理一起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多次在审查起诉阶段与检察机关沟通，当事人希望通过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理，但相关请求未被采纳。最终，该案当事人在庭审中认罪，仍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在认罪认罚制度框架下，控辩协商成为重要机制，但在实践中，“很多协商没有过程，就是把认罪认罚书拿过来直接让你签”。北京市周泰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兆峰表示，在证据掌握和法律适用上，检察机关具有明显优势，导致协商中话语权不对等。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提到，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对协商失败后的处理有更为明确的限制，例如协商过程中形成的内容，不得作为对犯罪嫌疑人的不利证据。

目前我国围绕认罪认罚中的控辩协商，诸多关键问题尚缺乏明确规范，包括协商的启动条件、协商的具体内容以及协商不成时的法律后果等。韩旭建议，希望上述问题，能随着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得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