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上午十点,我哥走了。
电话是嫂子打来的。我正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发呆,手机震动,屏幕显示“嫂子”两个字。那一瞬间我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前两天去医院,医生说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建国……十点整走的。”嫂子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几个字。
我说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我在工位上坐了几秒钟。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明晃晃的,跟没事人似的。我站起来,跟旁边的同事说了一声,就往门外走。走到电梯口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我哥叫李建国,比我大六岁。他生在腊月二十一,属马,今年才四十六。
四十六岁,搁现在这个年代,真的还年轻。我有时候刷短视频,看那些五十多岁的人还跟小伙子似的到处旅游、跳广场舞、拍段子,再想想我哥,心里就堵得慌。他这辈子连省都没出过几次,最远去过一趟北京,还是因为去肿瘤医院看病。
他这一辈子,吃得最多的苦,受得最多的罪,到头来什么都没享着。
从公司到医院,打车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里,我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他以前的样子。
二
我们家在铁路家属院长大。
父亲是铁路上的老人,机务段的,干了一辈子火车司机。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茶叶蛋和豆腐串。小时候家里穷,但也不至于饿肚子,父亲一个月工资虽然不多,好歹是铁饭碗,有口安稳饭吃。
我哥打小就懂事。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每天放学我哥都来接我。他从学校出来得比我早,就在校门口等着,手里要么拿着一个烧饼,要么拿着两串豆腐串,都是他在母亲摊上“顺”的。他舍不得吃,都给我。我说哥你也吃,他说我不饿。
男孩子哪有不饿的。他就是舍不得。
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父亲是个要强的人,对我们兄弟俩的教育从不放松。我哥成绩一直中等偏上,不算拔尖,但肯下功夫。他房间里贴着一句话,是他自己用毛笔写在挂历纸背面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每天都能看见。
只是他没读完高中。
父亲那几年矽肺越来越严重,咳嗽起来像是要把肺管子咳出来。母亲带着父亲到处看病,家里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我哥那时候念高二,有一天放学回来,把书包往床上一放,跟母亲说:“妈,我不念了,我想上班。”
母亲当时就哭了,说不行,你这成绩只要再努努力,考个大专没问题。我哥说妈你别哭了,我爸身体不好,家里得有人挣钱。再说铁路子弟能接班,这是多少人想要都要不来的机会。
后来他还是办了退学手续,顶了父亲的班,去了工务段。
那年他十九岁。
三
工务段是干什么的?就是养路的。铁轨铺在那里,风吹日晒雨淋,火车一趟一趟地碾,时间长了就会变形、磨损、出毛病。工务段的人就是专门负责检查、维护、修理这些铁轨和道床的。说白了,就是给铁路当保姆。
我哥刚去的时候是线路工,学徒。跟着老师傅们在铁道线上跑,扛着洋镐、压道机、撬棍,冬天零下二十度在外头一干就是一天,夏天钢轨晒到六十度,穿着厚底的劳保鞋都烫脚。
我后来去看过他一次。那时候他已经干了一年多,我去他工区的宿舍,他正好轮休,在床上躺着。我一眼就看见他的膝盖肿得老高,跟发面馒头似的,青紫色的淤血从膝盖一直蔓延到小腿。
我说哥你腿咋了。
他说没事,线路工都这样,天天蹲着干活,膝盖受不了。半月板磨损,老师傅们都有这毛病。
我说那你不去看医生?
他说看了有啥用,又不能换一个新的。没事,习惯了就好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那时候他一个月工资六百多块钱,自己留一百,剩下的全寄回家。我上高中的学费、生活费,基本上都是他供的。母亲每次接到他寄回来的钱都哭,说建国这孩子命苦。我哥在电话里说妈你别哭了,我是老大,应该的。
他干了整整六年线路工,后来单位组织轨道车司机培训,他报名考上了。
轨道车是铁路线上用来运送人员和材料的一种小型内燃机车,跟火车头差不多,但小一号。开轨道车虽然也辛苦,但好歹不用天天扛着洋镐在线路上跑了。我哥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培训的时候比别人都刻苦,白天学理论,晚上别人打牌喝酒,他一个人在宿舍看书。考试的时候理论和实操都是第一名。
他后来开的那台轨道车,型号是秦岭牌,车号1227。
这个车号他记得比我身份证号都清楚。
四
嫂子姓王,叫王秀兰,跟我哥是一个工区的,不过她是在后勤上做饭的。我哥那时候三天两头在线路上跑,中午回工区吃饭,嫂子做的面条特别好吃,我哥每次都能吃三大碗。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
他们的婚礼办得简单,在工区食堂摆了几桌,工友们凑份子送了礼。父亲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还是撑着去坐了主桌,敬酒的时候说了句:“建国这娃老实,秀兰你多担待。”嫂子眼圈红红的,点了点头。
婚后第二年,嫂子生了个女儿,取名叫李晓。
我哥抱着女儿的时候,那个高兴劲儿我从来没在他身上见过。一个闷葫芦似的人,抱着孩子傻笑了好半天,然后跟我说:“咱们家有后了。”
我说哥你这思想不对,男女平等。
他说我不管男女,反正是我的就行。
晓晓从小学习成绩就好,这点随了我嫂子。我哥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特别得意。他每次开轨道车回来,都先去嫂子那儿问晓晓考了多少分,然后揣着成绩单回宿舍翻来覆去地看。有一次他喝了酒,红着脸跟我说:“我这辈子算是完了,但只要晓晓能有出息,我干什么都行。”
他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没想到,晓晓后来的出息比他想的要大得多。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年级排名从来没出过前五十。我哥那几年走路都带风,工友问他咋了,他也不说,就嘿嘿笑。
五
我哥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闷。
不爱说话,不爱表达,心里有事全憋着。他跟我嫂子过日子二十来年,从来没说过一句“我爱你”之类的话。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哥你也不给嫂子买束花,浪漫一点。他说买那玩意儿干啥,浪费钱。
他不是不疼嫂子,他就是那个脾气。他工资卡一直放在嫂子那儿,自己身上就留个零头。嫂子腿不好,他每次去城里办事都记得买药膏回来。他不说,但所有的事都在心里装着。
对我也一样。我考上大学那年,他在上班没来送我,走之前给我塞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块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好好学习,别给咱家丢人。”字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我知道他练了很多遍。
还有那张纸条上没写出来的话——他怕我上不起学。
那时候他一个月工资也就两千出头,嫂子在工区做饭一个月八百块钱,两口子省吃俭用,愣是攒了两千块给我。我后来跟他说哥你不用给我这么多,我有助学贷款。他瞪了我一眼:“贷款不要利息啊?让你拿着就拿着。”
六
干了两年轨道车司机以后,我哥的技术越来越好。
轨道车这玩意儿,说好开也好开,说不好开也不好开。它跟火车头不一样,马力小,制动系统老旧,在坡道上尤其难控制。我哥开的那1227轨道车,变速箱一直有点毛病,三档挂上去有时候会跳档,别人开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我哥开却从来没出过问题。
后来有个老师傅告诉我,你哥每次上车之前都提前二十分钟到,把车从头到尾检查一遍。哪个螺丝松了,哪个油管漏了,他比谁都清楚。他的轨道车里永远干干净净的,驾驶台上连个灰都没有。
段里有好几次评比,我哥都是先进工作者。他得的那些奖状,嫂子全贴在客厅墙上,一进门就能看见。我哥有一次回家看见了,嘟囔了一句“贴这干啥”,顺手就往下撕。嫂子拦住他,说贴这儿大家都能看见,多有面子。我哥哼了一声不说话了,但后来那些奖状再也没被撕下来过。
他的同事老周跟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年冬天,下大雪,线路被埋了,轨道车要出去送抢险物资。我哥发动车的时候发现制动系统有点异常,别人说没事走一步看一步,我哥非要把问题查清楚才动车。他跟老周两个人在零下十几度的车库里查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发现是制动管路里冻住了一小块冰。处理完了以后,车才开出去。
老周说:“你哥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犟。但话说回来,铁路上的活,还真就得他这种犟人干。”
七
两年前的春天,他开始咳嗽。
一开始谁都没当回事。铁路上的男人,哪个不咳嗽?粉尘吸多了,嗓子常年不舒服,十个人里有八个都咳。他自己也没在意,买了点止咳糖浆喝,该抽烟抽烟,该上班上班。
嫂子催了他好几次让他去医院查查,他都说没事。后来咳得越来越厉害,半夜里经常咳醒,嫂子就跟他吵。他说查一回几百块钱,有那钱给晓晓买点啥不好——晓晓那年正好高三,正是花钱的时候。
一直到那年五月份,他咳出血了。
是嫂子给我打的电话,声音都是抖的:“大哥咳血了,你赶紧过来。”我赶过去的时候,他还坐在床沿上,手心里一摊暗红色的血,脸上倒没什么表情,就说了一句:“这下怕是真的得去看看了。”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是我去拿的报告。
肺癌,中央型,非小细胞型,局部晚期。
我拿着报告单在医院走廊里站了足足五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妈就是肺不好走的,矽肺拖了很多年,最后还是没撑住。现在轮到我哥了。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更不知道怎么跟嫂子说。
我回病房的时候,我哥正靠在床头看手机,看的是晓晓的成绩单截图。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拿到了?给我看看。”
我把报告单递给他。他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病房里安静极了,只听见墙上时钟的滴答声。
看了大概两分钟,他把报告单叠起来放在枕头底下,摘下眼镜,看着天花板说了一句:“怕啥来啥。”
我说哥你别灰心,现在医学发达了,肯定能治。
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轻轻点了一下头。
八
接下来就是一年多漫长而痛苦的治病过程。
手术是做不了的,医生说位置不好,靠近大血管,风险太高。只能化疗加放疗,后来又上了靶向药。
化疗的副作用很快就来了。他开始掉头发,恶心想吐,吃什么都没胃口。整个人瘦得很快,一百六十多斤的男人,半年不到掉到了一百一。脸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下去,颧骨高高地凸出来。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看人的时候还是那种不怎么说话的、老实巴交的眼神。
嫂子每天在医院陪床,夜里就在椅子上靠着睡,第二天一早又起来给他熬粥、擦身子。她在嫂子面前从来不哭,但我在走廊里撞见过好几次,她蹲在拐角处,肩膀一耸一耸的,无声地哭。哭完了擦把脸,端着一盆水回病房。
我哥化疗完了回家休养,晓晓正好放月假回来。孩子不知道他爸生了什么病,只知道是“肺炎”。我哥怕影响她高考,跟嫂子商量好了别告诉她。晓晓回来那天,我哥特意换了件干净的衬衫,还剃了胡子,坐在沙发上跟闺女聊天。
他说:“晓晓你这次月考成绩咋样?”
晓晓说:“数学没考好,才一百一十二。”
我哥说:“一百一十二还叫没考好?你想考多少?”
晓晓说:“起码一百三。”
我哥笑了,那笑容很轻,像是什么都很满意又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你这丫头,比你爸强多了。”
晓晓说:“爸你瘦了好多,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我哥说:“没有,减肥呢。”
晓晓高考那两天,我哥正发着低烧。他在病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就坐在旁边看着。半夜两点多,他突然来了一句:“你说晓晓能不能考上?”
我说:“肯定能,你放心。”
他说:“铁路办那个金秋助学,你帮我问问,怎么申请,要什么材料。”
我说哥你安心养病,这些事我去办。
他点了点头,过了大概十分钟,又说:“你说要是晓晓考上大学我不在了,她会不会怪我?”
这句话说得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下来。我说哥你别胡说八道,你好好配合治疗,肯定能看着晓晓上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孩子。
他没再说话,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我听见他低低地叹了一口气。
九
晓晓高考完的那天晚上,我哥特意让嫂子把他的老年机拿出来,给晓晓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吵,同学们都在庆祝。晓晓的声音是雀跃的,说爸我考完了,我感觉考得还不错。我哥说好好好,考完了就好好休息,别想太多。晓晓说爸你最近怎么样,身体好点没有?我哥说好多了,你放心。
挂了电话以后,我哥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闭着眼睛躺了好一会儿。
嫂子问他想啥呢。
他说:“晓晓这个声音,我得记住。”
后来晓晓的分数出来了,六百三十多分,超了一本线一大截。一家人都高兴坏了,嫂子在医院走廊里给亲戚们打电话,声音都是颤的。我哥躺在床上,嘴角一直往上翘,但眼眶是红的。
他说:“我闺女真给我长脸。”
晓晓报了省城的一所大学,被录取了。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我哥正好出院回家休养。他拿着那个大红信封翻来覆去地看,看了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嫂子说你把那放抽屉里干啥,拿出来贴墙上啊。
我哥说:“别贴,贴墙上弄脏了,我没事拿出来看看就行。”
后来我才知道,他每天都要把那个录取通知书拿出来看一遍。
十
今年开春以后,他的病情急转直下。
癌细胞的扩散速度比预想的快得多,骨转移以后他开始剧烈地疼痛。那种疼不是普通的疼,是不管吃什么止痛药都只能稍微缓解、但永远消除不了的、深到骨头里的疼。他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咬着毛巾,额头上全是汗,但从来不喊出声。
嫂子在床边坐着,泪流满面,问他疼不疼。
他说不疼。
骗谁呢。
有一次我去看他,正好赶上他在疼。毛巾咬在嘴里,全身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脖子上青筋暴起。他看见我进来,硬是把毛巾吐出来,挤出一个笑。
那个笑我现在想起来心里都难受。
他说:“你来啦?帮我看看手机,晓晓说发了照片过来,我不会看。”
我拿起他那个破旧的老年机,确实没法收照片,晓晓发的是微信,他这手机根本不能上微信。我给他看了看,跟他说手机不支持,等我下次拿个智能手机给他用。
他说算了,不用那么麻烦,你跟我说说晓晓在学校咋样就行。
我说晓晓挺好的,上学期拿了个奖学金,还评上了优秀学生干部。
他点点头,脸上有一种很满足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跟我说:“我这一辈子,啥也没干成,就干了三件事:把线路上那一段铁路养好了,把晓晓供上了大学,没让咱娘饿着。够本了。”
我说哥你别这么说,你才四十六,日子还长着呢。
他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就是放心不下你嫂子和晓晓。”
我把头扭过去,没敢看他。我怕我哭出来。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存折,塞到我手里。“这是我这几年攒的,不多,就两万多。你帮我拿着,等晓晓用钱的时候你给她。别给你嫂子,让她知道该哭了。”
我说哥你自己给。
他说:“我哪还有那个力气。”
十一
半个月前,他住进了宁养病房。
那层楼的病人,大多是已经没有治愈希望、只做姑息治疗的人。护士们说话都轻声细语的,走廊里很安静,安静得让人心慌。偶尔有一两声呻吟从某个病房传出来,然后又安静下去。
我哥已经不太能吃东西了,靠输营养液维持着。他的意识时好时坏,有时候认得人,有时候不认得。但每次嫂子来了他都认得出,眼睛跟着嫂子转,像是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晓晓是上周从学校赶回来的。孩子一进病房就愣住了,她大概怎么也没想到,暑假回家时还跟她谈笑风生的爸爸,现在已经瘦成了这样。她站在床前叫了一声爸,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我哥那天倒是清醒的。他抬起手,像是想摸晓晓的脸,但手抬到一半就落下来了。晓晓抓住他的手,贴在脸上,哭着说爸你快点好起来。
我哥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晓晓,好好学习,好好照顾你妈。”
晓晓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拼命点头。
我哥又说:“你爸没什么本事,对不起你。”
晓晓哭着说:“爸你别说了,你是我最好的爸爸。”
我哥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他这辈子我几乎没见他哭过,是真的硬气。他只是握着晓晓的手,握得很紧很紧。
十二
今天上午十点,他走了。
我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躺在那里了,身上盖着白色的床单。嫂子跪在床边哭得几乎昏过去,晓晓跪在另一边,肩膀一抖一抖的,哭不出声来。
病房里来了好多人。段里的领导来了,工区的兄弟们来了,退休的老工长拄着拐杖来了,连隔壁病房的病人家属都过来了。有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蹲在走廊里抹眼泪。
老周站在病房门口,眼眶红红的,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哥是个好人。”
简简单单的五个字,说得我心里像刀绞一样。
我走过去掀开床单,看了他一眼。
他已经不像以前那个李建国了,太瘦了,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但他的眉头是舒展的,嘴唇微微抿着,像是在做一个很平常的表情。他这辈子就是这样,什么事都往肚里咽,什么苦都不跟人说,到最后连走了都是这副不动声色的样子。
我摸了一下他的脸。
冰凉的。
十三
他的遗物不多。一沓奖状,一个旧水杯,几件穿旧了的工装,一面信号旗,一把检车锤,还有一个硬壳笔记本。
那个笔记本我翻了翻,密密麻麻记着1227轨道车的各种毛病和维修记录。哪年哪月哪日换了什么零件,哪段线路跑起来有异响,多少公里该换机油了,全记在上面,比段里的台账都详细。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
“变速箱三档齿轮异响,疑似磨损,建议回段开箱检查。”
“雨刷电机有时不转,应该是线路接触不好。”
“驾驶室门锁不好关,要用力。”
最后一行字写得很轻,像是已经没什么力气了:
“1227是台好车,别给开散了。”
笔记本里还夹着一张照片,巴掌大小,颜色已经泛黄了。是1227轨道车停在一条山间线路上的样子,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天很蓝。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2008年夏天,大瑶山隧道出口。
那是他开轨道车最远去过的地方。
十四
遗体告别仪式定在明天早上。
今天下午,嫂子让我去看看灵堂布置得怎么样了。我去了灵堂以后,看见那面通常用来写挽联的墙上,挂着一个大相框,里面是我哥穿铁路制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浓眉大眼,精神得很,大概三十出头的样子,笑得很好看。
他很少笑成这样的。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总觉得他下一秒就要开口说话,跟我说“你那篇文章写完了没有”,或者“帮我看看晓晓的学费还差多少”。
灵堂外面,一列货车正从远处的铁道线上驶过,汽笛声远远地传过来,拉得长长的,呜呜地响。
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替所有说不出口的话,替他这一辈子没有喊过的疼,没有流过的泪,没有说出来的爱,替他哭。
铁轨还在,火车还跑,1227轨道车换了新的司机。
只是那个每天提前半个小时到车库,把车擦得锃亮,把每一颗螺丝都拧紧,在笔记本上认认真真记下每一个毛病的人,不在了。
明天送他最后一程,我打算把他的照片和那个笔记本一起放在他的灵位前。
不为别的,就想让他知道:
哥,你这辈子,活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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