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二审律师：高度盖然性规则的二审适用

高度盖然性规则的二审适用：二审法官审查一审法官依据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是否存在主观臆断

在民事诉讼中，追求“客观真实”往往受制于时间流逝、证据灭失及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因此“法律真实”成为司法裁判的现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当证据证明某一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法官可以据此认定该事实。然而，高度盖然性本质上是法官基于在案证据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一审法官依据该标准认定事实后，二审法官应当如何审查这种心证是否正确？是否掺杂了主观臆断？这是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的核心难题，也是决定案件能否在再审中逆转的关键所在。

俞强律师｜上海商事诉讼律师｜专注二审、再审争议解决指出：高度盖然性并非法官随意裁判的借口，其适用必须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与充分的证据印证之上。二审对一审高度盖然性适用的审查，是从“法律审”与“事实审”双重视角对法官心证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校验。

一、高度盖然性规则的内涵与一审适用逻辑

高度盖然性规则，是在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依据否定对方证据时，人民法院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则。这一规则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从传统的“客观真实”向“法律真实”的转变，避免了法官因片面追求“证据确实充分”而陷入拒绝裁判或超职权调查的泥沼。

在一审程序中，法官适用高度盖然性通常遵循以下逻辑：

其一，穷尽举证与质证。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全面举证，法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证和认定。

其二，证明力的对比与衡量。当证据处于非黑即白的真伪不明状态时，法官运用日常生活规则、经验法则及逻辑推理，判断哪一方主张的事实更具优势。

其三，形成内心确信。法官认定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从而据此裁判。

然而，正是由于“高度可能性”的判断依赖于法官的“自由心证”，一旦法官脱离了在案证据的客观羁束，仅凭个人直觉、片面经验或对社会地位的偏见进行裁判，高度盖然性就会异化为“主观臆断”。

二、二审审查一审高度盖然性适用的路径与重点

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的审理重点和举证要求存在显著差异。一审侧重于当事人围绕诉辩意见全面举证和事实查明，而二审由于《规定》对二审提供新证据在时间、条件上作了严格限制，二审主要是审查一审法官适用证据规则认定事实是否正确。因此，二审法官审查一审高度盖然性适用是否属于主观臆断，主要沿以下三条路径展开：

（一）审查基础：一审证据的固定与质证是否充分

二审法官在整体了解原审诉讼材料的基础上，重点熟悉与上诉请求相关的证据材料，掌握这些证据在原审庭审程序中的质证以及原审法官对该证据的认证情况。高度盖然性的前提是证据经过了充分的交锋。如果一审法官据以形成心证的关键证据未经过庭审质证，或者忽视了对方当事人提出的合理反驳证据，这种“盖然性”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二审法官需审查一审是否存在遗漏证据、非法证据未排除等情形。

（二）审查逻辑：经验法则与逻辑推理的运用是否妥当

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标准应当结合个案综合考虑，能否合理高效地运用依赖于法官的法律知识储备、生活经验、庭审驾驭能力等。二审审查一审是否存在主观臆断，核心在于审查一审法官所依据的“经验法则”是否符合常理和常识。

例如，在个人信息被冒用引发的侵权案件中，一审法官仅凭账号实名认证信息中有赵某的手持身份证照片，就认定赵某为侵权人，忽略了该认证方式并非人脸识别、可能存在信息泄露的常理，这便陷入了主观臆断。二审法官则通过审查注册手机号机主、登录IP地址的时空轨迹等证据，运用生活常识进行逻辑推理，最终认定赵某并非侵权人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纠正了一审的错误心证。

（三）审查尺度：证明力大小的判断是否达到“明显大于”标准

优势证据规则要求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二审法官必须审查一审法官在进行证明力比较时，是否达到了法定的阈值。如果一审在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强行将一方的微弱优势放大为“高度盖然性”，即属于适用标准错误。在无法形成高度盖然的内心确信的情况下，应当根据证据规则，合理再分配举证责任，而非主观妄断。

三、警惕“主观臆断”：高度盖然性滥用的常见形态

在司法实践中，一审法官滥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导致主观臆断的情形屡见不鲜，这也是二审及再审程序攻防的焦点。主要包括：

1. 经验法则的滥用或误用

经验法则必须是社会上普通人普遍认同的常识或专业领域公认的规律。若一审法官将个人的主观臆测、个别经验强加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中，就会导致裁判偏离客观。比如，在刑事与民事交叉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民事证明标准采用高度盖然性，而刑事采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若一审法官以刑事案件“疑罪从无”的逻辑去排斥民事案件中高度盖然性的适用，或者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时间上的巧合就草率认定因果关系成立，均属于经验法则的误用。

2. 忽视间接证据的体系性印证

高度盖然性并非允许法官“盲人摸象”。在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纠纷中，当缺乏官方标准样品进行直接比对时，法官不能仅凭单方委托的检验报告或单一的外观相似就主观推断侵权成立。最高法在“钜宝紫水晶”蝴蝶兰品种侵权案中指出，必须将被诉侵权品种使用授权品种核心识别要素的名称、植株主要表型特征的相似性、以及被诉侵权人无法提供育种来源的反驳证据等间接证据进行综合评判，只有当在案全部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同一性具有高度可能性时，才能认定侵权。若一审法官孤立地看待某个间接证据并赋予其过高的证明力，即属主观臆断。

3. 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下的“强行盖然”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有些一审法官在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证据明显不足时，不仅没有让其承担不利后果，反而通过曲解高度盖然性规则，将举证责任变相转移给对方，从而推导出对己方有利的事实，这实质上是掩盖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主观臆断。

四、复杂疑难案件中的二审审查深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资管、公司股权、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纠纷日益复杂，证据形式隐蔽且专业化程度高。在这些领域中，二审对高度盖然性适用的审查更需穿透表象。

以俞强律师代理的多起金融与商事争议解决案件为例，在私募基金、资管产品合同纠纷中，往往涉及到底层资产的虚实、资金流向的复杂性以及管理人义务的履行边界。一审法官面对错综复杂的交易结构，有时会因为专业壁垒而陷入“简化事实”的冲动，仅依据表面合同文本或局部资金流水，就主观推断出管理人尽职或违约的“高度盖然性”。

而在二审中，法官必须更加重视“法律审”，审查原审法官对证据规则的适用是否正确，证据与认定的事实之间是否真正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程度。特别是在涉及金融与职务犯罪的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裁判对事实的认定不能脱离刑事侦查所揭示的客观痕迹。二审法官应当敏锐捕捉一审心证过程中的逻辑断层，例如，一审是否忽视了交易异常特征与行业惯例的背离？是否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资金挪用的情况下，仅凭管理人未能提供完美账册就反向推定其侵占？这些都是典型的主观臆断陷阱。

五、避免主观臆断的避坑建议

对于当事人及代理律师而言，面对一审法官依据高度盖然性作出的不利判决，若想在二审或再审中推翻其主观臆断，需注意以下避坑策略：

1. 精准识别一审心证漏洞，切忌盲目提交“新证据”

《规定》对二审提供新证据设定了严格的条件，二审法官主要审查原审法官适用证据规则是否正确。因此，律师不应将希望完全寄托于“奇迹般”的新证据上，而应深挖一审卷宗，梳理一审法官在证据采信、逻辑推演和经验法则运用上的断层与谬误。找到其“主观臆断”的靶点，是二审翻盘的前提。

2. 善用“优势证据”的对抗逻辑

如果己方为反驳方，应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提供证据使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一审法官若无视己方提出的合理反证，仅凭微弱优势认定对方事实成立，二审即可主张一审未达到“明显大于”的证明标准，存在主观臆断。正如赵某被冒名侵权案所示，赵某在二审中通过补充住院病历、微信支付记录、IP地址等反证，成功打破了法官对其侵权的盖然性确信。

3. 强化行业惯例与专业逻辑的论证

在商事、金融、知产等复杂案件中，法官的主观臆断往往源于对专业领域常识的匮乏。律师在二审中应当充当“专业翻译官”，通过提交权威的专业文献、行业操作指引、专家辅助人意见等，向法庭阐明本领域的交易习惯和逻辑常理，以此检验一审判决的经验法则基础是否牢靠，从而揭示其臆断的本质。

4. 重视举证责任的动态转移与法院释明

在诉讼中，当负举证责任的一方提供了初步证据达到一定盖然性时，举证责任会发生转移。此时，若对方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则可能承担不利后果。但在转移之前，法官必须审慎评估初步证据是否真正达到了动摇待证事实真伪的程度。律师应密切关注法院的释明行为，若法官不适当地加重己方举证责任，应及时提出异议，为二审及再审留存程序违法的抓手。

俞强律师｜上海商事诉讼律师｜专注二审、再审争议解决

• 介绍：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大学法律硕士，15年执业经验，代理600+案件；领域：公司股权/合同/金融与资管/商事犯罪等纠纷，专注复杂疑难案件的再审和抗诉案件。

• 社会职务：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学生校外实习导师

上海市律师协会证券合规与纠纷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实务导师

• 执业特长：

俞强律师，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拥有超过十五年的法律实务经验。主要执业领域为金融与商事争议解决、金融与职务犯罪辩护，以及知识产权、公司治理等复杂法律事务，尤其擅长上述领域重大疑难案件的上诉、再审和抗诉程序。俞律师善于融合商业思维与法律技术，为客户提供专业、高效且具有战略性的解决方案。

一、核心服务范围

· 证券与资本市场纠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操纵市场与内幕交易纠纷等。

· 基金与投资维权：私募基金、资管产品合同纠纷，股票投资维权，对赌协议纠纷等。

· 公司控制与股权纠纷：公司控制权争夺、股权转让与回购纠纷、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股东知情权纠纷等。

· 金融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保理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等。

· 金融与职务犯罪辩护：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操纵证券市场罪等的辩护。

· 知识产权纠纷：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侵权诉讼，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等。

· 商事合同纠纷：各类买卖、租赁、承揽、服务、中介/居间合同纠纷等。

· 建设工程与房地产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房屋买卖/租赁合同纠纷等。

· 执行与特殊程序：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等。

· 再审与抗诉：针对各类已生效民事、行政判决的再审申请与代理。

二、代表性案例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江某荣诉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案（上海金融法院）；王某云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等案（上海金融法院）；赵某诉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案（上海金融法院）；吴某诉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案（北京金融法院）；李某诉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等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陈某宏诉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谢某雄诉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案（上海金融法院）；冯某华与青岛中资中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基金、理财合同纠纷：李某与某安财富理财管理有限公司等基金合同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窦某员、金某燕、王某人等多人诉上海某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列基金合同纠纷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徐某珍诉深圳市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基金合同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杨某禕与某财富理财管理有限公司等基金合同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金融借款、担保、保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某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王某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茅某梅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系列金融借款、抵押合同纠纷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沁源县某特材有限公司与上海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上海金融法院）；建元资本(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系列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嘉兴沪信某期投资合伙企业系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颜某与台州某成置业有限公司等应收账款质权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股权、公司控制权及公司治理纠纷：上海某毅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诉赛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林某丹与梁某远股权转让纠纷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中城某康（天长）健康城有限责任公司诉朱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蔡某与梁某龙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王某军、广州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清算责任纠纷案（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上海某通物流有限公司与上海某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和公司人格混同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叶某苑与上海某文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确认合伙份额纠纷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纠纷：安徽某家商贸有限公司诉福建某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上海某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阿迪达斯有限公司诉上海伯某伦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上海某兴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某煤炭集团专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江苏劲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诉上海某遨金属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上海某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腾讯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各类商事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泰州市某达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与恩某萨公司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某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诉王某荣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等；承揽、服务合同纠纷：某工程(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赛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系列服务合同纠纷、上海某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某智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租赁合同纠纷：上海某源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某忆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城某康健康城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等。

再审与抗诉案件：江苏某惟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上海某健康发展集团、中城某康健康城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生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王某与南京某投资集团等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某轩企业策划有限公司与上海某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再审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周某斌、南京某宾馆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城某康（天长）健康城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某汇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行与特殊程序案件：黄某囡等与鲁某川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嘉兴沪信某期投资合伙企业与阮某标等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某华等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季某野与上海某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异议纠纷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施某荣与颜某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金融与职务犯罪辩护：杨某、王某的职务侵占罪辩护、周某的诈骗罪辩护，均获得缓刑。

本文内容不能替代个案法律服务，切勿因自行操作延误维权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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