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投奔姑姑邻居说搬走了，我在楼道里一夜没睡，天亮有人上楼

一九八八年的深秋，我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站在上海弄堂口，风从黄浦江那边刮过来，带着腥味和凉意。纸条上写着：虹口区溧阳路117弄3号。墨水有些洇开了，但每一个字我都认得，那是母亲临行前用毛笔写的，一笔一划都带着毛笔的力道，好像要把这条命也写进纸里。

我叫陈建国，那年十七岁。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到上海，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硬座，没合眼。口袋里揣着母亲塞给我的八十块钱和两个煮鸡蛋，鸡蛋早吃完了，钱还剩下三十七块五毛。母亲说，到了上海，找你姑姑，她在那边有房子，有工作，能安顿你。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她这辈子哭得已经够多了。

父亲两年前走的，矿难。矿上赔了三千块钱，母亲把两千存起来给我娶媳妇用，剩下一千办了丧事，还欠了亲戚们一些。父亲下葬那天，母亲跪在坟前没哭，只是反复地说：“建国就拜托你了，保佑他，保佑他。”从那以后，母亲的话就少了，整个人像一盏调暗了的灯，还在亮着，但你知道，灯油不多了。

我在老家念完了初中，没再上高中。不是考不上，是不想考了。母亲一个人拉扯我，还要还债，我看不下去。十六岁那年我去砖窑搬砖，一天一块二，搬了十个月，手上的茧子厚得像胶鞋底。但砖窑那年夏天塌了，砸死两个人，老板跑了，工钱也没了着落。母亲知道后，坐在灶台前烧了一夜的柴火，第二天天没亮就跟我说，建国，你得走。去上海，找你姑姑。你姑父在那个什么机械厂当厂长，你姑在纺织厂，他们能帮你找到活干。在这里，你看不到头的。

姑姑陈秀兰，是母亲的表妹，母亲说她自小就去了上海，“出息了”。我记事以来只见过她两次，一次是父亲在世时她带着姑父回来探亲，穿一件枣红色呢子大衣，烫着卷发，在我们那个灰扑扑的小镇上像一团火似的扎眼。还有一次是父亲去世后，她寄了五百块钱回来，写了封信，说节哀顺变，说秀兰日子也不容易，让母亲保重。母亲把那封信压在枕头底下，隔三差五拿出来看，好像看了信，就有什么东西还在一样。

出发前，母亲特意去镇上给我买了一双新胶鞋，又给我理了发，把那件父亲留下的军绿色棉袄改小了让我穿上。火车票是托人买的，坐票，三十多块钱，母亲把钱塞进我内裤上缝的一个口袋里，说这是救命钱，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母亲送我上火车的时候，塞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四个馒头，一包咸菜，还有那张写姑姑地址的纸条。“到了就打电话，村头小卖部的电话，你就打过来。”母亲说，“建国，好好干，别给你姑丢脸。”

火车一路向南，风景一点一点变了。先是黑土地变成了黄土，然后黄土变成了绿色的丘陵，再然后，楼房越来越密，天也越来越潮湿。我看着窗外，心里什么滋味都有。十七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我知道从今往后，我得靠我自己了。

到上海北站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我背着蛇皮袋，袋子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母亲做的两双布鞋，手里攥着纸条，出了车站就不知道往哪走了。上海和齐齐哈尔不一样，不，和世上任何地方都不一样。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声音，汽车喇叭、自行车铃铛、小贩的叫卖声，还有一种嗡嗡的、持续不断的背景音，像城市在呼吸。空气里有煤烟味、油条味、说不出的潮湿的霉味，还有一种好闻的、甜丝丝的香气，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桂花。

我站在车站广场上看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公交站牌。我问一个戴袖套的老大爷去溧阳路怎么走，老大爷看了我一眼，上下打量了一番，手指往东边一指说，乘17路，到海伦路下，然后问。“然后问”三个字说得很不耐烦，好像他能指点我到这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17路车挤得满满当当。我抱着蛇皮袋挤在车厢后面，周围全是人，说得都是上海话，叽叽喳喳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懂。车上有个女人抱着孩子，孩子哭，女人嘴里哄着，说的什么我也听不懂。但我注意到所有人都不看我，好像我这个人不存在一样。在齐齐哈尔，陌生人之间还会互相打量一下，点个头，但在上海，没有人在乎你。

海伦路下了车，我又问了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老太太手一指，说穿过那条弄堂就是。我穿过去，眼前出现了一片老房子，石库门建筑，红砖墙，黑漆大门，晾衣杆从楼上的窗户伸出来，挂着床单、衣服、拖把，像万国旗。溧阳路117弄，我找到了。是一条窄窄的弄堂，两边都是三层楼的老房子，门挨着门，窗挨着窗，楼上楼下全是人。

弄堂口有个修自行车的摊子，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正在给轮胎打气。我走过去，把纸条递给他看，用我尽量标准的普通话说：“师傅，请问3号在哪里？”

修车师傅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纸条，没有说话，往弄堂里面一指。

我顺着他的手往里走，两边是青石板路，湿漉漉的，好像刚下过雨。走过了1号，2号，到了3号。那是一扇黑色的木门，门上的油漆有些剥落了，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里面是一个天井，天井里放着几辆自行车和一些花盆。我迟疑了一下，往里面走，上楼。

木楼梯窄而陡，踩上去吱呀吱呀地响。二楼和三楼都有几扇门，有的门上贴了福字，有的挂着帘子。我一时不知道哪一扇门是姑姑家的，就站在二楼和三楼的楼梯拐角处，犹豫着。这时候三楼的楼梯口下来一个阿婆，六七十岁，头发灰白，穿着蓝布褂子，手里提着一只水壶。

“请问，”我说，“陈秀兰住在哪里？”

阿婆停住了，上下打量我。她的眼神很锐利，像是要把我整个人从里到外看穿一样。

“陈秀兰？”阿婆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问我，“侬啥宁啊？寻伊做啥？”

“我是她侄子，从黑龙江来的。”我说。

阿婆的表情变了，说不出是什么表情，有点惊讶，又有点别的什么。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沉下去的话：“搬脱了呀，伊拉一家门上个月就搬走了呀。”

我脑子嗡了一下。搬走了？上个月？姑姑搬走了？

“搬到哪里去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发紧。

阿婆摇摇头，说不知道。“隔壁许家可能晓得，但许家一家人去苏州白相了，明朝再回来。”阿婆说完看着我，好像在等我做出什么反应。我只是站在那，手里攥着蛇皮袋的带子，指节发白。阿婆叹了口气，说，“侬先到楼下坐一歇。”

我跟着阿婆下楼，这才看见一楼的天井后面还有一间小小的灶披间。阿婆住在1号，和3号是隔壁。她给我倒了一杯水，水是温的，上面漂着几片茶叶。我接过来，一口没喝，只是握着搪瓷杯子，感受那一点点微弱的温度。

阿婆姓什么我没问，后来她就叫我“小陈”，说，“侬姑父姓赵，原来是厂里的干部，上个月听说调去什么研究所了，他们全家都搬过去了。新房子在徐家汇那边，具体啥地方，我也不晓得。他们走的时候也没跟邻舍讲。”

我坐在阿婆家的小板凳上，把整件事前前后后想了一遍。母亲说姑姑在纺织厂，姑父是机械厂厂长，但那是两三年前的信息了。母亲写信给姑姑，好像也没收到回信。前阵子母亲说打过电话，但电话没打通。一切都是母亲的“听说”，和我自己的“赶来”。我没跟姑姑提前说过我要来，母亲没让我说，母亲说，“你要是提前说了，万一她不让去呢？你先去了再说，她总不好把你赶出来。”

母亲大概也没想到，连“赶出来”的机会都没有了，姑姑走了。

天渐渐暗了。阿婆留我吃饭，我没好意思吃，说吃过了，其实肚子里空落落的。阿婆给我盛了碗泡饭，就着酱菜，我一口气喝了两碗。阿婆让我在灶披间里凑合一宿，但我看灶披间实在太小了，堆满了煤球和杂物，连转身都困难，而且阿婆是一个人在家，我一个大男人住在她家不合适。我说我在楼道里凑合一晚就行，明天再去徐家汇那边打听。

阿婆说，“楼道里冷，夜里风大，侬会生病的。”

我说没事，我身子骨硬朗，在东北冻惯了。

其实我不是真的不怕冷，而是我心里存了一个念头，觉得在楼道里等一等，说不定能等到什么人回来，或者等到明天天亮再想办法，我总得见到姑姑的人才能算数。而且，我心里隐隐有种说不出的不安，我觉得这个城市太大了，大到我没有把握能靠自己找到姑姑。楼道里至少还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屋顶，至少离姑姑曾经住过的地方最近。

夜深了。阿婆给我抱了一床旧棉被出来，我摇着手说不用，阿婆硬塞给我。我在二楼的楼梯拐角处铺了一张硬纸板，那是阿婆从她家搬来的，说是隔壁许家今天刚扔的纸箱子拆开的，干净。我把蛇皮袋垫在头底下当枕头，棉被盖在身上，躺了下来。

楼道里的灯是一盏白炽灯，瓦数不大，昏黄的光线像旧照片一样。我能看见楼梯的栏杆，深褐色的木头，上面落满了灰。楼梯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幅褪色的年画，画着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鲤鱼，边角卷起来了，摇摇欲坠。楼上楼下都静悄悄的，但我知道那扇扇门后面住着人，我能透过门缝看见里面偶尔漏出来的光，能听见电视机的声音，炒菜的声音，孩子哭闹的声音，夫妻压低声音吵架的声音。这些都是生活的声响，但此刻它们都离我很远，我被隔在这所有声音的外面，裹着一床旧棉被，躺在一个不属于我的地方。

半夜的时候起了风。风从楼梯间的窗户灌进来，带着湿气，确实像阿婆说的那样，上海的夜里很冷，那种冷和东北不一样，东北的冷是干燥的、痛快的，上海的冷是潮湿的、阴渗的，像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凉气。我把棉被裹得更紧了，整个人蜷缩成一团。

睡不着。不是冷，是想家。十六岁在砖窑搬砖的时候也累，也苦，但那是“知道明天还会来”的苦，你闭眼之前就知道明天早上起来要干什么，要去哪里，要见什么人。但今天晚上不一样，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姑姑搬走了，上海六十块钱我见过姑姑一次，她穿着呢子大衣站在面前时，我才十二岁，只记得她笑的时候有两个酒窝，说话很快，带着我听不太懂的上海口音。现在六年过去了，她长什么样我都不敢确定了。

我想起母亲。她这会儿应该还坐在炕上做针线活吧？她每到晚上就闲不住，要么纳鞋底，要么补衣服，灯是十五瓦的，昏昏的，她离灯很近，眼睛都快凑上去了。她不知道我已经到了上海，不知道姑姑搬走了，不知道她的儿子此刻正躺在别人的楼道里，睁着眼睛看头顶那盏忽明忽暗的灯。如果她知道，她一定会哭的。但她不会知道，因为我没有打电话回去。电话费太贵了，而且打了又能怎样？让她担心吗？

我想起父亲。父亲活着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建国，别怕，天塌下来有爹顶着。”后来天真的塌了一角，只不过顶住它的那个人不在了。父亲去世后我才真正明白，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天塌了，而是那个说会替你顶住天的人走了，你还得一个人撑着那片塌了一角的天，假装它还没塌，假装你还撑得住。

楼道里的灯闪了几下，像是要灭掉了，又顽强地亮了起来。我翻了个身，棉被滑下去了一截，露出的肩膀立刻感觉到凉意，赶紧又拉上来。楼梯间里有股发霉的味道，还夹杂着一股说不出的油烟味，可能是楼下灶披间里传出来的。我闭上眼睛，逼自己数数，数到一百就睡，但每次数到三四十，脑子里就跳出一个新的念头，又乱成一团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做了一些断断续续的梦。梦里我还在火车上，火车一直开，一直开，窗外的风景变成了一片灰色，我从窗户望出去，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我听见母亲在喊我，“建国，建国。”但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想回答她，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来。

然后我醒了。是被一个声音惊醒的。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很轻，像是有人在上楼。不是那种急匆匆的脚步声，是很克制的小心翼翼的，每一步都踩得很稳，但很轻。我猛地睁开眼，楼道里的灯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四周一片漆黑。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能感觉到有人正在走上楼梯，正朝我这个拐角走来。

我下意识地坐了起来，棉被滑到地上。

脚步声在楼梯拐角处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向上。就在这时，不知道是声控的还是定时的，灯忽然亮了。在那一瞬间的亮光里，我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的脸出现在楼梯拐角处，她穿着一件深蓝色工装外套，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脸上带着一种惊讶而紧张的神情。

我们四目相对了。

她先开口的，声音不大，带着明显的上海口音：“侬啥宁啊？哪能困了嗨楼梯间？”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的声音干涩得要命，像砂纸磨过玻璃：“我是来找人的。”

“寻啥宁？”她问，脚步没有动，一只手攥着楼梯扶手，身体微微后仰，保持着距离，但似乎并没有转身就跑的意思。

“陈秀兰，”我说，“她住在这里，3号，以前住在这里。”

她的表情变了，眼睛微微睁大了一些，像是认出了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她看了我几秒钟，然后慢慢说：“陈秀兰是我阿娘。”

我一愣。阿娘？什么阿娘？上海话里阿娘是奶奶的意思，但我姑姑才四十出头，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孙女。

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困惑，补充说：“她是我阿娘，我阿爸的阿娘。我是她孙女。”

我更糊涂了。姑姑的孙女？那眼前这个人至少比我小一辈，但看起来她年纪和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我大一两岁。等等，姑姑结婚很多年了，姑父比她大好几岁，如果她有孙辈，理论上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这意味着……

“你不是陈秀兰的侄子？”她问。

“我是。陈秀兰是我姑姑，我母亲是她表姐。”

她噢了一声，像是明白了什么，但明显还是带着很多疑问。她走过来几步，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说：“你先起来，别坐地上了。地上凉。”

我站起身，把那床旧棉被叠好，抱在手里。她看着棉被，问：“这是楼下王阿婆给侬的吧？”

我说是的，是隔壁那位阿婆。

她点了点头，似乎在思考什么。我这才注意到她手里拎着一个饭盒，铝制的，旧旧的那种，饭盒盖子上还夹着一双筷子。她注意到我的目光，把饭盒往身侧移了移，说：“我上夜班刚回来，带了点吃的。”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

“纺织厂的挡车工。”她说。

纺织厂。姑姑以前也在纺织厂，这也许不是巧合。

她侧了一下头，示意我跟她上楼。我跟在她后面上了三楼，走到最里面的一扇门前。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下，推开了门。屋里没有开灯，但借着楼道的光，我能看到一个不大的房间，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墙上挂着一面圆镜子，反射出昏黄的光。

“进来吧，”她侧身让我进去，“地方小，别嫌弃。”

我抱着棉被和蛇皮袋站在门边上，不知道该不该进去。她看了我一眼，把灯打开了。日光灯闪了两下才亮起来，惨白的光把整个房间照得清清楚楚。确实很小，可能也就十来平方米，但收拾得很干净，床上铺着碎花床单，叠着方方正正的被子，桌上摆着一个搪瓷杯子，杯子上印着某某厂的奖字样。窗台上放着一个小花盆，里面种着一株不知名的绿植，叶子有点蔫了，但还是绿着的。

“我叫赵晓芸，”她把饭盒放在桌上，“你叫啥？”

“陈建国。”

“东北来的？”她问，一边把工装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后的衣架上，“听你口音像。”

“黑龙江齐齐哈尔。”

“哦，”她走到桌子边，打开饭盒，里面是米饭和几块红烧肉，还有一点青菜。饭盒盖上有一些水蒸气凝成的水珠，说明这饭盒里装的东西还是热的。她看了看饭盒，又看了看我，问：“吃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肚子就先替我回答了，咕噜噜地叫了一声。在安静的房间里，那声音大得有点尴尬。我脸一热，想说什么，赵晓芸已经转身去柜子里拿了一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出来，把饭盒里的饭拨了一半到碗里，递给我。

“先吃，吃完再说。”她说话的口气不容置疑，有点像我妈。

我接过碗，坐下来吃了第一口饭的时候，鼻子忽然就酸了。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带着红烧肉浓郁的酱香，那种味道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家的味道。我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热饭了。火车上吃的是干馒头和咸菜，昨天在车站附近吃了一碗阳春面，面是冷的，汤是温的，吃完更觉得冷。而现在，在这个陌生城市的角落里，在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孩面前，我吃到了一碗热饭。

赵晓芸坐在床边，看着我吃，自己没动筷子。我吃了几口才发现，她把一大半饭菜都给了我，自己碗里只剩下一点米饭和几根青菜。我停下筷子，说：“你也吃啊。”

“我吃过了，”她说，“在厂里食堂吃的，这个是带回来当宵夜的，吃不下那么多。”

我知道她在说谎。如果是宵夜，为什么要带一整盒饭？如果是宵夜，为什么还要带一双备用的筷子？她本来是想带回来当第二天的早饭或者午饭的。但我不忍心拆穿，只是低头把饭吃得干干净净，连一粒米都没剩。

吃完饭，我把碗还给赵晓芸，她接过去拿到外面公用的水龙头冲了一下，回来放好。然后她在床边坐下来，对我说：“好了，现在可以说了。”

我说了很多。说我从齐齐哈尔来，说母亲让我投奔姑姑，说不知道姑姑搬走了，说在楼道里等了一夜，说身上只有三十几块钱，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说到后来我的声音有些发抖，不是因为想哭，而是因为说出来的这些事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我才十七岁，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应该在学校里读书，和同学打篮球，或者在家里听母亲唠叨，而不是在一个陌生城市里，口袋空空，无依无靠。

赵晓芸听着，没有打断我。她坐在床边，一只手搭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无意识地在床单上画着圈。日光灯管偶尔发出嗡嗡的响声，窗外的天色已经微微泛白了，灰蓝色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和室内的灯光搅在一起。我这才发现，原来天已经快亮了。

等她确定我不再说了，她才开口。她的声音是平静的，语速不快不慢，有种让人安心的力量：“我阿娘上个礼拜还说起过你。她说她黑龙江的小辈可能要来，但不确定啥时候。”

“她怎么说？”我急切地问。

赵晓芸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停了一下：“她说，要是那人来了，让她先住在这里，等她安置好了再说。”

“她？”我愣了一下，“那人？她没说是侄子？”

赵晓芸抿了一下嘴唇，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我阿娘她们现在住在徐家汇那边的分配房里，房子不大，两室一厅，阿爸阿娘一间，我阿爸阿妈一间，没有多余的房间了。而且，”她顿了一下，“隔壁邻舍讲，她们家最近有人在闹。”

“谁在闹？”

赵晓芸没有回答。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角。外面的天已经亮了，灰蓝色的天空中有一层薄薄的云，光线透过窗帘弥漫进来，房间里的暗影一点点退去。她背对着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先别急着去找她们，”她说，“她们那边现在一团糟，你去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你先在我这里住下来，我帮你打听清楚了再说。”

我看着她的背影，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工装外套，马尾辫扎得高高的，露出一截细长的脖子。她的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大，甚至可能比我小，但说话的语气和神态，都像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人。我后来才知道，赵晓芸那年十六岁，比我小一岁。她从十五岁就开始在纺织厂上班，已经整整一年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我问。

赵晓芸回过头来，日光灯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的五官很清晰，眉毛浓黑，眼睛不大但很亮，嘴唇有点薄，抿起来的时候嘴唇的线条显得很干脆。她说：“因为我知道从外地到上海来讨生活是什么感觉。”

她没说“讨生活”三个字的语气很轻，但分量很重。

我后来才知道，赵晓芸的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安徽人。她母亲当年是作为支边青年的女儿嫁到上海的，在那个年代，从外地嫁到上海的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外地人”。赵晓芸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她从小就被人叫做“小安徽”。在学校里同学排挤她，在弄堂里邻居看不起她，因为她的母亲是外地人，所以她也永远是外地人。

这种“外地人”的身份像一种胎记，擦不掉也盖不住。她十五岁那年初中毕业，本来可以考高中，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她父亲在运输公司开车，收入不高，母亲在街道工厂做临时工，还有个弟弟在上小学。她说她读到初中毕业已经很好了，“很多外地人的小孩连小学都没念完。”

她刚到纺织厂的时候，也曾经像我在楼道里一样，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厂里有宿舍，但条件很差，八个人一间，上下铺，经常有女工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架。她说她撑过来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无非就是“熬”这个字。她告诉我，“在上海，你要是熬过了头三个月，就能熬过头三年；要是熬过了头三年，就能熬过一辈子。”

那天早上，赵晓芸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让我在她床上睡一会儿，她要去上班了。她说是早班，七点半到厂里打卡，不能迟到，迟到要扣钱。我说我睡地上就行，她摆摆手说床上睡吧，地上凉，湿气重，对腰不好。她出门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递给我说，“你今天先休息，下午要是睡不着了，就看看这个。”

她走后我一个人坐在床边，翻开那个笔记本。里面是她的日记，或者说，是她抄的一些句子。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都很认真。我翻到中间一页，上面用圆珠笔抄了一首诗，是汪国真的，就是那时候很流行的那个。诗是这样写的：“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那个年纪的我是读不懂这首诗的，但我在那一行字下面看到了一行她手写的小字：“今天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50块。寄了30块回家，剩下20块，买了这本笔记本，还剩12块。”

那天白天我在赵晓芸的房间里睡了一整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柱。我躺在床上，看着光柱里缓慢飘浮的灰尘，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一夜之间，我从一个睡在楼道里的流浪汉，变成了一个住在陌生女孩房间里的客人。这个转变来得太快，也来得太突然，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坐起来，把被子叠好，又把房间收拾了一遍。赵晓芸的房间本来就干净，我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是把桌上的一些杂物归置整齐，把床单抻平，把窗帘拉开来让阳光照进来。我看见窗台上那盆绿植确实干得厉害，叶子都耷拉下来了，就用搪瓷杯子接了一点水，小心翼翼地浇了。水浇下去的时候，我好像听见泥土滋啦了一声，像一个渴了很久的人在喝水，那声音微小但真切。

浇完花我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外面的弄堂。上海的弄堂和东北的胡同不一样，东北的胡同是大开大合的，一眼能望到头，两边是院落和篱笆墙。而上海的弄堂是曲里拐弯的，房子挨着房子，很多窗户对着很多窗户，你以为你站在自己家的窗前，其实你看到的是别人家的厨房。我往下看去，一楼的天井里有人正在洗衣服，搓衣板搁在一个搪瓷盆里，那人弓着背，一边搓一边不时地抬起头来，和隔壁窗口的人说着什么。我仔细看了看，是昨天那个阿婆。

阿婆正好抬头，看见了我，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朝她挥了挥手。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座陌生的城市好像没有那么冷了。

下午五点多，赵晓芸回来了。她进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个袋子里装了几根黄瓜和几个西红柿，另一个袋子里装着馒头和一块豆腐干。她把东西放在桌上，把工装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后，转身对正在窗边发呆的我说：“今晚给你做几个菜吃吃。”

她说“几个菜”的时候，带着一种上海女人特有的自豪感，好像要给客人上满汉全席似的。但实际上只是凉拌黄瓜、西红柿炒蛋和豆腐干炒青菜，馒头是楼下买的，一角钱一个。但那是那段时间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不是因为菜有多好，而是因为吃饭的时候赵晓芸一直在跟我说话，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带着点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温温软软的，像是在跟你商量什么事情，而不是命令你。

“我下午给我阿娘打电话了，”赵晓芸一边夹菜一边说，“打的是她单位里的电话。”

我的心提了起来：“她怎么说？”

“她让你先别过去。”赵晓芸的筷子停在半空中，眼睛看着我，“阿娘说，她那边现在不太平，等你姑父的事情定下来了再说。”

“什么事？”我问。

赵晓芸放下筷子，似乎在斟酌怎么措辞。她拿起搪瓷杯子喝了一口水，然后说：“你姑父赵德明，原来在机械厂当副厂长，前阵子厂里搞改革，他被调到一个研究所去了。名义上是平调，但研究所那边工资高，福利好，说起来是升了。但你姑父不这么觉得，他觉得是被排挤出机械厂的。他这个人，”赵晓芸顿了一下，“我阿娘说，他这个人性子急，爱面子，在厂里当了这么多年领导，突然被调到一个清水衙门去，心里不平衡。最近一直在家发火，摔东西，和你姑姑吵架。”

“那姑姑呢？”我问。

“姑姑身体不太好，”赵晓芸说，“血压高，不能生气。她说她现在最怕的就是你突然找上门来，你姑父看见你又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

我拿着筷子的手僵住了。姑姑怕我找上门来？不是在信里、在电话里都好好的吗？不是说好了让我来上海投奔她的吗？怎么事情突然就变了？

赵晓芸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放缓了语速说：“你别多想，不是姑姑不要你来，是现在情况确实特殊。你姑父那个人，你知道的，他不是你姑姑，他是赵家的人，你姓陈，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他现在自己都在气头上，怎么可能愿意家里再多个外人？”

外人。这个词像一根针一样扎进我心里。是啊，我在上海是外人。这个身份在楼道里过夜的时候也许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但现在被赵晓芸说出来了，变成了一种实锤的说法。我是外人，不管姑姑多亲，不管母亲和姑姑之间有多少旧情，在这里，我是一个外来的人，一个需要被安顿、被收留、被容忍的人。

这顿饭的后半段我食欲全无。赵晓芸大概也看出来了，不再说这个话题，转而问我在老家的事。我敷衍了几句，说小时候在镇上念书，后来父亲去世了，就去砖窑搬砖。赵晓芸安静地听着，不时点点头，但她的眼神告诉我，她在想别的事情。

吃完饭我去洗碗。弄堂里的厨房是公用的，也就是一楼天井后面的那个灶披间，大家共用一个水龙头。我去的时候隔壁阿婆也在洗锅，看见我端着碗筷过来，笑着说了句什么，我没太听懂，但大概意思是夸我勤快。我冲她笑了笑，在水龙头下洗碗。水很冷，上海的水和东北的水不一样，东北的井水虽然也凉，但凉得透亮，而上海的凉水里好像总带着一股铁锈味，可能是水管太旧了的缘故。

洗完碗回到房间，赵晓芸正坐在桌边看什么东西。我走过去一看，是一张上海市地图，摊开了铺在桌上，上面用红笔圈了好几个地方。她抬起头对我说：“我帮你想过了，你首先要找个工作。没有工作，你没法在上海待下去。”

我点点头。这正合我意，我来上海就是要找工作的。

“我帮你打听了几个地方，”她指着地图上的红圈说，“这里是虹口区的一家建筑工地，我同学阿强的表哥在那里当小工头，说最近在招人，搬砖，扛水泥，一天两块二，管两顿饭。这里是闸北区的一家印刷厂，需要人手折页子，但是要有上海户口或者有人担保，你没有户口，估计不行。还有这里是杨浦区的一个菜市场，凌晨需要人搬蔬菜，一天一块八，不管饭，但是活不重。”

我看着地图上那些红圈，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个只比我大一岁、不，实际比我小一岁的女孩，竟然在一天之内就为我做了这么多事。她不算漂亮，在纺织厂当挡车工，一个月也就挣五六十块钱，上夜班的时候整夜整夜不能合眼。她自己的生活已经够艰难了，却还有心去管一个素不相识的外来人。

“谢谢你，”我说，声音有点闷，“赵晓芸，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谢什么呀，”她把地图折起来，放进抽屉里，“你是我阿娘的侄子，我帮你是应该的。再说了，”她顿了一下，扭头看窗户的方向，窗帘已经拉上了，看不见外面的天色，但她好像在看更远的地方，“我妈妈当年也是从外地来的，她刚来上海的时候，睡过火车站，也睡过人家的楼梯间。要是有人帮过她，她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赵晓芸提起她妈妈的事。后来我才知道，她妈妈是从安徽嫁到上海的。那是七十年代的事，她父亲去安徽出差，经人介绍认识了她母亲，两人结婚后她母亲就跟着来了上海。但婚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她奶奶看不起这个从农村来的媳妇，觉得她配不上自己的儿子。赵晓芸小时候经常看到她妈妈一个人躲在灶披间里哭，哭完了擦擦眼泪，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我妈说过，上海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上海就是一个大工地，”赵晓芸说，“有的人在这里盖起了高楼，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搬砖。但最重要的是，你得先有活干，有地方住，饿不死。只要能活下来，剩下的都好说。”

那天晚上我躺在赵晓芸铺在地上的凉席上，盖着昨天那床棉被，听着天花板上的灯管嗡嗡响。赵晓芸睡在床上，我们之间隔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她那个搪瓷杯子，杯子里还剩下半杯水。房间很小，我能听见她的呼吸声，很轻，很均匀，像是已经睡着了。

但我躺在那里一点睡意都没有。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上海本地人，如果我生活在这里，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户口、自己的工作，我还会不会像一个外人一样，连睡觉都要打地铺？可我不是，我只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我的到来不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任何好处，这座城市也没有义务给我任何温暖。我所有能得到的温暖，都是靠运气，靠别人的善意，靠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共情。

我想起了赵晓芸日记里抄的那首诗，想起她写的那行字：“今天拿到第一份工资，50块。寄了30块回家，剩下20块，买了这本笔记本，还剩12块。”她大概是拿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本笔记本，然后在一张空白的页面上，工工整整抄下了那首关于远方的诗。一个十几岁的纺织女工，在嘈杂的车间里站了八个小时之后，回到这个小小的房间，在日光灯下写那些句子。那些句子不会让她多拿一分钱工资，也不会让她在上海的地位提高一点点，但她还是要写，要在那个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上留下自己来过这片土地的痕迹。

我想着这些，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赵晓芸已经去上班了，桌上留着一张纸条：“馒头在锅里，粥在暖瓶里。碗不用洗，等我回来洗。你今天去工地看一看，地址在纸条背面。路上小心。”

我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它折起来，放进了口袋里。

吃过早饭我按照地图找到了虹口区的那处工地。那是一个正在盖居民楼的地方，几栋楼的框架已经起来了，塔吊在高空中缓缓转动，工地上到处是沙子、水泥和砖块，空气中弥漫着石灰的味道。工人们已经上工了，有的在脚手架上砌墙，有的在地面上搬东西，远远看去像一群蚂蚁在搬运食物。

工头姓周，四十来岁，黑脸膛，说话声音很大。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像打量一匹牲口一样，问我多大了，哪里人，干过什么活。我报了年龄，说了砖窑的事，他点了点头说：“砖窑的活不比这轻松，应该能干。一天两块二，管午饭和晚饭，早上七点上工，干到下午五点。先试三天，干得下来就留下，干不下来滚蛋。”

我当即说：“没问题。”

他让我当天就开始干。我换上工地借给我的一套旧工作服，扛了一上午的水泥袋。一袋水泥五十公斤，一次扛一袋，从堆料场扛到搅拌机那边，来回大概一百米。我算了一下，一个上午扛了六十来袋，也就是三吨多。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连筷子都拿不稳，但我硬撑着吃完了满满两大碗米饭和一份炒白菜。掌勺的大姐看我吃得凶，又给我加了一勺子菜，说小伙子慢点吃别噎着。

下午的活更重了，是搬砖。工地上的红砖一块大概四斤，一次抱十块就是四十斤，从砖垛搬到手推车上，再推到楼底下，再搬到升降机上。升降机轰隆隆地升上去，送到楼上的砌墙工人手中。我负责的是从砖垛到升降机这个环节，一趟一趟地搬，手推车一趟能装两百块砖，也就是八百斤，我要来回运三趟才能装满一辆车。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腰已经不太听话了，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都可能断掉。

但我不敢停下来。工头周师傅就站在不远处抽烟，目光不时扫过来。旁边几个工人也在干活，有的年纪比我还小，有的四五十岁了还在干，动作比我利索多了。我不想给东北人丢脸，更不想给赵晓芸丢脸。我不能干了半天就说干不了了，我得撑过这三天。

五点整，工头周师傅喊了一声“收工”，所有人都像接到了命令一样，手里的活立刻就停了。我放下最后几块砖，直起腰的时候，感觉脊椎骨发出了一种嘎巴嘎巴的响声，像是生锈的零件在相互摩擦。

晚饭是馒头和一碗萝卜炖肉，工人们在工棚里吃的。我拿着馒头看了看周师傅，周师傅摆摆手说吃吧吃吧，加上你的筷子了。我这才放心地吃起来。晚饭吃得很慢，不是因为我吃得慢，而是我的手和胳膊都在发抖，馒头有时候会从手里滑出去。

吃完饭我跟周师傅说想请半天假，明天上午去办点事，下午回来干活。周师傅瞪了我一眼说第一天就请假？我说就半天，我保证下午一点之前回来。周师傅考虑了一会儿，点了头，说扣半天工钱。

回到赵晓芸那里已经快七点了。她正在灶披间里热菜，看见我回来，目光在我身上来回扫了两遍，说：“你烫伤了？”

我低头一看，右小臂上有一块硬币大小的红印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什么东西烫的，可能是在搅拌机旁边不小心碰到了铁皮。我说没事，不疼。赵晓芸没说话，放下锅铲走进房间，拿了一管药膏出来，挤了一点抹在我胳膊上。药膏凉凉的，她的手也是凉凉的，触感很轻，像秋天干燥的叶片拂过皮肤。

“干活小心点，”她说，“别什么都要靠蛮力。”

我说知道了。

那天晚上吃过饭，赵晓芸在灯下补袜子。她补东西的动作很慢很仔细，针脚密密的，像是做什么针线活比赛一样认真。我坐在对面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像小时候看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也是这样的神情，也是这样的一针一线。母亲说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穿上一双买的鞋，不用自己做的。“买的鞋多好看，橡胶底，雨地里也不怕湿。”但她从来舍不得花那个钱，一双布鞋能穿两三年，鞋底磨薄了就再纳一层，鞋面破了就打个补丁接着穿。

“赵晓芸，”我忽然开口。

“嗯。”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补袜子。

“你说我姑姑那边，到底怎么了？”

赵晓芸的手顿了一下。她放下袜子和针，叹了一口气。那一口气很长，长到我以为她要把整件事一口气说出来。但她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姑父不想让你来，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

赵晓芸抬起头看着我，日光灯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眼睛里有一些东西在闪动，不是眼泪，而是一种更沉重的东西，像是某种积压了很久的不安。

“因为你是陈家的人，”她说，“你姑姑姓陈，但你姑父姓赵。赵家在上海有三代人，有房子，有关系，有面子。你是从东北来的，是陈家的侄子，不是赵家的人。对一个上海男人来说，让一个外地的、没血缘关系的小伙子住到家里来，那是要被人笑话的。”

“可是姑姑答应过我母亲，”我说，“她说好了的。”

“答应归答应，”赵晓芸把针线收起来，放回抽屉里，“但现实是现实。你姑姑在那边的日子也不好过，你姑父天天跟她吵，说她‘自作主张’、‘把赵家当陈家’、‘分不清里外’。她现在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哪还顾得上你？”

这些话我一句都不想听，但我知道每句话都是真的。在那个年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投奔亲戚，那种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不是你亲戚在那你就能去，你需要他愿意收留你，他的家人也愿意接纳你，他的邻居不闲言碎语，他的单位不找麻烦。这些条件任何一个不满足，你就只能睡楼道。

赵晓芸大概看出了我的失落，拍了拍我的手说：“你先在工地上干着。等你站稳了脚跟，等你姑父那边消了气，你再去找你姑姑。你现在去，只会让他们吵架。”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工地。周师傅看见我准时回来，脸色好了一些，分配活的时候也没再给我最累的。那天下午我搬了一千多块砖，回家的时候胳膊上又多了一块烫伤，但我已经不在乎了。在砖窑里搬砖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身体上的疼痛是最容易克服的苦，真正难熬的是心里的那些东西，是想家，是没着没落，是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这样干了一个多星期，我已经基本上适应了工地上的节奏。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到工地，上工到十二点，吃午饭，下午一点到五点继续干。中间实在累得不行了，就趁上厕所的时候在工棚后面坐五分钟，抽一根烟。我其实不会抽烟，但干体力活的人都抽烟，好像不抽烟就少了一样什么东西，我也不好意思不抽。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安徽来的工人老刘递给我一根烟，我接过来了，吸了两口呛得直咳，老刘哈哈大笑，说小伙子还不会抽烟呢，那你以后有得苦头吃了。

工地上的工人大多是从安徽、江苏、浙江农村来的，像我这样从东北来的极少。他们彼此之间都说家乡话，我听不太懂，但他们都对我挺和善的，有时候看我搬不动了会搭把手，吃饭的时候会给我让个位置。最照顾我的是一个叫老李的江苏人，四十多岁，瘦高个，笑起来露出两颗金牙。他以前在老家种地，几年前来了上海，在工地上干了好几年了。老李跟我说，在工地上干活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肯出力，二是会说话。肯出力是基本的，不会说话，跟工头处不好，分给你的活就是最烂的，别人不愿意干的都给你干。老李教了我一些上海的规矩，比如跟工头说话要带“师傅”，工头说的话不要反驳，哪怕他说错了，你先应着，回头再想办法。“你以为你是在跟他讲道理？你是在跟他讲饭碗。”老李说。

赵晓芸每天都在关心我的情况。我回得早了，她会多做一个菜；我回得晚了，她会在灶披间里给我留着饭，用盘子扣在碗上保温。有时候她会问我今天累不累，我说不累，她就笑，说你可真能扛。我不知道她是夸我还是笑话我，但我喜欢听她笑。她的笑声不大，是那种轻轻的笑，像把一颗小石子丢进水里，涟漪慢慢地漾开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我在工地干了整整一个月，拿到了第一笔工资，六十多块钱。那天下工后我没回赵晓芸那里，先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和两斤肉，又买了两个苹果。一个月的工地生活让我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我拎着塑料袋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不是从工地回来的，而是从家里回来的，那个小小的房间正在等着的那个地方，就像家一样。

赵晓芸看到鱼和肉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说：“你发工资了？”

我点点头，把剩下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数了数，三十五块。我说这是我的工资，扣掉这个月吃的用的，还剩这些，我想借你的地方住到下个月，这些钱先给你当伙食费。

赵晓芸没接钱。她看着我，目光很复杂，像是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你住在这里，不用给钱。”

“那不行，”我说，“我不能白吃白住。”

赵晓芸把钱推到一边，说：“你把钱攒着，以后要用的时候多着呢。别到时候急用时一分钱都拿不出。”

我执意要给，她就板起脸来，说你要是再给我就搬出去。我只好把钱收回口袋里，心里觉得欠她的越来越多，多到我不知道该怎么还。

那天晚上赵晓芸做了红烧肉和清蒸鱼，又炒了一盘青菜。我们把饭菜端到房间里，对着窗外弄堂里传来的人声和电视机的声音吃了起来。赵晓芸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我碗里，说：“你尝尝，我的手艺比不比得上你妈。”

我说：“我从来没见过我妈做红烧肉。我们一年吃不了几次肉。”

赵晓芸的手停了一下，筷子悬在半空中。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像怜悯，又不完全是怜悯，更像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疼痛。她轻轻说：“那你就多吃点。”

我低头吃肉，吃得很慢，想把每一点味道都尝出来。那红烧肉烧得很好，甜咸适中，肥而不腻，肉皮糯糯的，在唇齿间化开的时候，有一股说不出的浓香。我吃着吃着，忽然很想哭，但没有哭出来。我告诉自己你已经十七岁了，不能再哭了。

吃完饭后赵晓芸去洗碗，我一个人坐在桌边，把那张折好的纸条从口袋里掏出来。那是赵晓芸第一天留给我的那张纸条，我一直没舍得扔。“馒头在锅里，粥在暖瓶里。”几个简单的字，写得端端正正的。我把纸条摊平了又折起来，再摊平，反复好几次，字迹都有些模糊了。

赵晓芸洗完碗回来了，一边用毛巾擦手一边跟我说：“明天我休息，我们去找你姑姑。”

我猛地抬起头：“真的？”

“我问清楚了，她现在的住址我弄到了，”赵晓芸把毛巾搭在椅背上，坐下来，“明天我们一起去，看她怎么说。有一个我在场，你姑父也不好太为难你。”

我不知道怎么谢谢她，想了半天，只说了一句：“你对我太好了。”

赵晓芸低下头去，耳朵尖泛出一层淡淡的红。她没说话，转身去铺床了。

那一夜我没怎么睡着。不是因为不习惯地上，而是因为紧张。明天就要见到姑姑了，见到那个我十二岁那年只见过一次面的女人，那个母亲口中“在上海出息了”的女人。她会是什么样子？她还认识我吗？她会怎么对我？她会不会像赵晓芸说的那样，因为姑父的关系而不敢收留我？或者，她会不会根本不想见我？

想到这些，脑子里就像有一锅粥在翻滚。我翻来覆去，凉席发出的响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赵晓芸大概也被我吵醒了，她在床上轻轻翻了个身，在黑暗中小声说：“睡不着？”

“嗯。”

“别想太多了，明天去了就知道了。”

她这句话说完，房间里又安静了。我能听见窗外弄堂里的风声，偶尔有一辆自行车经过，车铃叮当响了一下，又归于沉寂。远处不知哪家的收音机还开着，隐隐约约传来一段戏曲，咿咿呀呀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声音。

我闭上眼睛，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在黑暗中，我的手碰到了口袋里那张纸条，纸条已经被我揉得皱巴巴的了。我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抚摸过那些褶皱，像是在触摸这些天来所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上海的这一个月，是我十七年人生里最漫长的三十天。每一天都像是在爬一座看不到顶的山，风很大，路很滑，周围全是陌生的人和陌生的口音。我爬得很慢，也很吃力，有时候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掉下去了，但每次都有一只无形的手接住了我。我知道那只手是赵晓芸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睡着了。那天夜里我没有做梦，或者做了但不记得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从窗帘的缝隙透了进来，赵晓芸已经起床了，我听见她在灶披间里跟隔壁阿婆说话的声音，是那种轻轻柔柔的上海话，我听不太懂，但听着很安心。

我起床穿好衣服，刚把被子叠好，赵晓芸就端着一碗小馄饨进来了。她把碗放在桌上，说：“趁热吃，吃完了我们去徐家汇。”

小馄饨是隔壁阿婆包的，皮薄馅大，汤里飘着一点葱花和紫菜，热腾腾地冒着白气。我坐在桌边小口小口地吃着，每吃一口都觉得胃里暖和了一些。赵晓芸坐在床边等着我，她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一只手无意识地在床单上来回摩挲着。

今天是休息日，她穿着一件干净的碎花衬衫，头发放了下来，披在肩上，显得比平时柔和了许多。她今天还化了很淡很淡的妆，如果不仔细看甚至看不出来，但我注意到了，因为她平时从来不化妆。

“走吧，”我放下碗，站起来。

赵晓芸也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衬衣递给我：“换上。别穿着工地的衣服去，不太合适。”

我接过来，那是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衣，应该是她父亲的，洗得发白了，但叠得整整齐齐，上面还有一股肥皂的清香。我换上了，对着墙上那面圆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少年瘦瘦的，脸晒得黝黑，颧骨有些突出，但眼睛还是亮的，像冬天的夜里能看到的那种最亮的星星。

我们出门了。走在那条湿漉漉的弄堂里，隔壁阿婆正站在天井里浇花，看见我们并肩走出来，朝赵晓芸挤了挤眼睛，说了句什么，赵晓芸脸一红，拉着我加快脚步走了出去。

“阿婆说什么？”我问。

“没说什么，”赵晓芸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别问了。”

从溧阳路到徐家汇，我们换了两趟公交车，在晃晃悠悠的车厢里站了将近一个小时。赵晓芸站在我前面，一只手拉着吊环，一只手扶着我的蛇皮袋。我站在她身后，能闻到她头发上那种淡淡的洗发水味道，不是那种浓烈的香，而是干干净净的，像雨后空气的味道。

“你不紧张吗？”我小声问。

赵晓芸没回头，但她的手从吊环上放下来，垂在身侧，微微向我这边偏了一下。“有什么好紧张的，”她说，“又不是去见我婆婆。”

她说完这句话好像是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什么，肩膀微微耸了一下，整个人僵硬了一瞬。公交车到站的时候，她第一个下了车，步子很快，我差点没跟上。

徐家汇那一带和虹口区完全不同，这里的街道更宽，楼房更新，路边的法国梧桐把整个人行道都遮住了，树叶已经开始发黄，风一吹，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赵晓芸根据阿娘给的地址，找到了那栋六层楼的居民楼。那是一栋八十年代新建的房子，外立面刷着浅黄色的涂料，每个窗户外面都有一个小阳台，阳台上种着花或者晾着衣服。

我们爬楼梯上了四楼，在401室门前停下来。门是深绿色的铁门，上面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旁边钉着一个搪瓷门牌，写着“401”。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空酱油瓶。

赵晓芸看了我一眼，我看了她一眼。我们都没有说话。然后赵晓芸举手敲了门。

咚咚咚。三声，不轻不重，很有节奏。

门内远处传来脚步声，拖鞋摩擦地面的声音，慢慢近了。然后门开了一条缝，大概有巴掌那么宽，一条铁链子还挂在门框上，把门的打开程度限制在一个安全的角度。门缝里露出一张女人的脸，四五十岁的样子，圆脸，肤色偏黄，眼角已经有了明显的皱纹，头发烫过，但已经有些散乱了，没有上发胶，就那么蓬松地披着。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姑姑。和六年前相比，她老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那件枣红色呢子大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件家常的灰色针织衫，领口有些松了，露出锁骨下面一小片皮肤。她的眼睛本来很有神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但现在酒窝不见了，眼睛底下是一圈乌青，像是很久没有好好睡过觉。

她看到赵晓芸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然后她的眼睛猛地瞪大了。

“建国？”她的声音有点发抖，不敢相信似的，“是建国吗？”

“姑姑，”我说，“是我。”

姑姑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她想打开门，但那条铁链子还挂着，她手忙脚乱地解链子，铁链碰在铁门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链子终于解开了，她把门完全打开，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整个人靠了上来，声音哽咽了：“你真来了？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你这孩子，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来了？”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滚落到我那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衣上。我没有回答她的话，因为我也说不出话来。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眼眶发酸，但我使劲忍住了，没有掉泪。我不想在姑姑面前哭，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赵晓芸站在旁边，安静地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扬起，但眼睛里也有一些水光在闪烁。

姑姑拉着我进了屋，赵晓芸跟在后面。客厅不大，摆着一组老式沙发，一个茶几，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上盖着一块白色的蕾丝方巾。茶几上放着一个水杯和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堆着几个烟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烟味。墙上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全家福，姑姑和姑父并肩坐着，后面站着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应该是表哥表嫂，中间坐着一个小男孩，大概五六岁的样子。

“坐，坐，”姑姑用手背抹了一下眼泪，指着沙发上示意我坐下，“晓芸你也坐，我去倒茶。”

赵晓芸说：“阿娘你别忙了。”

但姑姑已经在倒了。她走到厨房里，从热水瓶里倒了两杯水出来，端到我们面前。她的手也在发抖，不是明显的那种，但我注意到了，因为有几滴水从杯子里晃了出来，落在了茶几上。

“你妈还好吗？”姑姑在我对面坐下来，问。

“还好，”我说，“身体还行。”

“你来上海你妈知道吗？”

“知道，是她让我来的。”

姑姑沉默了几秒钟，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我看见她手上的皮肤很粗糙，指节有些变形，这是长年在纺织厂工作的痕迹。我记得母亲说过，姑姑十六岁就进了纺织厂，先是当学徒，后来转了正，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纺织厂里的活是体力活，机器轰隆隆地响着，女工们走来走去接断头，一站就是八个小时。长期站立的后果是静脉曲张、腰肌劳损，手上全是老茧，皮肤被棉絮磨得粗糙得像砂纸。

“你姑父的事，你听说了吧？”姑姑说。

“晓芸跟我说了一点。”

姑姑看了赵晓芸一眼，赵晓芸微微低下了头，像是做错事的孩子。

“你姑父这个人，你不太了解，”姑姑说，声音压得很低，“他在厂里是当干部的，习惯了人家听他的。这次调去研究所，他觉得是明升暗降，脸上挂不住，心里有气。这段时间在家里，动不动就发火，我都不敢多说话。前阵子我跟他提了一句说你可能要来，他当场就发了脾气，说‘你们陈家的人凭什么住到我赵家来’。”

姑姑说着说着眼泪又掉下来了。我注意到她说“你们陈家的人”时，语气里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好像她已经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是陈家人还是赵家人了。她是嫁到赵家的陈秀兰，户口簿上写的是赵陈氏，但身份证上写的还是陈秀兰。她是两个人，也是半个人。

“姑姑，你不用为难，”我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我本来也没打算住到你们家来，我已经在工地上找到活了，有地方住。”

姑姑抬起头看着我，眼泪还挂在脸上，混着一些眼线晕开的黑色痕迹，看起来有些狼狈。“你住哪里？工棚？”她问。

“不是，我住在晓芸那里。”

姑姑转向赵晓芸，目光变得有些复杂。赵晓芸低着头看自己的鞋尖，脸微微涨红了。

“你这孩子，”姑姑小声说，“你一个女孩子，让人家住你那里，传出去像什么话。”

赵晓芸抬起头来，声音不大但很坚定：“阿娘，他是我阿娘的外甥，我照顾他是应该的。再说他又没住我房间里，他睡地上，我睡床上，有什么不可以的。”

姑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赵晓芸一眼，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姑姑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猛地站起来，声音压得极低：“德明回来了，你们快走。”

赵晓芸也站起来，一把拉住我的袖子。我还没来得及反应，门已经开了，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他大概四十五六岁，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深灰色夹克衫，头发往后梳得很整齐，露出宽阔的额头。他的脸型是方的，下颌线很硬，嘴唇上面有一圈青色的胡茬，像是早上刮过但已经长出来了。他的目光在客厅里扫了一圈，立刻锁定了我，像是在审视一个闯入领地的陌生人。

“这是谁？”姑父赵德明看着我，语气不是疑问，是质问。

姑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一尾搁浅的鱼：“德明，这是我侄子，陈建国，从东北来的，来看看我……”

“来看你？”姑父把夹克衫脱下来，随手搭在沙发背上，“怕是来看麻烦的吧。”

“姑父，”我站起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我来上海是来找工作的，我已经找到了，在虹口区的一个工地上。我今天来就是来看看姑姑，没有别的意思。”

姑父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像一把剃刀，从我脸上刮过去。他没接我的话，转身走到电视机前，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屏幕亮了，他调到新闻频道，音量调得很大，整个客厅充满了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

姑姑站在那里，脸色白一阵红一阵的，像商场里那种橱窗里站得久了开始掉漆的模特。

“德明，”姑姑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拉了拉姑父的袖子，“建国大老远来了，你好歹让人家坐下喝杯茶。”

“茶不是倒了嘛，”姑父头也不抬，盯着电视屏幕，“又不是不让喝。”

姑姑的脸色更难看了。赵晓芸咬着嘴唇不说话，但她的手紧紧攥着我的袖子，把布料都攥出了褶皱。我能感觉到她手心出了汗，湿湿热热的，透过衬衣的布料传到我胳膊上。

屋里陷入了尴尬的沉默。客厅里只有电视的声音在响，播音员在播报某地的工农业产值又创新高，语气里带着那种特有的、不容置疑的喜悦。电视机里的世界和电视机前的世界好像是两个平行的世界，那边锣鼓喧天，这边死水微澜。

我站起身，对姑姑说：“姑姑，我先走了。你和姑父保重身体，我有空再来看你。”

姑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了一眼姑父的背影，最终只是怔怔地点了点头。

赵晓芸也站起来，走到姑姑身边，小声说了句什么。姑姑握住赵晓芸的手，轻轻拍了拍，然后松开了。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姑父忽然开口了。他没有转身，还是盯着电视，但声音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建国是吧？不是叔不留你，是家里地方小，确实住不下。你在外面好好干，等将来有出息了，再来做客。”

做客。这个词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击中了我的心脏。不是“再来上海”或者“再来家里”，而是“再来做客”。在姑父眼里，我连陈家人都算不上，我只是一个从东北来的客人，一个需要被接待、被安置、然后被送走的客人。但事实上我连被接待的资格都没有，我连一杯茶都没喝完。

我走出那个家门的时候，脊背挺得很直，步子迈得很稳。我一直走到楼梯拐角处，确定身后那扇深绿色的铁门已经关上了，才停下来，靠在墙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赵晓芸跟在我身后，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站在我身旁，肩膀几乎贴着我的肩膀。

楼道里有点暗，只有楼梯拐角处的一扇小窗户透进来一些光。那扇窗户太小了，光线不够，大部分地方还是灰蒙蒙的。在这样的光线下，赵晓芸的脸看起来有些模糊，但她的眼睛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反射的光，而是从里面透出来的，像一盏没有被风吹灭的灯。

“走，”赵晓芸轻声说，“回去我给你煮面。”

我点了点头。我们一前一后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一轻一重，像是某种节奏不太协调的二重奏。一楼大厅的防盗门是关着的，赵晓芸推了一下没推开，我伸手帮她拉开了。门外是徐家汇秋天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水泥台阶上，几只麻雀在人行道上蹦蹦跳跳，见我们出来，呼啦一下全飞到了路边的梧桐树上。

“你哭了？”赵晓芸忽然问。

我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发现手背上是湿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流的泪，可能是刚才靠在楼道墙上时，可能是更早之前，在姑姑拉着我的胳膊哭的时候，也可能是姑父说“再来做客”的那一瞬间。我不知道。眼泪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流了出来，像水管上凝结的水珠，积攒到一定重量就自然而然地滑落了。

“没有。”我说。

赵晓芸没戳穿我。她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塞到我手里。手帕是白色的，上面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针脚细密，看得出是手工绣的。手帕上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的味道，应该是压在箱底很久了。

我握着手帕，没舍得用。

我们原路坐公交车回去。车厢里比来的时候空了不少，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赵晓芸坐在我旁边，中间隔着一个蛇皮袋。车上的人不多，有个大爷在看报纸，有个年轻妇女抱着孩子，孩子睡着了，手耷拉在妈妈的肩膀上。窗外的景色慢慢往后退，梧桐树、商店招牌、自行车、行人，一切都像是水中的倒影，模模糊糊的，不真实。

赵晓芸可能是不想说话来缓解我的压抑，她从口袋里拿出那个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翻到中间某一页，用铅笔在上面写写画画。我探头看了一眼，她写的是：“今天天气晴，去了徐家汇，见了阿娘……”后面的字太小了，我没看清。她在“阿娘”后面好像写了一个名字，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在写我。

“写什么呢？”我问。

赵晓芸合上笔记本，把铅笔别在本子封面的线圈上，揣回兜里。“没什么，”她说，“就是记一下。”

我想起了她在笔记本上抄的那些诗，那些工工整整的字迹，那行“今天拿到第一个月工资，50块”的小字。她的笔记本里记录着她来上海后的每一天，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今天大概也算是重要的一天吧，她去见了一个人，那个人让她阿娘的侄子在家里坐了不到十分钟，喝了两口茶，然后被一句话堵得无言以对，狼狈地离开了。这样的一天，值得写进笔记本里吗？

回到溧阳路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赵晓芸说要给我煮面，我拦住她，说我来煮。这一个月来我一直吃她做的饭，今天我想给她做一顿。

赵晓芸犹豫了一下，点点头，从柜子里拿出一把挂面和两个鸡蛋。我端着这些东西去了灶披间，好在阿婆不在，灶披间里没人。我生火，烧水，下面，放盐，最后打了两个荷包蛋。在上海的灶披间里用煤球炉煮挂面，我总觉得像是在做一项重要的仪式，每个动作都很郑重其事，好像面条煮得好不好，关系到我能不能在上海待下去。

面煮好了，我盛了两碗，端回房间。赵晓芸坐在桌边，看着碗里的鸡蛋，忽然笑了。

“你笑什么？”我问。

“你把荷包蛋煮得这么丑，”她笑嘻嘻地说，“一看就没做过饭。”

我低头一看，其中一个荷包蛋确实散架了，蛋黄和蛋白分开漂在汤面上，像一个被拆散的词。但另一个还完完整整的，圆圆的，白白的，中间一点金黄，像初升的月亮。

“你把那个完整的给我了，”赵晓芸说，“你自己吃那个散了的。”

“我是不会做饭，”我说，“但我知道把好的给人家。”

赵晓芸怔了一下，低下头去吃面，没再说话。我吃着自己那碗散了的荷包蛋，觉得味道并没有什么不同。鸡蛋还是鸡蛋，面还是面，都挺好吃的。

吃完饭赵晓芸去上下午班了，我留在房间里。我一个人面对着一室寂静，日光灯管早就关了，白天的房间里光线自然，窗台上那盆绿植已经活过来了，叶子挺直了，绿油油的，在微风中轻轻晃动。我注视着那些叶子发呆，脑子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具体，像一团揉在一起的线头，找不到那根最初的线。

我想起母亲。她一个人在家乡，每天在那间土坯房里进进出出，做饭，喂鸡，缝衣服，日子过得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每天都是一样的节律。她现在在想什么呢？在等我的电话？还是在给我纳鞋底，等我过年回去的时候穿上？她的眼睛还看得清针脚吗？她的血压还高吗？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害怕？

我想起父亲。父亲活着的时候，我们家虽然穷，但每天都有人气。父亲从矿上回来，带着一身煤灰，在院子里把工作服一脱，用扫帚扫身上的灰，那些细碎的煤尘在夕阳下飞舞，像一群黑色的萤火虫。他会喊一声“建国”，然后把我举过头顶，让我骑在他肩膀上，走进屋里。屋里是煤油灯昏黄的光，母亲在灶台前忙活，炊烟和菜香混在一起，弥漫在整个屋子里。那些日子再也回不去了。我现在才明白，人生中最残忍的事情不是失去，而是失去之后你还活着，你还得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没有他们的地方去。

傍晚的时候，赵晓芸回来了。她带回了一个消息，说是隔壁阿婆告诉她的，姑姑下午打电话来了。“你姑姑让你明天再去一趟，就你一个人去，她说你姑父明天出差，不在家，她想单独跟你谈谈。”赵晓芸一边换衣服一边说。

我犹豫了。今天的不欢而散还历历在目，我不知道再去一次能改变什么。

赵晓芸看穿了我的心思，走到我面前，用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去。你姑姑叫你你就去，她肯定是有话要对你说。再说你姑父不在，正好。”

第二天早上，我一个人去了徐家汇。这次我没有穿赵晓芸父亲的那件衬衣，而是穿着自己的那件灰布夹克，夹克洗得有些发白了，但干干净净的。我口袋里揣着三十块钱，是从工资里留出来的，想着如果姑姑有什么需要，我也能帮上一点。

我又爬上了那栋楼的四楼，在401室门前站了一会儿，才抬手敲门。这次门很快就开了，没有铁链子，姑姑站在门内，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毛衣，头发梳得整齐了些，脸上抹了一些面霜，看起来比昨天精神了一些。

“进来，”她侧身让我进去，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

客厅里没有姑父的身影，茶几上的烟灰缸收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水果盘，盘子里放着几个橘子和一个苹果。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沙发和地板上投下一片明亮的方格。姑姑让我坐下，自己去厨房倒了杯茶，放在我面前，然后在我对面坐下来。

我们沉默了大概有十几秒钟。我注意到姑姑的眼睛下面还是有黑眼圈，但今天没有哭，眼睛是干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像是做了一个决定。

“建国，”姑姑开口了，声音很低，但很清晰，“你姑父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他不是冲你，他是冲我。这些年我在赵家，日子不好过。”

我没有接话，我知道这种时候不需要接话，只需要听。

“你姑父那个人，年轻时候不是这样的，”姑姑说，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墙上那张全家福上，“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他对我挺好的。我生完孩子他怕我落下病，一个月不让我碰凉水。他在厂里当技术员那几年，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我，一分不留，说他不会管家，让我管。后来他升了副厂长，应酬多了，脾气也大了，开始嫌我不会做人，不会说话，不会替他张罗人脉。他说我‘小家子气’，说我是‘厂里的工人，没见识’。”

姑姑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那苦笑像一把生锈的刀，割得人心口发疼。

“你知道吗，”姑姑说，“我嫁给他的时候，纺织厂里多少姐妹羡慕我，说我嫁得好，找了个上海本地人，还是个干部。可她们不知道，干部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你姑父的妈，就是你赵家奶奶，从我来第一天起就看不起我，嫌我娘家在苏北农村，没根底。她逢人就说，‘我儿子找的这个媳妇，除了能生孩子，啥用都没有。’我在赵家待了二十多年，每年的年夜饭都是我做的，每年的春节都是我操持的，但我婆婆从来没夸过我一句，连正眼都没看过我几回。”

姑姑的声音平静得有些过分，像是把黄连嚼碎了咽下去，苦到了底，反而尝不出味道了。

“我有时候想，我嫁到上海来到底图什么？”姑姑继续说，“图房子吗？我住了二十年，那房产证上写的是你姑父的名字。图钱吗？我的工资我自己挣，他给我多少我就花多少，从来没多花他一分。图名声吗？我现在在单位里，同事都叫我‘赵副厂长的爱人’，好像我自己连个名字都没有。我有时候想回苏北老家看看我爸妈，你姑父就说，‘回去做什么，穷亲戚一堆，去了就得花钱’。他说这话的时候，也不想想，我姓陈，我爸妈在苏北也是穷了一辈子。”

姑姑的眼眶又红了，但这次她使劲忍住了，没让眼泪掉下来。她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缓了缓情绪，接着说。

“你来了，我本来想让你住在我这里，帮你找个工作，慢慢安顿下来，”姑姑说，“可是你姑父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我在这家里说话不算数，你也看到了。上次晓芸问我你的事，我说要是你来了，先让你住在晓芸那里，等我安置好了再说。但我想来想去，我能怎么安置你呢？我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多余的存款，我的工资每个月一半交给家里开销，一半寄回苏北给我爸妈看病。我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我怎么安置你？”

姑姑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动，但没有流出来。那泪光就像冬天早晨窗户上的霜花，虽然晶莹剔透，但终究是要被阳光晒化的。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姑姑，你什么都不用为我做。你让自己过好一点就行了。”

姑姑听到这话，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用手背匆匆抹了一下，又一下，但眼泪像是决了堤，怎么抹都抹不干净。她不是一个好看的女人，四十多岁了，脸上的皱纹很重，皮肤暗黄，头发也开始白了。她哭起来的样子一点也不好看，鼻子红红的，嘴巴扭曲着，整个人的表情都变了形。但那一刻我觉得她很真实，比任何我见过的女人都真实。她不是那个穿着枣红色呢子大衣的时髦女人，不是那个寄回五百块钱时在信里说“节哀顺变”的体面女人，她就是一个普通的、脆弱的、在婚姻和家庭之间挣扎得精疲力尽的女人。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包揉得皱巴巴的纸手帕，抽出一张递给姑姑。姑姑接过去擦了擦眼睛，又擤了擤鼻子，把纸手帕团成一团攥在手心里。

“建国，”姑姑的声音沙哑了，“你恨姑姑吗？”

“不恨，”我说，“你是我姑姑，我怎么会恨你。”

姑姑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粗糙而温暖，指节粗大，掌心里全是老茧。她握着我的手，反复摩挲着我的手背，像在抚摸一件珍贵的瓷器。

“你跟你妈说，就说姑姑对不起她，对不起她托付的事，”姑姑说，“但请她放心，你在上海不会没人管的。晓芸这姑娘，我跟你说，她不是一般人。她妈妈是安徽来的，她从小就被人看不起，但她争气，十五岁就进厂干活了，从来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她在纺织厂干了快两年了，工钱虽然不多，但从没亏待过自己，也不接受别人的施舍。她对你好，那是她自己愿意的，你别辜负了人家。”

我知道姑姑误会了我和赵晓芸的关系，但我不想解释。在这一刻，解释什么都显得多余。

从姑姑家出来，我没有直接回溧阳路。我在徐家汇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路过一家新华书店，走进去看了看。书店不大，架子上摆着一些书，有文学的，有科技的，还有几本教辅材料。我想买本书送给赵晓芸，当作这些天照顾我的谢礼，但翻了几本看了看定价，最便宜的一本也要两块多，我又放下了。两块多钱够我吃好几顿饭了，不能乱花。

我在书店里转了一圈，最后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定价一块两毛钱。赵晓芸的笔记本里偶尔会有几个写错的字，虽然不多，但我想她可能需要一本字典。而且字典这东西，不管用多久都不会过时，不会贬值，永远有用。

回到溧阳路的时候是下午，赵晓芸还没下班。我把字典放在她的桌子上，又从灶披间里打了壶水烧上，等她回来好有热水喝。做完这些，我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外面弄堂里的生活缓缓流动。隔壁阿婆在天井里收床单，抖了好几下才把床单叠好。有个小男孩在弄堂里滚铁环，铁环滚过石板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一个中年妇女端着一盆水从灶披间出来，泼在天井的水沟里，水声哗啦一下，溅起一些水花。这些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画面，但在我眼里，它们都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像一幅旧画，色调温润，笔触细腻，每一个细节都值得细细品味。

我以前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从来没注意过这些。在老家，每天的生活也是那样运转着，有人做饭，有人洗衣服，有人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人骑着自行车去上班。那些画面我熟视无睹，从来没有觉得它们有什么特别的。但现在，在别人的城市里，看着别人的日常生活，我忽然懂得了什么叫“人间烟火”。那些最普通不过的细节，恰恰是生活本身最真实的样子。吃了没，睡了没，天冷了加衣服没，这些琐碎的、重复的、不值一提的事情，才是真正把人和人连在一起的东西。

晚上赵晓芸回来了。她进门的动作很快，比平时快得多，好像身后有什么人在追赶她。她一进门就看见桌上的字典，拿起来翻了翻，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买的？”她问。

“嗯。”

“多少钱？”

“一块二。”

她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不用买，而是翻开字典，翻到某一页，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字典合上，放在枕头底下，像藏一件宝贝。

“怎么了？”我问，“你好像有心事。”

赵晓芸在床边坐下来，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看地板。日光灯嗡嗡地响着，灯管好像快坏了，有时候会闪一下，把房间里的光线弄得一阵一阵的。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

“我阿娘今天打电话到厂里来找我了，说让你不要在工地干了。”

“为什么？”我不解。

“她说她在闸北区那边有个朋友，在印刷厂当车间主任，可以帮你安排一个学徒工的位置，学印刷技术。”赵晓芸顿了顿，“比工地轻松，也体面，将来还能转正。”

我愣了一下。姑姑今天在我面前表现得那么无力，仿佛什么都做不了，但转头就去帮我找了工作。她嘴上说“泥菩萨过江”，心里却还是一直在想办法。这个口是心非的女人，这个在赵家忍气吞声二十多年的女人，在我面前流泪的时候说她“说话不算数”，但她做事的本事比说话的本事大多了。

“可姑父那边……”我说。

“阿娘说，印刷厂那个朋友是她从前在纺织厂的姐妹，不经过你姑父，他管不着。”赵晓芸抬起头，看着我说，“建国，你去印刷厂吧。工地的活太累了，那不是人干的。”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工地的活确实累，每天回来腰都直不起来，手上全是水泡和被水泥烧出来的伤口，但我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姑姑已经够为难了，我不想让她因为我再去欠人情。

“我去，不过要给周师傅说一声，不能说不去就不去了。”我说。

赵晓芸点点头：“应该的。还有一件事，”她垂下眼睛，声音轻了，“阿娘还说了，说我现在还小，不要想有的没的事。”

“什么有的没的事？”我问。

赵晓芸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很彻底，从脸颊蔓延到耳朵根，连脖子都染上了一层粉色。她转过身去，假装整理床单，嘴硬得很：“我怎么知道，你去问我阿娘去。”

我看着她微微发红的后颈，忽然明白了什么。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拿过热水瓶，倒了两杯热水，把其中一杯放在她手边。

那天晚上我又没怎么睡着。不是因为地铺，而是因为脑子里一直在转。我在想，人的命运到底是命中注定的，还是自己走出来的？如果三年前父亲没有去世，我现在应该在县城读高中，也许正在为考大学做准备，也许根本没想过要来上海。但父亲去世了，所以我来上海了。如果姑姑没有嫁到上海来，我也不会来上海，而是去别的什么地方，也许北京，也许广州，也许就在齐齐哈尔。但姑姑嫁了，所以我来了。如果赵晓芸没有在深夜里像我一样醒来，没有低头看看楼梯拐角处那个陌生的年轻人，我可能还在那个楼道里，或者已经回了齐齐哈尔，或者流落到了别的地方。但她醒来了，所以她看见我了，所以我现在才能躺在这张铺着凉席的地板上，听着头顶日光灯的嗡嗡声，想着这些有的没的的事情。

每个选择都像一颗石子丢进水里，涟漪一圈一圈扩散开去，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丢石子的那个人。姑姑嫁到上海来的时候大概没想到，多年后她那个从东北来的侄子会靠她的孙女收留。赵晓芸在凌晨四点醒来的时候大概也没想到，楼梯间里那个瑟瑟发抖的少年会在接下来的冬天，变成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命运是一个巨大的蜘蛛网，你以为你在独立地行走，其实每一步都在别人的网上震动。

第二天我去了工地，跟周师傅说我要走。周师傅叼着烟看了我半天，说：“找到更好的了？”我说找到了，去印刷厂当学徒。周师傅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说：“学徒工比工地好，将来能学门手艺。好好干，别给东北人丢脸。”

我拿了最后几天的工钱，十几块钱。周师傅多给了我两块，说是奖金。我知道没有奖金这一说，是他自己想给的。

“周师傅，”我站在工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些正在长高的楼房，“谢谢你。”

周师傅扬了扬手，转身走了。他那件沾满水泥灰的蓝色工作服在阳光下显得特别蓝，蓝得刺眼。

印刷厂在闸北区，离溧阳路不算远，骑自行车大概二十分钟。车间主任姓马，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说话干脆利落。她看了我一眼，说：“秀兰介绍来的，我知道。你明天就来上班，学徒期三个月，一个月三十六块，包一顿午饭。学得好了，转正后涨到四十五。你要是吃不了苦，趁早说，别耽误大家时间。”

我说我能吃苦。

马主任看了我一眼，那目光意味深长，说：“那就明天来。”

从印刷厂出来的时候，我忽然想打个电话回家。好久没给母亲打电话了，上次还是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找了个公用电话打到村头小卖部，让人喊我母亲来接。那次花了好几块钱，打得我心痛。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我有好消息要告诉母亲，我有工作了，有地方住了，而且是在上海的工厂里当学徒工，说出去体面。

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村头小卖部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小卖部的老板娘张婶，我说我找我妈，我姓陈，陈建国的妈。张婶说知道了知道了，你去等着，我去喊她。

电话里传来嘟嘟嘟的等待音，然后是忙音，中间还夹杂着一些电流的杂音。我握着听筒，手心出了汗，把听筒都弄湿了。等了大概五六分钟，那头终于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建国？”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是怕电话那头的人听不见，又像是怕被别人听见。

“妈，”我说，“我找到工作了。在印刷厂当学徒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听见母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好像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好，好，”母亲说，“你要好好干，听师傅的话，别跟人吵架。吃得好不好？睡得惯不惯？上海的天气和咱这不一样，你多穿点，别感冒了。”

母亲的声音有点哽咽，但她没有哭。她从来不在我面前哭，哪怕在父亲的坟前，她也只是在心里哭，嘴上不说。

“妈，”我说，“姑姑搬家了，我没找到她。”

母亲在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长到我以为电话断了。“没找到你姑姑？”母亲的声音有些发颤，“那你住在哪？”

“住在一个朋友那里，”我说，“她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人很好。”

“朋友？”母亲的声音变了一个调，“什么朋友？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我说，然后补充道，“是姑姑的孙女。”

母亲在电话那头似乎倒吸了一口凉气，过了一会儿才说：“建国，你可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女孩子家的名声要紧，你要是给人添了麻烦，你姑姑会怪我的。”

“妈，你放心，”我说，“我知道分寸。”

挂了电话，我把话筒放回去，感觉手心的汗把电话机的话筒都弄湿了一片。十月的上海，天已经开始凉了，但我的后背还是出了一层细密的汗。我站在电话亭外面，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外人了。也许我还没有真正融入这座城市，但这座城市已经开始在我身上留下痕迹了。我有工作，有住处，有人在等我回去，有人在我走的时候说一句“路上小心”。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人活着的全部重量。

回到溧阳路，赵晓芸正在灶披间里炒菜。油烟弥漫在狭小的空间里，她被呛得直咳嗽。我走过去说我来吧，她摆摆手说快好了快好了。我看到锅里的菜已经在往外铲了，是一盘炒土豆丝，土豆丝切得不怎么均匀，有的粗有的细，但炒得金黄，辣椒和醋的味道混在一起，闻着就很开胃。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我问。

“今天上早班，”赵晓芸把土豆丝装进盘子里，端起来，“快进屋，吃饭。”

我们坐在桌边，就着炒土豆丝和一碗紫菜蛋花汤，吃完了晚饭。赵晓芸今天的心情好像不错，一边吃一边跟我说她在厂里的趣事，说她今天接了一千多个断头，破了班组记录，车间主任还表扬了她。她说话的语调很快，带着一种轻松的快活，像小鸟叽叽喳喳地叫。

我看着她说话的样子，忽然想到一个词，是以前在书上看到的：温暖。以前我不太理解这个词的含义，但现在我懂了。温暖就是一个人在你面前叽叽喳喳地说着那些琐碎的、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你一点都不觉得烦，反而觉得很好听。温暖就是当她停下来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看她，而她刚好也看你，你们的视线在空气中碰在一起，像两根弦同时被拨响，发出同一个音。

“你看我干嘛？”赵晓芸说。

“没什么，”我移开目光，“你嘴角有饭粒。”

赵晓芸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什么也没有。她瞪了我一眼，然后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凉席上，听见赵晓芸在床上翻了个身，然后安静了。我以为她睡着了，正准备闭上眼睛，忽然听见她喊了我一声。

“建国。”

“嗯。”

“你明天去印刷厂上班，穿上我阿爸那件衬衣。”

“为什么？”

“因为印刷厂和工地不一样，”她说，“穿得整齐一点，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靠谱。”

我想了想说好。

又过了几秒钟，她说：“建国。”

“嗯。”

“你去了印刷厂，要好好学习，不要打架，不要跟人吵架，多看多学，少说话。”

“好。”

“还有，”她说，“你不许学了技术就跑掉。你至少要在印刷厂干满一年，转正了再说。”

“好。”

她安静了。我以为她终于睡着了，但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

“建国。”

“嗯。”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

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好半天。以后怎么办？十九岁的赵晓芸（不，她只有十六岁，但有时候她说话的口气像二十六岁）、刚刚拿到印刷厂学徒工机会的我，我们坐在这个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在日光灯管的嗡嗡声中，讨论一个关于未来的严肃问题。

“我想好好学印刷技术，”我说，“等成了正式工，攒点钱，租个房子，把我妈接过来。”

“那你姑姑呢？”

“她有我姑父管着呢，”我说，想了想又补充，“她有自己的路要走。”

赵晓芸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变得有些飘忽不定：“那你接你妈来上海了，你还住在这里吗？”

这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我张了张嘴，想说“当然不”，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两个字就是说不出口。我躺在那张凉席上，盯着天花板的日光灯管，它又开始闪了，一闪一闪的，像在对我眨眼睛。

“晓芸，”我说。

“嗯。”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

她可能在黑暗中笑了，因为我听见她的呼吸声有一瞬间的紊乱，像一个石子投入湖面时漾开的那圈涟漪。

“想啊，”她的声音轻轻的，带着一些我从没听过的柔软，“我想过很多种以后。一种是我在纺织厂干一辈子，接我妈的班，继续做‘小安徽’，别人怎么说都随便。一种是我去读夜校，考个文凭，找个好点的工作，离开纺织厂。还有一种，”她说到这里停顿了，像是在斟酌要不要说下去，“算了，不说了。”

“说啊，”我说。

窗外吹来一阵风，窗帘被吹得鼓起来，像一个白色的幽灵，在房间里飘了一下又缩回去了。夜里的弄堂安静极了，远处有人在拉二胡，曲调很慢很悲伤，不知道拉的是《二泉映月》还是别的什么曲子。二胡声断断续续的，像一个人在说话，说一句停一下，想一下再说下一句。那种感觉，就像赵晓芸刚才说“还有一种”时的语气。

但赵晓芸最终没有说出“还有一种”是什么。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被子拉到肩膀，说：“晚安，建国。明天好好上班。”

第二天早上，我穿着赵晓芸父亲的那件浅蓝色衬衣，从溧阳路走到公交站，等着去闸北区印刷厂的公交车。深秋的风从黄浦江那边吹来，已经有点冷了，但我没穿外套，因为这件衬衣是长袖的，足够保暖。我把蛇皮袋留在赵晓芸房间里，只带了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赵晓芸给我准备的午饭盒和水壶。

公交车来了，我上了车，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窗外是上海秋天的早晨，街上满是行色匆匆的人，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早点摊上蒸笼冒着热气，油条在油锅里滋滋作响。这个城市照样醒来，照样运转，不会因为多了一个陈建国或少了一个陈建国而有什么改变。但对于陈建国来说，这座城市正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变成他的归宿。

我低下头，看见衬衣的第二颗扣子缝得有些歪，是用蓝线缝的，而衬衣的其他部分都是用白线。这大概是赵晓芸的手艺吧，不仔细看的话倒也看不出来，但我知道了，它就成了一处标记，一个秘密，只有我和她知道。

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汇入车流，汇入这座城市浩浩荡荡的早晨。我靠着车窗，看着自己模糊的倒影，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明天会怎样我不知道，但今天，我穿着这件打了补丁的衬衣，带着一盒午饭，还有口袋里那本折了角的《新华字典》，要去印刷厂开始我人生中第一份正式的工作。这份工作不是谁的施舍，不是谁的安排，而是我站在一个叫作“上海”的舞台上，用自己那点微薄的力气，奋力投下的第一块石头。石头落进水里的声音也许很轻，但涟漪总归会一圈一圈地荡开来，触及那些我不曾设想过的远方。

车子拐了个弯，阳光从车窗照进来，落在我摊开的手掌上。那些因为搬砖而生出的老茧还没有消退，虎口处还有一道水泥烫伤的疤痕，但我的手已经不再颤抖了。我摊开手掌迎向阳光，看了一会儿，把手慢慢握成拳头。外面是越来越亮的城市，里面是一个少年终于开始学会握住的自己。

公交广播报了站名，闸北区到了。我站起身，抓住头顶的吊环，深吸一口气，准备下车。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站台，开始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前方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