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谈判代表团内部分化：从外交官到将军，强硬派拒绝对美让步

伊朗外交在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谈判几乎毫无进展之际，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僵局是否源于伊朗谈判团队内部的紧张关系？代表团内部各角色如何分工？这又反映出伊朗政权内部怎样的权力格局？

外交官还是将军？留意谁代表伊朗进行谈判，便可知晓谁掌握大权。

从2003年到2015年，伊朗历经十二年才达成核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在此期间，德黑兰总是派遣外交官坐到谈判桌前。而今年，伊朗代表团团长却是一位将军。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率领由71人组成的代表团于4月初前往伊斯兰堡，进行自1979年以来与美国首次直接对话。他现任议长，但此前曾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

伊朗分析人士谢尔敏·阿米里表示，这并非巧合。自2月28日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遭清除后，革命卫队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最高领袖在维护革命卫队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这种平衡已被打破——代表团的人员构成让这一点清晰可见。

除卡利巴夫外，代表团内还有革命卫队元老伊斯梅尔·艾哈迈迪·莫哈达姆和阿里-阿克巴尔·艾哈迈迪安。代表团中也有外交官：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以及一群曾参与此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谈判的资深谈判人员。

一位引人注目的代表是极端保守派议员马哈茂德·纳巴维安，他与佩达里派系关系密切——该派系是坚决反对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强硬路线阵营。

与美国达成协议是一回事，向己方支持者推销协议同样重要。纳巴维安的在场向支持者发出了一个信号：伊朗不会做出重大让步。阿米里说：“他代表的意识形态派系正是那些会在晚上到广场上动员的强硬派。这种街头动员能够防止民众起义。”因此，谈判团队不仅在与华盛顿沟通，也在与本国民众沟通。

在议会中，强硬派同样在发声。纳巴维安在首轮谈判后对当地媒体表示，谈判“纯属损害”，任何人都不应参与。他还将核计划纳入谈判议程称为“战略错误”。议会近期对代表团的一份支持声明有261名议员（共290名）签署，但佩达里派系周围的一群强硬派拒绝签字。

压力显而易见。4月底，当阿拉格奇再次前往伊斯兰堡阐述伊方立场时，卡利巴夫并未随行。官方理由是未计划与美国举行全面谈判。但阿米里认为，政治背景至少同样重要。“在遭到强硬派批评后，卡利巴夫若再次成为谈判的公开面孔风险太大。他的缺席降低了此次出访的外交规格，同时为德黑兰提供了空间，对外可以坚持称其并非在美国压力下进行谈判。”

强硬派可能并未直接导致其缺席，但他们的压力确实决定了伊朗希望以何种级别开展外交活动。

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和卡利巴夫都在努力展现团结。“在我们的伊朗，没有强硬派或温和派之分，”佩泽什基安在X上写道。卡利巴夫4月23日也发表了类似言论：“我们都是伊朗人和革命者。一个真主，一位领袖，一个民族，一条道路。”

海牙地缘政治研究所的伊朗问题专家达蒙·戈尔里兹驳斥了内部批评意味着伊朗真正分裂的结论。该政权的所有组成部分最终都服务于同一个利益：伊斯兰共和国的存续。外交官、温和的技术官僚和强硬派是同一工具箱中的不同工具，而非相互竞争的阵营。

2015年核协议的美方首席谈判代表温迪·谢尔曼最近在BBC的一档播客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据谢尔曼称，当协议的框架在日内瓦准备就绪时，哈梅内伊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一长串新要求——这可能在场的伊朗谈判代表并不知情。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勃然大怒，一掌拍在桌上——一支笔飞起，击中了阿拉格奇。尽管如此，协议最终还是达成了。

如今是否能再次达成协议尚不确定。在美以联合打击之后，伊朗采取了强硬立场。他们提出了一项新提议：首先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解除海上封锁，然后才谈核计划。伊朗分析人士阿里·瓦埃兹表示，伊朗此举是将时钟拨回到了战前状态——那时海峡尚未被封锁。对伊朗而言，这是一块试金石：如果连海峡问题都无法达成一致，那么还有什么必要继续谈判下去？

华盛顿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认为，美国对海峡的封锁最终将迫使伊朗达成核协议。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伊朗研究员丹尼·西特里诺维奇称这是误判。“封锁不会迫使伊朗屈服——无论是在核计划、导弹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

只要双方都认为对方手中的牌更弱，僵局就会持续。伊朗和美国何时——以及是否会——重新回到谈判桌，目前尚不清楚。但届时德黑兰派出的是将军还是外交官，是强硬派还是务实派，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政权内部的权力关系。

军人、外交官和神职人员：伊朗谈判团队的成员远不止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阿巴斯·阿拉格奇和马哈茂德·纳巴维安三人，但他们三人是很好的缩影。这些人是谁？他们擅长什么？

由议长率领谈判代表团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但卡利巴夫拥有他团队中外交官所没有的东西：革命卫队的信任。阿米里表示，如今这一点至关重要。

卡利巴夫18岁加入革命卫队，一路晋升至指挥官。“因此，他是伊斯兰共和国老一辈成员，拥有相关人脉网络和革命卫队的支持，”分析人士迪娜·埃斯凡迪亚里说。阿米里认为，对革命卫队而言，他是一份保险单：确保谈判忠于革命价值观。

4月18日，他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上亲自展示了这种界限感。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公开告诉美国副总统JD·万斯，双方存在“零信任”，华盛顿必须首先建立信誉。他说，外交是冲突以其他方式的延续——一种将军事地位转化为政治成果的手段。

他的影响力可能还源于他与被清除的阿亚图拉之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友谊。据报道，卡利巴夫、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以及他们的共同朋友侯赛因·塔伊卜多年来每周都会在阿亚图拉官邸会面——这被称为“权力三角”。

这个关系网并非总能帮到他。卡利巴夫曾四次竞选总统——2005年、2013年、2017年和2024年——但从未获胜。

卡利巴夫不惧采取强硬手段。在一份泄露的录音中，他讲述自己曾骑着摩托车、手持木棍殴打抗议者，并对此感到自豪。担任警察总监期间，他负责镇压2003年大学生抗议活动。在2013年的一场辩论中，当年赢得总统选举的哈桑·鲁哈尼披露，卡利巴夫曾提议给抗议学生发放许可——以便将他们引入陷阱。

如今，卡利巴夫也展现出行政的一面。阿米里说，先是担任德黑兰市长，如今又任议长，他逐渐也成了一个务实派。

他是否掌握决策权则是另一个问题。“他有点像润滑油，因为他在革命卫队和政界都有广泛人脉，”阿米里说。前以色列国防情报官员丹尼·西特里诺维奇更为直接：“他是高级人物，但并非伊朗真正的掌权者。他最多只有授权进行谈判，但附有明确界限。”西特里诺维奇认为，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革命卫队领导人艾哈迈德·瓦希迪手中。

他涉足核问题始于2003年。那一年，当贾里德·库什纳在哈佛获得学士学位，史蒂夫·维特科夫在纽约谈成房地产交易，万斯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时，阿拉格奇正在德黑兰协调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首轮核谈判。在那次核协议中，阿拉格奇促成了美国取消对伊朗地毯的出口禁令。他本人称，这是给他兄弟的礼物——他兄弟从事地毯生意。

尽管如此，美国人并不认为阿拉格奇是决策者。据报道，华盛顿不相信他有独立达成协议的授权。正如伊朗问题专家阿里·瓦埃兹所说：“他一直是个执行者，而不是制定政策的人。”

伊朗团队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员：议员马哈茂德·纳巴维安——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什叶派神职人员，隶属于极端保守的佩达里派。

关于他的风格和授权范围，外界所知甚少。阿米里说，纳巴维安并非以谈判者身份加入，而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边界守卫”——他代表强硬派，负责监督不得越线。

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外交上与西方接触的强烈反对者。他曾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比作1828年《土库曼恰伊条约》，该条约使伊朗将高加索大片领土割让给俄罗斯——直至今日仍是国家屈辱的象征。他还公开主张伊朗应建立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当的核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