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约见毛主席，中共先派林彪前去

皖南事变爆发前，新四军奉令北移。9000余名官兵自1月4日起由泾县灵芝浒村出发，企图穿越苏南赴江北。顾祝同手握8万兵力设下口袋阵，5日清晨火网合拢。整整十昼夜，新四军枪弹渐尽，突围者不足千人，项英殉难，叶挺被扣。周恩来痛书“千古奇冤”，中共高层会商是否彻底中断同蒋介石的合作。

彼时国共裂痕已深，但日军正集结于中条山、豫中一线。战场吃紧，蒋介石没料到皖南血案引起的愤慨如此迅猛，更担忧东南战区防线动摇。政治与军情交错，他在南京官邸里反复权衡，终于放出风声：愿与延安领袖直接晤谈，化解嫌隙。

延安对此极为谨慎。毛主席虽表态可出面，却因重感风而推迟日期。周恩来乘机建议：不妨先派一位与蒋有旧交的将领前赴试探，“等水温”再定大计。翻遍将帅名册，“黄埔四期高材生”林彪成了最佳人选。蒋、林既有师生旧谊，林又在平型关、辽西一战成名，足可赢得尊重。

8月22日，电令发出：林彪即日启程西安。离开延安时，他只携一名警卫、一名译电员，装束简朴，似赴一场难料的考试。蒋介石得报，日记中写下：“静候林生。”那一声“林生”，透着复杂神情：有欣慰，也有审视。

9月17日，林彪抵达古城，看见的却是蒋已乘机南返。蒋留言：“来渝一叙。”林只得沿秦巴山道南下。途中他深知此行担子沉重：如何在“不打内战”与“保存实力”之间为党争取喘息？

10月13日午后，重庆上清寺蒋官邸，茶香扑鼻。蒋介石微笑先开口：“林生，远道辛苦。”林彪恭敬作答，仍唤对方“校长”。这一声“校长”化解了开场的生硬，也暗含策略：提醒蒋当年同门情分，以便软化顽固态度。

林彪递上中共中央意见：继续坚持抗日统一战线，请求停止对边区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政治双重压迫，并商议重新编制。“主旨只有一句，”林彪说，“合力抗倭，是全国唯一出路。”蒋静听良久，只反问一句：“你们真能拥护政府纲领？”林彪点头，语气坚定。

两小时会谈并未敲定实质，但气氛远较皖南风声鹤唳时缓和。蒋日记却写下“幼稚可叹”四字，说明他仍疑心重重。一个月后，林彪再赴曾家岩。蒋对“停战、停压、改编”之议反应更直接：“提新四军便是否定政府。”言下难让步。林彪只得暂且退回“另编两集团军”之建议，以待日后机会。

会后，周恩来与林彪频赴张治中公馆穿梭磋商，最终拟定四项主张交何应钦。内容已体现较大让步：承认国府法统，八路军北移听调，边区改设行政区等。然而何应钦坚持强硬，建议“姑置勿复”，把文件压入档案柜。谈判再陷停滞。

1943年初，太平洋战场急遽扩张，外援输入中国的航线尚未稳定。此时莫斯科又传来重磅讯息：共产国际将宣告解散。外部依靠的撤去，内部协商更显紧迫。6月，延安召回周恩来、林彪。临行前二人仍想觐见蒋介石。蒋于7日接见，表示“盼速返延，谋后会”，并致函毛主席，言辞恳切，意在保留对话余地。

途中，川陕公路险峻，特务伺机刁难。周、林一行绕行嘉陵江、越秦岭，最终于7月16日抵达延安。回到宝塔山下的窑洞，他们向中央汇报：“虽无明约，然破裂危机已缓，可运用群众斗争与国际压力再促让步。”

事实证明，这段穿梭折冲的努力并非徒劳。虽四项主张被束之高阁，但中条山、缅北、湘桂的战局迫使国民政府仍需八路军、新四军牵制敌人。随后数年，双方虽龃龉不断，终究维系了大体合作的框架。抗战胜利的号角，正是在这种既对立又倚赖的脆弱平衡中吹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