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龙 | 在纪念戴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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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戴先生（1926—2024）诞辰一百周年，清史所当有规模更大的学术活动。我和念群商量先开这样一个座谈会。

大概在戴先生去世百日后，我也写过一点怀念的文章，其中一篇题目就是“守正创新的大先生”（《中华读书报》2024年5月1日）。今天座谈会的主题也借用了这句话，借以表达我们对大先生的怀念。

2024年1月24日戴先生去世，30日在京举行追思会。金冲及先生年迈扶病前去参加（同年11月14日金先生仙逝）。他说：“戴逸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能够继承前辈遗产并开辟出新天地的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金冲及先生所言的“继承”“开辟”“最优秀之一”，名副其实，所以，我在此借以称之戴先生为“守正创新”。

“大先生”一词是我曾在“戴逸教授生平”的一则介绍中看到其称先生是“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这个评价深得吾心。对此，我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中又补充了一句：大先生是为学、为事、为人的典范。戴逸先生名副其实。

戴先生的学术贡献在他生前和去世后，想在座诸位都有了解，或者说都读过他的论著，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我这里谈两个相关的议题。一是说戴先生对中国历史学建设和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是全面的。他在1988到1998年连续两届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全面主持中国史学会工作十年，这是迄今没有的。我今天就自己所知，只谈谈老师对山西大学历史学科的关心和支持。

戴先生1926年生，乔志强先生1928年生，他们是同时代人。1952年，新组建的人民大学开学，戴先生为中国历史研究班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乔先生曾提到他也曾到人大进修，是不是在这个班，有没有听过戴先生的课，需要查一查档案。我知道山大历史学黄仁杰老师就说他是戴先生的学生。

文革前，戴先生曾在1964年到五台县阳白公社李家庄大队参加“四清”一年。他和胡华、李文海三人住在半山腰的土窑洞里，三人一条大土炕。期间有一篇文章在《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发表，题目是《写群众的历史 为群众写历史》。我十分后悔，在戴先生生前为什么没有请他仔细谈过这段经历！

文革期间他和山西大学的联系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在座的戴寅兄到稷山县插队了。

1992年，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出版后，人民出版社主持新书发布座谈会，戴先生以中国史学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新书发布座谈会，发表了热情洋溢、充分肯定的讲话。

1995年，我考取戴先生的博士生。

翌年，1996年，山西省教育厅主持重点学科评估，受乔先生委托，我陪戴先生、王庆成先生坐火车来到山西大学参加评估。第二天，戴、王一起在主楼三层作报告（记得，戴先生的江南口音有时听不太清，我还斗胆上讲台在黑板上替他写板书。当时听讲座的就是胡英泽他们这一班的同学们）。

2000年，山西大学获得中国近代史博士点，当时，山西大学博士点申报时，带头人是我和王先明，再加上社科院的张正明先生。我们是全国最年轻的的带头人。戴先生、李文海先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不容易。

我想，这只是一个山西大学，他对其他学校、对全国各地历史学科发展的关心和支持都有很多，他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说到老师的的学术贡献，我想有一点要重视。这就是他是一个思想活跃、具有开放精神的史学家，这一点从他的一系列论著中，从清史工程的编纂中都得到了体现。从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到今天蔚然成风，戴先生都在鼓与呼，都在积极的推动和实践。

1997年，老师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不长的文章，题目是《加强社会史研究》。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社会史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一个多学科交叉渗透、具有“边缘学科性质”的学科（以下引文几乎是原话）：

过去的中国历史学，主要研究人物的活动、制度的得失、事件的因果。人物、事件、制度的总和就构成了全部历史。晚近，出现了另一种历史研究的途径，即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文化思想等不同方面切入历史与解剖历史。也就是理清脉络、揭示规律，从分析的研究走向综合的研究。

社会史的研究与这两种研究途径不同，社会史“研究社会本身，研究其构成、变迁、运行、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就是研究历史本身。这是近十多年来受到社会学复兴的影响而勃兴起来的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途径”。

社会史所要研究的是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研究社会上个别人物和个别事件。

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更具普遍性、抽象性、对历史的延续更长远、更深刻。它是历史长河中强劲的潜流，不是浮在表面稍纵即逝的泡沫。它深入多数人的生活，关系到多数人的利害。

社会史的研究更贴近下层人民的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组织以及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牵涉的到全体老百姓。社会史是真正研究底层人民自己的事情。

我想他在近三十年前的这些见解，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史研究仍有很大的启迪意义。昨天、前天，我们连续两天讨论社会史，集中到一点的共识就是：社会史是研究不同社会中的不同人的历史。

1992年。乔先生出版了标注本的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戴先生一定是看过了。而且，戴先生一直重视日记对历史研究的价值。他在《恽毓鼎澄斋日记》的序言中提到：“以往我们对晚清日记的解读与研究多只注意与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那一部分内容，而忽略日记中对日常琐碎生活的描写，而中国历史研究要实现突破，恰恰要把目光投向这些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展现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更广阔、更复杂的层面，以及实现历史转变的全貌。前几年乔志强同志在点校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中对此已有所反映”（《澄斋日记》2004年出版，文章应在之前）。

2017年，我从学校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决心继续30多年前的刘大鹏研究。2018年，应该是参加清史所建所40周年庆典后，第二天晚上，我带着在北京的女儿和女婿拜访老师，向他请教。我说老师的《乾隆及其时代》是一部不朽之作，您是“贤者识其大，我是不贤识其小”。他说大小是相对的，鼓励我要从研究刘大鹏反映时代的变迁。当时他就推荐我去读《徐兆玮日记》（常熟人士）。家里没有此书，后来，他又托戴寅从清史编纂委员会找来一部《徐兆玮日记》寄来，供我阅读参考。真是感动莫名，同时也是对我的激励。现在，我的大部分精力都在读刘大鹏及相关的资料，心想，这是两位老师的期待呀！心里很是忐忑，战战兢兢呀！

斯人已逝，风范常在。怀念老师，怀念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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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 | 蒲 草（张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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