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是中国现代《明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年少得志,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平步青云,只可惜他的新编《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导火索,也让他最终含恨而终。
吴晗在二十岁时就受到胡适的赏识,成为其得意门生,大学毕业后开始先后担任云大,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的教授,
在这几所高校中,吴晗的政治思想受到红色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从一名单纯的历史学家变成了社会活动者,他对国民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政策都非常不满,经常发表反蒋和批评政府的文章,这也让他和胡适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大,并最终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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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回到北平的吴晗拜访了胡适,两人就中国未来的局势进行了长谈,吴晗大谈未来乌托邦式的理想国,畅想效仿苏俄模式建设中国,胡适对他的观点非常不认同,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解放后,吴晗曾回忆两人的会谈,我想做通胡适的工作,让他也站到人民的一边,可是他冥顽不灵,食古不化,我们两人的交往也到此结束,我的脚不会在踏入他客厅的地毯。
而胡适也对吴晗奔赴西柏坡解放区扼腕叹息,他说:吴晗有才华,可惜走错了路,将来恐怕不会有好的结果,
1948年底,两人再次产生交集,吴晗代表新的中央政府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能留在北平,一切待遇保持不变,胡适对这封信毫不理会,转身选择远走美国,这也让两人芥蒂更深,吴晗直呼,胡适是不识时务,不识抬举,至此书信来往也彻底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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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吴晗一路高升,先后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北京政协副主席,一时风光无两,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光明日报》社的总编储安平对一党专政提出意见,认为党凌驾于人民之上,凌驾于法律之上,是典型的党天下,随后储安平被钦定为极右分子,十大右派之首,
吴晗闻风而动,亲自主持批判储安平,要求报社所有人都要和储安平划清关系,把储安平整的人不人,鬼不鬼,他坚决的反右让很多同事都看不下去,都是同僚同事,何必如此落井下石呢,但在那个年代,只有越疯狂的人才能爬的更高,可爬的越高也摔得越狠。这也为日后吴晗的命运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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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吴晗的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公演,成为当时的热门剧目,他受到了组织上的表扬,可四年后这部剧成为了吴晗的催命符,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把这部戏打成了为右派翻案,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并很快在全国掀起了批判狂潮,
文革开始后,吴晗更是成为众矢之的,批斗成为每天的必修课,家门口的院子里贴满了批吴晗的标语,他的家也被查抄一空,吴晗的藏书,字画,书信全部被收走,家具被砸烂,房子也被没收,全家搬到南郊永定门外的一处小房子,每天吴晗都要站在高台上低头认罪,各种武斗更是从来不会被落下,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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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吴晗被送往劳改队进行改造,每周可以回家一次,他的夫人袁震是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更是吴晗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看到自己的丈夫受到迫害,向革命小将们抱怨,你们比国民党还厉害,当年国民党也没这么对待我们,
因为这句话,袁震也被送到劳改队接受改造,她的身体本来就很差,在劳改队里一年多时间,袁震就瘫痪在床,组织特批让她十四岁的养女每天去护理她,直到她奄奄一息,才被放回家,当晚她喝了一碗豆粥,无法消化,养女拉着板车将他送到医院,对于这种反革命的家属,医院需要上面审批才能救治,等到批复下来后,袁震已经死去多时,
同年吴晗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被公安部以叛徒内奸的罪名正式批捕,在狱中他仍然要每天接受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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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十月,专案组通知了吴晗两个未成年的养女和养子,你们的叛徒父亲死了,两个孩子想见父亲最后一面,被当场拒绝,还警告他们,要和吴晗划清界限,最后他们只拿到了仅存的遗物,一条带血的裤子,
接连的父母横死,让养女吴小彦精神失常,被关进精神病院后,这个年轻女孩仍然被逼交父母的罪行,1976年,二十二岁的吴小彦自杀,算是得到了解脱,这一家人的悲惨境遇只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对应了当年胡适对吴晗结局揣测,他不会有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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