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区有位大姐，昨天下午走了，才45岁，糖尿病晚期

我们小区有位大姐，昨天下午走了。才四十五岁，糖尿病晚期。

消息是物业小张在业主群里发的，短短一行字：“3号楼的周秀兰女士于昨日下午病逝，享年45岁。”后面跟了一串蜡烛的表情。群里安静了很久，才有人陆陆续续地回复——也是一排蜡烛，整整齐齐的，像在手机屏幕上点亮了一盏一盏的灯。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几遍。周秀兰，45岁。我住在这小区快八年了，跟她算不上多熟，但见面总打招呼。她住3号楼204，我住4号楼，中间隔着一个花坛。每天早上去上班，我总能在小区门口碰见她——不是碰见，应该说“闻到”更准确。她身上有一股很浓的胰岛素的味道，混着消毒水，像是从医院里长出来的人。

她长得不算好看，脸盘子大大的，皮肤暗黄，眼泡总是肿着，像没睡醒。但她爱笑，见谁都笑，一笑起来眼睛眯成一道缝，露出一排不太整齐的牙齿。她手里常年提着一个深蓝色的保温袋，那个袋子我后来才知道，里面装的是胰岛素和针头。她每天要打四针，早中晚加睡前，雷打不动。

我第一次知道她有糖尿病，是前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加班回来，在楼道里碰见她坐在台阶上，脸色白得像纸，额头上的汗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滚。她一手撑着墙，一手在翻那个保温袋，手指哆嗦得厉害，拉链拉了几次都拉不开。我吓了一跳，赶紧蹲下去问她怎么了。

“没事没事，”她喘着气，声音很小，“低血糖了……麻烦你帮我把那个袋子打开……”

我帮她拉开拉链，她从里面摸出一瓶可乐，拧开盖子就往嘴里灌。咕咚咕咚灌了半瓶，过了大概一两分钟，她的脸色才慢慢缓过来，手也不抖了。她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冲我笑了一下：“吓着你了吧？没事，老毛病了，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吓人，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扶她站起来，问她要不要上医院。她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家就在二楼，走几步就到。她提起保温袋，一阶一阶地往上走，走得很慢，每上一级台阶都要停一下。我跟在后面，看见她后脑勺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稀稀拉拉的，像秋天的枯草。那年她才四十三。

后来跟她熟了，断断续续听她说起一些事。她老家在四川一个我记不住名字的县城，早年来这边打工，在服装厂踩了十几年缝纫机。她老公也是厂里的工人，比她大两岁，两人是同一年下岗的。下岗以后老公去开网约车，她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找到稳定工作，就在小区附近的一家小超市收银，一个月两千多块钱。

糖尿病是二十七岁那年查出来的。她说的，“二十七岁，刚怀上我女儿那年，查出来妊娠期糖尿病，生完以后没好，转成了慢性的。”她说到这里，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医生说我这种属于早发型，控制不好后期会很麻烦，果然就很麻烦。”

她说的“很麻烦”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慢慢看明白了。

她先是眼睛出了问题。有一阵子我看见她出门开始拄拐杖，不是腿不好，是眼睛看不清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她跟我解释过，说眼底出血，看东西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她女儿那会儿上小学六年级，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是帮妈妈滴眼药水。我在楼下看见过那个场景——小姑娘站在花坛边上，踮着脚尖，一只手捧着她妈妈的脸，另一只手举着眼药水瓶，小心翼翼地挤，她妈妈仰着头，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像个听话的小孩。

眼药水滴完了，小姑娘就牵着她妈妈的手往家走。她妈妈的手搭在女儿的肩膀上，一步一步地挪，走得极慢。母女俩的背影在楼道的灯光下一晃一晃的，像一艘船和它的灯塔。

去年秋天，她的肾功能也不行了。开始做透析，一周三次，每次去市里的医院，来回要倒三趟公交车。她老公早上五点多就要出车，送不了她，她就一个人出门，保温袋里装着保温杯和两块饼干，天不亮就往外走，走得很慢，但在楼梯上的脚步却异常小心，像是怕打扰了谁似的。

偶尔我碰见她，会顺路捎她一程。她坐在副驾驶上，总是不好意思，一个劲地说“麻烦你了”，“又麻烦你了”，“真是不好意思”。我说顺路的事，你别放在心上。她就沉默一会儿，然后开始絮絮叨叨说她女儿。说她女儿这次月考又考了年级前二十名，说女儿作文写得好被老师表扬了，说女儿想考重点中学但怕学区不够好。

“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她靠在座椅上，侧着脸看窗外的车流，“就是放不下那个丫头。”

她说话的时候，阳光从挡风玻璃照进来，照在她浮肿的脸上。她闭了闭眼睛，我看见她的睫毛很长，年轻的时候应该挺好看的。

上个月，她住院了。我是在业主群里看到的消息——她老公发的，说周秀兰在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病情加重，要转去肾内科。群里有人问要不要帮忙，要不要捐款，她老公都没回。后来我妈跟我讲，说周秀兰这次的病来得凶，脚上烂了一个洞，怎么都长不好，医生说再不控制可能要截肢。

我犹豫了几天，还是去医院看了她。

她在三人间的中间那张床，左边的病友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右边的床空着。她半靠在床上，被子拉到胸口，露出来的手臂瘦得像根柴火棍，青筋突突地跳，像是皮肤下面爬着几条蚯蚓。她的脚用纱布包着，鼓鼓囊囊的，像两个大馒头，搁在被子上，一动不动的。

看见我来，她挣扎着想坐起来，我赶紧按住她。她笑了笑，还是那副眯着眼睛的样子，只是脸色比以前更黄了，嘴唇起了一层白皮，嘴角有一个没结好的血痂。

“你怎么来了？还特意跑一趟。”她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玻璃。

我说我来看看你，小区里大家都挺惦记你的。

她“嗨”了一声，说我这病就是拖着的，没事，过几天就回去了。她扭头看了一眼床头柜，上面摆着一个保温袋——不是以前那个深蓝色的了，换了一个新的，粉红色的，上面印着一只卡通兔子。她说这是她女儿给她买的，说粉红色看着心情好。

她伸手够那个保温袋，够不着，我帮她拿过来。她从里面摸出一个塑料文件袋，打开，抽出一张纸，递给我看。是一张奖状，写着“周小雨同学荣获本学期‘三好学生’称号”。她把奖状举在胸前，像举着一面旗帜，眼睛亮了一下。

“我丫头今年小升初，”她说，“等我这回出院了，我要去给她开家长会。”

我说你肯定能出院，好好配合治疗。

她笑了一下，把奖状小心地放回文件袋，又放回保温袋里，拉好拉链。那个动作做得很慢，很轻，像是把手里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走的时候，她忽然叫住我，说：“你帮我跟咱们小区的王姐说一声，她上次借给我的那个轮椅，等我回去了还她。”我点点头。她又说：“还有物业小张，去年帮我申请了那个困难补助，我一直没当面谢他，你帮我说声谢谢。”我说好，你别想这么多，安心养病。

她说：“好。”

那个“好”字说得很轻，像一片落叶，飘飘悠悠地落下来，悄无声息。

我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昨天下午三点多，她女儿在业主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小姑娘用她妈妈的微信号发的，就一句话：“我妈妈周秀兰，今天下午两点四十七分走了。谢谢大家这些年照顾她。”

后面还跟了一个句号。那个句号让我看了很久，像是什么东西终于落定了，再也不动了。

群里的大人们纷纷回复节哀，保重，要坚强。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起她那个保温袋，想起来她坐在楼道台阶上灌可乐的样子，想起来她女儿踮着脚尖给她滴眼药水，想起来她说“就是放不下那个丫头”时的表情。

今天早上，我出门上班，路过3号楼的时候，习惯性地往花坛那边看了一眼。没有人。没有那个提着保温袋、慢慢走路的身影。

花坛里的月季开了几朵，红艳艳的，没人看。

我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然后拿出手机，打开业主群，往上翻了好久，翻到她女儿发的那条消息。我犹豫了一下，打下两个字：“节哀。”

删了。

又打：“小雨，你妈妈是个很好的人。”

又删了。

最后我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揣回兜里，走进了电梯。

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今天是周五。她本来今天应该去透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