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民办教师30年，工资少被人瞧不起，98年转正那刻，他泪流满面

我爸叫张德厚，今年七十二了。他已经退休十多年，每个月拿着五千多的退休金，在村里下下棋、种种菜，日子过得舒坦。但每回有人提起他当老师的事，他还是会红眼眶。不是难过，是想起那些年的不容易。

我爸当民办教师，当了整整三十年。

这事得从头说。我爸是1968年高中毕业的，那年代在村里，高中生就是顶了天的学问。村里的小学缺老师，大队书记找到我爸，说德厚你来教书吧，一个月给你记八个工分。我爸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那年他二十一岁。

那时候的民办教师，说好听点叫老师，说难听点就是比农民强一点。上课是老师，下课了就是农民。放学以后要下地干活，放暑假要回生产队挣工分。我爸每天天不亮先下地干两个小时活，再跑到学校上课。下午放了学又扛着锄头下地，干到天黑才回家。

一个月八个工分，年底折算成粮食，勉勉强强够自己吃。我妈嫁给他的时候，我外公家不同意，说一个民办教师有啥出息，连自己都养不活。我妈不听，嫁过来了，结果真过了不少苦日子。

我记事起，我爸的工资就低得离谱。八十年代初，民办教师一个月二十多块钱。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块橡皮两毛钱，我爸都要掂量掂量。我穿的衣服都是我妈拿旧床单改的，补丁摞补丁。班里同学笑话我，我回家哭，我爸蹲在院子里抽烟，一句话不说。

那年代村里人对民办教师的态度也很复杂。有些家长尊重老师，见面喊一声张老师。但也有人瞧不起，觉得你就是个种地的，装什么文化人。村里有个姓赵的，喝醉了酒在街上喊：“张德厚算个啥老师，一个月挣那俩钱，还没我家母猪下崽挣得多。”我爸听见了，没吭声，绕道走了。

我问我妈，爸怎么不跟他吵？我妈说，吵啥，人家说的是实话。

我爸在村里的小学教了十几年书。学校的条件差得现在的人想象不到。教室是土坯房，窗户没有玻璃，冬天糊一层报纸，风一吹哗哗响。黑板是水泥墙上刷的黑漆，用久了白了，我爸就自己买油漆再刷一遍。粉笔都舍不得用，一根粉笔写到捏不住了才扔。

但就是这样的条件，我爸教出来的学生考试成绩在全乡排前三。乡里的教育干事来听课，说老张你教学有一套，去县里进修进修，以后有机会转正。我爸听了高兴得睡不着觉，以为转正有盼头了。他去县里进修了两年，拿了个中师文凭，回来还是民办教师，工资涨了五块钱。

转正这个事，我爸盼了整整二十年。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国家开始解决民办教师的转正问题。但名额特别少，一个乡一年也就一两个。条件也苛刻，要教龄、要学历、要考核成绩、要各种荣誉。我爸教龄够，学历也有了，教学成绩也不差。但每次转正名单下来，都没有他。

我后来才知道，那些年转正的名额，大部分被有关系的人拿走了。有个人教了不到十年书，因为他姐夫在教育局，转正了。还有个女的，刚调来两年，因为她舅舅是乡长，也转正了。我爸老老实实教书，不跑不送，就一直在名单外头。

我记得有一次，我爸从学校回来，脸色铁青。他把自行车往墙上一靠，进了屋就没出来。我妈让我去叫他吃饭，推开门看见他坐在床沿上，眼睛红红的。他说了句：“又没我。”那天晚饭他没吃，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坐到半夜。

我妈背地里跟我奶奶说，德厚这辈子就是太老实了，不会来事儿。我奶奶叹了口气说，老实人吃亏，吃亏吃惯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村里的民办教师有的转了正，有的下了海，有的去了南方打工。我爸的几个同事都走了，有的去做生意，有的去厂里上班，一个月挣的比当老师多好几倍。有人劝我爸，你也别干了，去城里找个活干，一个月千把块钱不比你当这个破老师强。

我爸没走。他说他走了，村里的小学就更没人了。

那时候村小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好一点的老师都调走了，留下来的就剩我爸和另外两个老教师。学生也少了，条件好的人家把孩子送到镇上去上学，留下来的都是家里穷的、没人管的。

我那时候已经去镇上读初中了。有一次周末回家，路过村小，看见我爸一个人在教室里给几个学生补课。冬天的天黑得早，教室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照着几个孩子的脸。我爸弯腰在桌子上写什么，头都快贴到纸上了。我站在窗外看了很久，他没发现我。

1998年，是我爸当民办教师的第三十个年头。

那年春天，乡里下来一个通知，说最后一批民办教师转正工作开始了。这次是国家政策，符合条件的都要解决，以后不再有民办教师这个说法了。

我爸翻出他所有的材料，教龄证明、学历证书、荣誉证书、考核表，装了一个档案袋。他自己骑自行车送到乡教办，又跑到县教育局去问。他怕再出岔子，跑了一趟又一趟。那段时间他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不少，但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光。

那年秋天，一个普通的下午，我正在院子里劈柴，乡里的邮递员骑着摩托车来了，说有张德厚的挂号信。我签了字，把信拿进屋。我爸从地里回来，手上还沾着泥。我把信递给他，他拿毛巾擦了擦手，拆开信封，抽出一张纸。

他看了第一行，手就开始抖。整张纸看完了，他把纸放在桌上，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我走过去拿起那张纸，是一份县教育局的文件，上面写着：经审核，张德厚同志符合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条件，准予转正。落款盖着大红公章。

我拿着那张纸，也愣住了。三十年了，终于等到了。

我转头看我爸，他已经哭了。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一滴一滴掉在桌子上。他哭了大概有几分钟，然后又笑了。不是那种大笑，是嘴角往上翘，眼泪还挂在脸上，又哭又笑的那种。

我妈从厨房出来，看到这情景，问咋了。我把那张纸递给她，我妈看完，嘴一瘪，也哭了。一家三口站在那间老屋里，哭成了一团。

那天晚上，我爸把那张转正通知看了不下二十遍。他把通知收进柜子里，过一会儿又拿出来看，怕丢了似的。我妈炒了几个菜，我爸破天荒地喝了两杯酒。他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闺女，爸这辈子值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又哭了。

转正以后，我爸的工资从一百多一下子涨到了四百多。又过了几年，工资慢慢涨，退休前他已经能拿到三千多了。跟城里老师比不算什么，但在村里，这些钱足够老两口过日子了。

更重要的是，转正以后，我爸的身份变了。他不光是个老师了，他是公办教师，是国家的人了。村里人的态度也变了。以前那些瞧不起他的人，见面开始主动打招呼了。那个当年骂他的老赵，有一回在街上拉住我爸说，德厚，你这辈子熬出头了，不容易。我爸笑笑说，熬出来了，熬出来了。

我爸退休那年，村里给他办了一个欢送会。原来的村小早就撤了，合并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但村里的老老小小来了不少人，好多都是他以前教过的学生。有个在城里当医生的，专程赶回来，给我爸送了一束花。还有一个在部队当兵的，给我爸寄了一封信，信里写：张老师，当年不是你教我识字，我连兵都当不上。

我爸那天又哭了。但他这回没藏着，当着所有人的面哭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是家人，让孩子们跟着受苦了。但在讲台上站了四十年，他没有一天后悔过。

现在我爸七十二了，身体还行，就是耳朵有点背。我每次回娘家，都能看见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面前摆个小桌子，上面放着报纸和放大镜。他每天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有时候还教我外孙认字。

我问他，爸，你当年要是不当老师，去做生意，说不定早发财了。我爸说，人各有命，我这辈子就是当老师的命。再说，我那些转正以前的学生，逢年过节还来看我，这就够了，比发财强。

前阵子收拾老屋，我翻出了那张1988年的转正通知。纸张已经发黄了，折痕的地方快要断了。我爸拿过去看了看，又放回柜子里了。他嘴上没说啥，但我注意到，他放的时候手又抖了。

那三十年，我爸过得太憋屈了。工资少，被人瞧不起，转正遥遥无期，一家人跟着他吃苦。但他扛住了，咬着牙扛了三十年。因为他心里有个念想，觉得自己不是代课的，不是临时的，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老师。

1998年那张转正通知，不是我一个人的父亲等来的转机，是那个时代上百万民办教师共同的黎明。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份铁饭碗，是对那些撑起农村教育的人迟到的认可。

我爸说，那三十年的苦没白吃。

我想说，爸，你的泪也没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