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终结的黑人民权运动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New Leftists）

编者按

美国并非生来就是民主国家，其宪法与《权利法案》也并未赋予它天然的民主属性。黑人通过持续不断的抗争、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乃至遭遇的无数失败，一步步推动这个政体变得更具包容性——这与“民主的怀抱最终必然惠及黑人、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理想化说法，是截然不同的客观论断。特里提出的长时段民权运动框架，对于我们理解大迁徙以来一个世纪里，黑人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就、遭遇的挫折，以及仍需继续推进的事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节选自正文）

纪录片《第十三号修正案》海报

民权运动“长历史”：

浪漫的自由神话，或是

草草终结的革命

作者：谢赫里亚尔・法兹利（Shehryar Fazli）

本文作者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项目主管。他同时也是小说《邀请》（2011）的作者，该书曾入围爱丁堡图书节2011年度处女作奖并获得亚军。

正文

在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创作、背景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的短剧《美国天使》（Angels in America）中，黑人男护士贝利兹（Belize）这样说道——“写国歌的那个白人混蛋心里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把‘自由’这个词配在一个高到没人能唱上的音符上。”

对于那些热衷于将美国的崇高原则与日常生活经验调和起来的人，例如贝利兹那位白人对话者路易斯（Louis）而言，这番话或许显得过于绝望。无论里根政府有多少道德败坏之处，无论艾滋病疫情带来怎样的恐怖，对路易斯而言，这个国家仍然守护着支撑独立革命的那份神圣荣誉——在黑人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得以实现二十年之后尤其如此。

贝利兹的这句话，完全可以作为学者布兰登·M·特里（Brandon M. Terry）新书的题词。这本题为《破碎的梦想，无限的希望：公民权利运动的悲剧性视野》（Shattered Dreams, Infinite Hope: A Tragic Vision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的著作有力地反驳了对美国历史，尤其是对民权运动的浪漫化理解。他审视了主流史学对那场斗争的叙述：民权运动被视为一次堪称典范的政治行动，成功地将那些“被排斥者纳入这个健康的政治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主流”。

在这种浪漫化的图景中，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公民抗争、法院裁决和立法行动，通过对过往历史的清算击败了白人至上主义，使美国在道义上稳稳领先于苏联。同时，这也为宪法所承诺的理想提供了正当性。正如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在其著作《这些真理》（These Truths）中所写，1787年宪法“旨在开启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历史的进程变得可以预测，政府的建立不再由偶然与暴力主宰，而是由理性与选择统治。”

人们对宪法体现的某种崇高政治理想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仿佛它高悬于现实之上。正因如此，当博学的自由派评论员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在2019年对莱波雷的采访中得知，当今的选举人团制度竟是奴隶制的副产品，他才感到如此惊讶。选举人团制度通过一种特殊的计算公式，使得南方各州既能剥夺奴隶的投票权，又能利用奴隶人口数量提高其在国会中的代表权，并通过选举人团制度增强在总统选举中的影响力。在各州人口统计中，黑人奴隶按五分之三公民计算。

尽管特里并未专门讨论南北战争后被废除的“五分之三妥协”，但他在指出其历史遗产时写道：“那些空泛的团结呼吁，因缺乏制度层面的根基，无法有效批判美国政治中那些偏向白人主导的农村地区的制度性安排——包括总统选举、参议院席位分配以及司法任命机制。”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主题演讲中说到，“美国是唯一一个‘名字古怪的黑人男子也能登上权力巅峰’的国家”。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自由派不愿承认的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崛起”同样适用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尽管他在普选票上落后约300万票。

当下，共和党试图逆转20世纪60年代立法成果的努力，最高法院似乎也具有执意削弱黑人投票权的倾向，这些都为自由派提供了一个容易表达轻蔑和指责的靶子。然而，要真正直面美国的种族不公，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白人至上主义不仅在共和党执政时期得以延续，也在民主党政府期间不断适应、恢复并重组自身。

当《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在法律上终结了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后，旧有的二等公民体制转而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在《新吉姆·克劳法》（The New Jim Crow）一书中，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探讨了大规模监禁深刻地影响黑人群体，在克林顿时期改革的推动下加速发展，最终让种族隔离“从后门回归”的历程：“一旦你被贴上重罪犯的标签，旧式的歧视——就业歧视、住房歧视、剥夺投票权、剥夺教育机会、剥夺食品券和其他公共福利、以及排除陪审团服务——便突然变得合法起来。”

特里或许没有深入探讨大规模监禁问题，但亚历山大的论点，即美国司法体系并非一个执行民选代表通过法律的中立机制，而是一个“极其全面且高度伪装的种族化社会控制体系”，无疑会强化特里的核心主张：一个庞大的种族支配结构依然完好无损。

作为一场关于正义辩论中记忆与历史运用的哲学介入，《破碎的梦想》并不缺乏专业术语。特里以深厚的理论功底搭建论证框架，却有时不免显得用力过猛。本书前几章对康德、罗尔斯、密尔、阿伦特等思想家进行了细致解读，这些理论铺垫虽不枯燥，但其与特里核心论点的关联却往往让读者难以琢磨。例如，书中专门用一章探讨康德的判断力概念与“审美经验中的美”，却以颇为迂回的路径，才最终回到他对民权运动“典范性”的阐释之上。

当哲学背景转向罗尔斯及其公民不服从理论时，其与特里核心论点的关联性便愈发清晰。在罗尔斯看来，当法律与制度违背社会共同的“正义感”——诸如种族隔离、剥夺平等投票权以及其他各类种族歧视行径——公民不服从便是正当合理的。但罗尔斯在经济不平等问题上划定了明确界限，他认为，在一个正义的宪政秩序中，经济议题应归属于代议制政治的讨论范畴。这一观点的核心前提是，经济分配问题可通过辩论协商解决，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则是不容置疑、不可妥协的。

与罗尔斯这种相对狭隘的公民不服从观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马丁·路德·金。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金明确指出，美国的宪政秩序本身就充斥着种族主义的“先天畸形”，这种畸形自国家诞生之初便使其陷入“残疾”状态。对金而言，激进的经济变革与废除种族隔离、争取平等投票权一样，都是大规模社会动员的正当诉求。在他的认知中，资源的公平分配并非可随意争论的合法政治分歧，而是构成民主公民身份的根基所在。

与浪漫主义历史观相对立的另一种视角，是特里所提及的“非裔悲观主义”式的绝望政治。这种观点将民权运动视为一场彻底的失败，进而认为任何形式的公民抗争本质上都是徒劳无益的。持这一观点的论者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倘若这场参与式政治中最具象征性的运动，最终仅带来了表层化的成果，而跨代贫困、大规模监禁，以及事实上的居住区与公立学校种族隔离，仍在持续压迫着黑人的生活，那么参与这样一个不公的制度，还有任何意义可言吗？

话虽如此，缺乏救赎感并不意味着这种框架就不带有目的论色彩。正如阿伦特所说：“进步与毁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皆为迷信。”

特里认为，“非裔悲观主义”与浪漫主义历史观一样，都缺乏建设性。他所倡导的“悲剧性视野”，既坦然承认民权运动的“壮丽失败”，认可对立与冲突依然深深嵌入政治共同体之中，同时又不丧失对公民行动力量的坚定信念。这种视野将“严肃冲突的核心地位、失败的潜在意义、历史的偶然性以及历史行动者的责任”有机汇聚，构成了理解民权运动的全新维度。

从经济与政治双重维度解读种族隔离与民权问题，是把握特里“悲剧性视野”的关键所在。他所主张的“长时段民权史学”，并未将1954年最高法院“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该案裁定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或一年后的蒙哥马利公交抵制运动作为起点，而是将历史脉络追溯至20世纪初兴起的大迁徙运动。那场持续数十年的人口迁徙，最终促使约600万黑人离开美国南方，前往北方城市寻求更广阔的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机会。

大迁徙之后发生的工业劳动力结构重组，为一个新的劳工运动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可能。A·菲利普·兰道夫等先驱人物领导的运动，成功将阶级利益与种族利益紧密结合，推动民权斗争与劳工运动形成合力。此外，北方城市中日益凝聚的黑人选票，逐渐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新政治力量：它推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颁布禁令，禁止国防承包商存在种族歧视行为；也促使哈里·杜鲁门总统于1948年推行军队去种族隔离改革，打破了军队中的种族壁垒。

然而，北方城市并未真正接纳这些黑人移民，反而通过设计更为隐蔽的二等公民制度，试图控制大迁徙带来的人口与政治“地震”。塔-内希西·科茨在其2014年的文章《赔偿的理由》中便曾写道，掠夺性的白人放贷者取代了“南方贪婪的军阀”，成为芝加哥等北方城市中攫取黑人财产的主要代理人；而“红线政策”等歧视性措施，则直接剥夺了黑人移民平等获得住房的权利，将他们困在贫困与隔离的困境之中。

正如特里所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对黑人经济安全与社会上升机会的系统性破坏，让那种将民权运动视为“一种自我反思、恢复了美国信条尊严地位的伦理转型”的观点显得缺乏根基。

一个可类比的例子便是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1996年颁布的自由主义宪法，曾被视作该国民主转型的巅峰之作。然而，这一宪政安排——尤其是对私有财产权的强力保护——未能扭转阶级支配的基本结构，导致无数南非黑人依然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机会与社会解放，陷入困境难以挣脱。

正如特里所言，在主流叙事中，民权运动时代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法律胜利中达到顶峰，随后在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后，便被“一股激进主义浪潮与‘身份政治’所取代。这股浪潮以‘黑人权力’为标志达到顶点，标志着民权运动苦涩的落幕”。与马丁·路德·金及民权运动相关的自由主义，与各类政治和思想纲领中的黑人民族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初马库斯·加维的民族自决政治、伊斯兰民族组织的分离主义信条，以及黑豹党的革命激进主张。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那些指责融合主义者（译者注：一种认为黑人应当通过法律和政治改革，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实现种族平等的思想）是“汤姆叔叔”（译者注：来自同名小说，指顺从、坚忍并忠心于白人主人的黑奴）的民族主义者，已取代表面上的对手，成为黑人政治斗争的核心力量。

特里认为，尽管黑人民族主义者与融合主义者之间存在对立情绪，但“在民权运动取得立法胜利后，双方在某些领域的实质立场变得惊人相似”。一旦民权的内涵被拓展至包含经济正义、人格尊严，以及政治与民主权力，那么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金牧师在原则性非暴力问题上的分歧，就显得没那么尖锐。相比用“融合主义/民族主义”这种简单二分法——认为一种运动被另一种取代——来解读，这些分歧更能体现黑人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同样，金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谴责资本主义无法公平分配财富，呼吁国家在追求种族平等的同时推进经济正义），与马尔科姆·X提出的“黑人资本主义”（强调自给自足、黑人创业、摆脱对白人机构的经济依赖），最终在追求经济与政治尊严的目标上殊途同归。

在自由主义话语中，融合主义与黑人权力之间的二元对立，被视为温和与激进的道德对立。特里将此归因于叙事形式——用他的话说即“情节建构”——这种叙事预设了虚假的道德清晰性，无视民权运动自身的妥协与缺陷，从而抹平了黑人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的肌理。他重点探讨的一个事件是：1963年伯明翰的一场反种族隔离游行中，组织者决定让儿童参与，而这些孩子遭到高压水枪和警犬袭击。虽然这些针对儿童的暴力画面经电视转播，为民权运动赢得了舆论胜利，但刻意让孩子暴露在暴力中，即便往轻了说也在道德上存疑，金本人也曾为此痛苦纠结。如果将这一决定视为通向历史性道德胜利的一环，人们更容易接受；可一旦这场胜利最终被证明并不完整，接受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特里强调民权政治的国际化，这也是他挑战“从蒙哥马利到孟菲斯”这一经典叙事的关键。他探究了美国国内的种族隔离制度与国外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联系，指出纳粹曾从美国的白人至上与种族纯洁理念中获得灵感。他还阐明，反抗白人统治的斗争，其视野早已超越美国国界。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发动军事侵略，成为美国黑人的抗争口号：他们在纽约街头游行、与意大利裔美国人发生冲突，并抵制哈莱姆区的意大利酒吧，迫使许多店铺关门。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狂热，破坏了伦道夫等人在过去二十年里开创的阶级与种族维权运动之间的深厚联系。

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核心的外交困境当属越南战争，马尔科姆·X以及后来的马丁·路德·金，均对这场战争予以严厉谴责。即便在这一明确违背正义的问题上，包括曾批评这场战争的罗尔斯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仍本能地重拾对美国所谓“道德使命”的信念。特里对此指出，越战结束后，罗尔斯并未“从根本上反思自己对美国殖民拓荒、帝国主义与对外统治历史的认知”，始终未能跳出自身理论的局限。

特里提出的“长时段民权史学”框架，促使我们将黑人自由斗争，与非洲、亚洲（包括印度支那）的民族自决和反帝国主义运动视为一个有机连续体，要求我们从全球与国内双重维度，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一历史进程。如今，完全可以用一整章的篇幅来探讨美国国内的加沙抗议活动，因为政府对此采取的镇压手段，已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规模与形态。

特里高度评价2014年迈克尔·布朗遇害后密苏里州弗格森的抗议活动，原因在于示威者不顾风险，持续一年多直面“令人震惊的军事化警务与暴力镇压”，用行动彰显了公民抗争的力量。而美国政府对加沙抗议活动的应对方式则颇具新意，这无疑将检验并拓展他评估当下行动主义价值与勇气的理论框架。与以往示威者与执法者直接对峙的传统模式不同，此次对亲巴勒斯坦抗议的镇压，采用了行政、财政与移民相关的多元化强制手段，其中包括威胁驱逐永久居民。这些手段或许不似暴力镇压那般致命，但其官僚程序化的特征，使其变得更为隐蔽，也更具实际成效，对公民权利的侵蚀也更为深远。

尽管“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多位领袖已明确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声援，但该运动与亲巴勒斯坦动员之间，能否形成更深刻、更稳固的共同政治力量，共同反抗构成美国与以色列建国及扩张核心的殖民拓荒形式，仍是一个尚未有答案的未知数。与此同时，目前也尚未出现一场大规模的基层运动，专门探讨美国海外军事行动如何影响国内公民自由与公众信任，这也成为当下民权运动发展的一处空白。

在论述过程中，特里大量借鉴了现有文献中关于民权运动悲剧性面向的研究成果，为其观点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合上书卷，笔者不禁希望他能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更多属于自己的厚重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这一研究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坚定支持“悲剧性希望的实践”，既反对将民权运动浪漫化的片面叙事，也驳斥了“非裔悲观主义”的绝望论调，由此为读者提供了诸多重要洞见，并有力且及时地论证了一个核心观点：民权运动并非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的一个孤立历史片段——并非正义最终获胜，随后被更激进、更革命的力量所取代；它是一场混乱、持续、长达百年的斗争，其间充满了挫折与失败，也蕴含着进步与胜利。

美国并非生来就是民主国家，其宪法与《权利法案》也并未赋予它天然的民主属性。黑人通过持续不断的抗争、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乃至遭遇的无数失败，一步步推动这个政体变得更具包容性——这与“民主的怀抱最终必然惠及黑人、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理想化说法，是截然不同的客观论断。特里提出的长时段民权运动框架，对于我们理解大迁徙以来一个世纪里，黑人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就、遭遇的挫折，以及仍需继续推进的事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对许多美国白人而言，种族隔离——无论其形式是正式的还是隐性的——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美国建国理念。这些群体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占据着优势地位。最高法院的相关裁决、各项法律的通过，甚至一位黑人总统的当选，即便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这种优势格局，也并未从根本上终结它，种族不公的阴影依然笼罩着美国社会。

回到开头的故事——护士贝丽丝的观点十分中肯：《星光灿烂的旗帜》本就极难唱好。但人们不必因此停止歌唱，只需清醒地明白，自己尚未唱出那个象征着真正平等与正义的高音。而与此同时，仍会有人选择单膝跪地聆听这首国歌——用这种沉默而坚定的姿态，持续诉说着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提醒着这个国家尚未完成的使命。

原作者｜谢赫里亚尔・法兹利（Shehryar Fazli）

译者｜赵健舟（阿瑟威尔斯利）

由NLS编辑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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