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绕2007年竞选活动涉嫌接受利比亚资助的上诉庭审中,尼古拉·萨科齐的前办公室主任、后来出任爱丽舍宫秘书长和部长的克洛德·盖昂,提交了第二份书面证明。这份材料将于周三在法庭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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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星期日,克洛德·盖昂向法院寄出第二份书面证明,再次给尼古拉·萨科齐造成打击。此前,第一份证明已于4月14日在法庭上宣读,其影响尚未消散。
这位前省长在字里行间以一种高级公务员特有的冷静克制,暗示这位他曾长期追随的前共和国总统,在2007年竞选涉嫌接受利比亚资助的上诉审理中作了不实陈述。
他还表示,自己确实曾就与阿卜杜拉·塞努西在的黎波里的会面向萨科齐作过汇报。塞努西被视为利比亚多起袭击事件的核心操盘者,如今仍是本案的关键人物。这对萨科齐而言无疑是沉重一击,他的司法处境看起来也愈发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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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健康原因,盖昂本人无需出庭。他在这封长达3页的信中写道:“本人克洛德·盖昂希望再次向法庭说明,并证明以下事实。”随后列出6点,重要性并不相同。
盖昂表示,他在2002年之前就已认识尼古拉·萨科齐,这与萨科齐在庭上的说法不符。他“绝对明确”地确认,当时还是讷伊市市长的萨科齐曾邀请他共进午餐。那时,盖昂担任上塞纳省省政府秘书长。
这一细节看似不大,却并非无关紧要。它说明,萨科齐如今正尽可能与昔日亲信拉开距离,不愿与他们共同承担司法后果。盖昂还写道:“尽管尼古拉·萨科齐记忆力惊人——他常说自己有超忆症——但他错了。”这番话实际上是在暗示,对方并非记错,而是明知故说。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2007年竞选团队负责人的任命问题上。萨科齐称,自己是在2007年年初、在两个人选之间权衡后,才告知盖昂这一决定。
盖昂则以“记忆非常清晰”为由予以否认,称那是在一年前,“当时我和妻子受邀前往马拉喀什,在他朋友让·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里亚德宅邸度周末”。而萨科齐此前却表示自己并不认识盖昂的妻子,这让一向敬重妻子的盖昂颇为不快。盖昂还说,萨科齐当时甚至送给他一支钢笔,以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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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插曲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此前,萨科齐曾对另一名被告、商人亚历山大·朱赫里送给自己办公室主任一块价值11300欧元的手表表示惊讶。
接下来才是关键部分。盖昂写道:“尼古拉·萨科齐明确否认,2007年7月25日的黎波里晚宴期间,他曾把我叫到主桌旁,让我听卡扎菲再次提及他对国际逮捕令的担忧,这份逮捕令针对的是他的连襟塞努西。”
阿卜杜拉·塞努西曾任利比亚军事情报负责人,因乌塔航空公司DC-10航班爆炸案在法国被缺席判处终身监禁。那起袭击共造成170人死亡,其中54人为法国人。
对卡扎菲而言,塞努西一案是个人要务。他希望自己的连襟能够离开利比亚,前往欧洲治疗癌症。2004年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访问的黎波里时,卡扎菲曾向他提起此事;2005年,他又向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提起。
同年10月1日,时任内政部长办公室主任的盖昂曾秘密会见塞努西;同年12月21日,时任地方事务部长的布里斯·奥尔特弗也与这名政权“黑手人物”秘密见面。
检方认为,解决塞努西的司法处境,是获得总统竞选资金的重要条件。萨科齐承认,如果他当时知晓这两次会面,为避免丑闻,本应撤掉这两名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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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昂写道:“很遗憾,我不得不说,尼古拉·萨科齐在这件事上同样错了。我对他的否认表示愤慨,并重申我在上一份证明中所说的话。”
盖昂接着写道:“尼古拉·萨科齐称,我把2007年和2005年混淆了。”2005年10月6日,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首次访问利比亚;2007年7月25日,他则以共和国总统身份在的黎波里短暂停留,感谢这位利比亚领导人促成被判死刑的保加利亚护士获释。
这位前内政部长还说:“我非常确定,2007年7月25日我们之间确实有过那段对话。在官方晚宴期间,我坚持认为,尼古拉·萨科齐把我叫过去,让我听卡扎菲刚刚向他表达的关切,也就是希望撤销针对塞努西的逮捕令。就在那时,他对我说:‘克洛德,去处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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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己对当时场景“记得非常清楚”。“尼古拉·萨科齐和卡扎菲坐在一张很长的主桌前,周围都是显要人物。卡扎菲穿着白色西装,胸前别着一块黑色塑料材质的非洲地图。其他桌子与主桌呈垂直摆放,距离主桌有好几米。主桌上的宾客对面并没有坐人,因此相邻两人之间的谈话,其他人根本听不见。所以不像尼古拉·萨科齐所说的那样,法国代表团成员不可能听到他们的交谈。”
此前,这位前总统曾讥讽盖昂的说法,认为在“有全世界记者在场的官方宴会”上,这种情形根本不可能发生。
盖昂则表示:“卡扎菲在2007年7月25日向尼古拉·萨科齐提出这一要求,使案件有了另一层意义,因为这是由一位国家元首直接提出的。”按照他的说法,他之后再次核查,认为此事几乎没有司法解决空间,于是将材料搁置。
那么,盖昂是否曾把自己在2005年9月与塞努西那次低调会面的情况告诉萨科齐?在4月14日法庭宣读的第一份证明中,这位前省长曾表示:“不是马上就说了。”这一次,他再次谈到这一点,而且措辞相当尖锐。
“我确认我此前写过的话。我不记得是否跟他说过这件事。但我也注意到,后来一定出现过几次机会,使得提起此事不仅很自然,甚至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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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例说,有两次场合尤其如此:“比如我在接到他‘克洛德,去处理一下’这一指示后,向他作汇报时;又比如蒂埃里·埃尔佐格向总统提到自己收到授权委托时。”这句话明显影射的是,阿卜杜拉·塞努西曾委托这位总统的律师兼朋友,帮助处理自己的司法问题。埃尔佐格曾说,他把那份传真“直接扔进了废纸篓”,萨科齐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外界此前并不知道,盖昂也知晓这一情节。
这第二份证明,极大冲击了萨科齐的辩护主线。按照他的说法,自己对最亲近下属的这些举动一无所见、一无所知。
当然,盖昂的表述依然相当谨慎,并未明确承认利比亚曾为竞选提供资金。但塞努西这一环节至关重要,也让布里斯·奥尔特弗的辩护更加被动。后者至今仍坚持称,自己与塞努西的会面只是中间人齐亚德·塔基丁设下的一个“圈套”,但从现有情况看,这一说法越来越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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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促使盖昂这样做?外界或许会认为,这是他最后一次试图维护自己的名誉。他曾全身心追随那个男人,而对方却在法庭上表示,这位前省长“越过了黄线”。萨科齐还在4月8日说:“我不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羞耻。但看了案卷中的某些内容后,我不认为所有人都能这么说。”
由于尼古拉·萨科齐和布里斯·奥尔特弗目前并未出席法院正在审理的这一部分案情,克洛德·盖昂提交的这两份证明,要到4月29日星期三才会在庭上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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