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爵士时代的金钱狂欢与个体悲歌

辛克莱·刘易斯

辛克莱·刘易斯是20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巴比特》《大街》《阿罗史密斯》。他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巴比特》

《巴比特》发表于1922年，被公认为是辛克莱·刘易斯的顶峰之作，同时也是国际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之一。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文化繁荣时期为背景，塑造了乔治·巴比特这一典型的房地产商人形象。巴比特富有、保守、热衷社交，过着刻板而富足的中产生活。然而，在这“盛世狂欢”的表象下，刘易斯以辛辣的讽刺，揭示了金钱统治一切的社会本质，以及个体在标准化、商业化洪流中试图反抗却最终回归平庸的徒劳。这部作品不仅是一个商人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爵士时代”美国精神状况的病理报告。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柯立芝繁荣”。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欧洲列强，而远离战场的美国不仅毫发无损，反而从债务国一跃成为拥有世界黄金储备一半的债权国。与此同时，第二次技术革命——汽车工业、电气工业、房地产业——如野火般蔓延，推动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1920年，美国GDP跃居全球第一，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前所未有的乐观与自信之中。

这种自信弥漫于社会的每一个毛孔。美国人坚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自己的制度是通往幸福的永久程式。他们甚至认为，美国文明代表着人类进步的顶峰，肩负着教导全世界的使命。在这种氛围下，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小汽车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每个家庭的“必备电器”；交通拥堵成为家常便饭，分期付款和超前消费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广告无孔不入，操纵着人们的欲望；高等教育和出国旅游成为中产阶级的新宠。娱乐就是一切，享受就是生命——赚钱了不享受，赚钱干嘛呢？

那个时代的男男女女，都沉浸在一种近乎癫狂的逐梦热情中。人人渴望赚大钱、发大财，渴望通过个人奋斗住进豪华别墅、开上高级轿车、出入上流社会的舞会。他们相信天道酬勤，相信自助者天助，相信社会遍地黄金，机会向所有人敞开——哪怕是穷小子，只要足够努力，也能成为百万富翁。这种“美国梦”的叙事，成为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精神麻醉剂。

女人们也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她们走出家庭，在舞厅和酒吧里主动与陌生男人调笑。她们的裙边向上、向上、再向上，大胆地挑逗追求者，丝毫不掩饰对金钱的喜爱。她们质疑爱情，拒绝婚姻和家庭的束缚，却不拒绝男人的羡慕和追求。她们乐此不疲地应对众多追求者，享受被簇拥的幸福、被嫉妒的快感，以及那些包围她们的花言巧语。她们更倾向于让男人们心甘情愿地臣服在自己脚下，把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自己却毫不动情。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正是那个浮躁时代的缩影。

乔治·巴比特，就是这片浮华盛世中一个典型的“成功标本”。他所居住的泽尼斯市，是一个典型的一战后发展起来的中西部工业城市。作为一名房地产商人，巴比特深谙生意之道，家境殷实，拥有贤惠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然而，他的富足生活却刻板得令人窒息。他勤奋地为家庭挣取物质保障，他所使用和接触的每一件私人物品——从西装到雪茄，从汽车到住宅——都是彻底标准化的商品，精准地符合他所属中产阶级的身份标识。

他的生活被一套无形的社会时钟精确控制着。每周六下午，他必须出现在有钱人的俱乐部里，与同阶层的人们闲谈、看电影、打桥牌。他们看的电影几乎都是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的流水线产品。这种生活缺乏任何意外的惊喜，任何个人的创造，任何灵魂的悸动。巴比特的妻子麦拉善良而勤奋，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但她无法满足巴比特对激情的渴望。似水流年的平淡，让巴比特感到窒息。

巴比特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将“归属感”推向极致的社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用金钱和财产来衡量。只要你富有，你就受人敬慕，成为人人都想交往的对象。在这种情势下，人人都挖空心思赚钱，而生意兴隆被当作最佳捷径。为了赚钱，商人们不惜将商业道德弃置一边——贿赂、欺骗、威吓、共谋，无所不用其极。追逐金钱的风气导致拜金主义盛行，炫耀式消费成为常态。人们不仅要占有财富，还要竭尽全力显示财富，因为物质炫耀是获得他人尊敬的通行证。

在这种环境中，巴比特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表现得像个“成功人士”：开某种品牌的汽车，住某种风格的房子，加入某个特定的俱乐部，谈论某种流行的话题。他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必须严格遵循本阶层的标准，顺从群体成员的期望。个体的真正意志，就这样被强大的环境压力所压抑，逐渐丧失了个性，沦为彻头彻尾的“因循随流者”。

在《巴比特》所描绘的世界里，金钱不仅仅是交换媒介，它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专制。真诚、真理、神圣等传统价值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嘲笑为“不合时宜”。一个人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他的银行账户。你有钱，你就是“好人”；你没钱，你就是“失败者”。这种逻辑简单、粗暴，却为整个社会所信奉。

这种金钱专制导致了价值观的全面颠倒。人们不再关心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关心你拥有多少财富。友谊、爱情、婚姻都被标上了价格。巴比特周围的人们，表面上彬彬有礼、亲如一家，实际上彼此之间充满了算计和攀比。他们羡慕别人的豪宅，嫉妒别人的新车，随时准备在社交场上压人一头。一旦有人遭遇经济挫折，那些昔日的“朋友”立刻露出幸灾乐祸的真面目。

这种氛围导致大多数中产阶级陷入了扭曲的价值观困境。他们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价值。他们以为买下那栋更大的房子、那辆更贵的汽车，就能买来幸福和尊严。然而，当他们真正拥有这些之后，却发现内心的空虚并未填补。他们只是陷入了更深的焦虑——担心跟不上潮流，担心被别人超越，担心自己的财富缩水。这种永无止境的追逐，像一只看不见的轮子，驱赶着他们日复一日地奔跑，却永远无法抵达终点。

平庸的生活、平淡的婚姻、平凡的人生，使巴比特越来越无法忍受。他被一种莫名的渴求所折磨——他渴望激情，渴望不一样的生活，渴望从标准化牢笼中逃脱。于是，他开始尝试反叛。他到处旅行，随意流浪，试图体验一种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他接触那些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人，尝试那些被道德家指责的行为。他幻想能够找到真正的自我，摆脱那套令人窒息的社交礼仪和商业规则。

然而，巴比特的叛逆很快就遭遇了冷酷的现实。他的行为与美国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社会各方开始冷落他。昔日的朋友疏远他，商业伙伴怀疑他，就连家人也无法理解他。他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承受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代价——他需要那些商业合同，需要那些社交关系，需要那个让他感到安全的“归属感”。在强大的标准化压力面前，个体的反抗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力。

最终，巴比特选择了妥协。他放弃了那种玩世不恭的生活尝试，重新回归家庭，重新开启他的商人生涯。他接受了平庸，接受了标准化，接受了那个“成功人士”的模具。故事的最后，巴比特略带遗憾地将自己追求真正人生的希望，转移到了儿子的身上。他幻想儿子能够实现他未能实现的梦想，逃脱他未能逃脱的牢笼。然而，读者不禁要问：儿子不也正在被同一套标准化机器所塑造吗？

爵士时代的金钱狂欢与个体悲歌

巴比特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命运的缩影。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带来了物质繁荣，也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标准化。机器化大生产的逻辑——效率、可复制性、标准化——从工厂车间蔓延到了社会生活。人们的生活方式被标准化：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上班，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参加什么俱乐部，谈论什么话题——一切都被无形地规定了。

人的角色也被标准化了。你是中产阶级，你就应该像巴比特那样生活；你是富人，你就应该像某些模式那样炫耀；你是穷人，你就应该闭嘴。社会中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正确模板”，偏离模板的人就会被视为异类。在这种巨大的同质化压力下，个体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真实的欲望，丧失了反抗的勇气。他们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巴比特”——穿着同样的衣服，开着同样的车，说着同样的话，焦虑着同样的焦虑。

更可怕的是，这种标准化是如此密不透风，以至于任何试图“标新立异”的个人，都会发现自己的反抗牵扯到太多复杂的人和物。你换一种生活方式，你的商业伙伴可能不认你；你批评主流价值观，你的社交圈可能排斥你；你试图做真正的自己，你可能会失去一切。于是，大多数人选择了顺从，选择了安享太平，选择了在这些标准化的舒适中慢慢腐烂。而真正的自我，就在这永无止境的顺从中被永远地埋葬了。

辛克莱·刘易斯在《巴比特》中，以一种近乎残酷的诚实，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盛世狂欢下的另一面——精神的平庸、价值的颠倒、个体的荒芜。巴比特这个名字，已经成为英语中“庸俗自满的市侩商人”的代名词。一个世纪过去了，巴比特的灵魂并没有消失。在每一个物质繁荣、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巴比特们都会重演他们的故事：拼命赚钱，拼命消费，拼命攀比，拼命融入，然后在内心里暗然神伤，感叹“生活不该是这样”。

《巴比特》的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盛世狂欢之下，可能隐藏着精神的深渊；金钱统治的社会，可能使人性变得单薄而虚伪；标准化的生活，可能剥夺个体最珍贵的自由。巴比特最终回归了平庸，但他的挣扎不是毫无意义的。那种对生活意义的追问，那种对枯燥现实的厌倦，那种试图成为“另类”的勇气——尽管以失败告终——恰恰是人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保持最后一丝清醒的证明。

刘易斯没有给巴比特安排一个英雄式的结局，因为真实的人生从来就不是英雄剧。他给了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在巴比特身上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在标准化牢笼中的挣扎，看到自己在金钱面前的卑躬屈膝，看到自己在盛世狂欢后的空虚。这面镜子或许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它可以让我们在变成另一个巴比特之前，有那么一瞬间，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