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之德：中华文明中的动物关怀 | 社会科学报

从“仁民爱物”的伦理推扩，到“慎杀节用”的日常规范，中华文明绵延着一种深沉的动物关怀传统。这一传统为动物福利、生态保护与生命教育提供了思想资源，有助于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伦理秩序。

原文 ：《生生之德：中华文明中的动物关怀》

作者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刘永春

图片 |网络

“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中华文明的思想传统中，“生”不仅指涉天地化育万物的自然过程，更蕴含顺遂生命、涵养万物、成就万物的价值取向。由此形成的“生生之德”，构成了中华文明理解宇宙及人与动物关系的关键线索。中华文明中的动物关怀，植根于“生生不息”的宇宙观，展开于“仁民而爱物”的德性传统，并落实于“慎杀节用”的日用伦常之中。

“生生不息”：万物并育的生命秩序

中华文明视宇宙为不断生成、流行、化育的生命整体。《周易》云“生生之谓易”，《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地之道在于生养万物、成就万物，使万物各得其所。荀子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地不是静止的实体，而是绵延不息的创造过程；万物也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共处于生生流行的秩序中。

正因如此，中华文明对动物的理解，自始便非狭隘的、单向度的。人虽在天地之间居独特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动物仅具工具价值。飞禽走兽、草木虫鱼，同为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承载着各自的生机与性命。正如庄子所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万物同处天地生成之流，绝非凌驾万物之外的孤立主宰。张载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更是将人的存在置于更广阔的天地生命共同体之中。在这一图景中，动物并非是被排斥在伦理视野之外的纯粹“物”，而是天地生命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不过，中国传统思想强调“万物并育”，并非要抹平人与动物的差别。相反，它始终承认二者在能力、职责和秩序中的位置不同。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荀子则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些论述表明，人在万物中的特殊地位，并非只因为人类更强大，更因为人类能知义理、立礼法、成教化，承担起维护秩序、实现道德的责任；而动物则主要依其本性生存活动。由此形成的人与动物之别，是中国传统伦理秩序中的基本前提。当然，人在万物之中地位不同，不是为了证明人可以无限制地主宰其他生命，而是意味着人应以更高的道德要求约束自己，“赞天地之化育”，协助天地成就万物。

“仁德扩充”：从生生之德到动物关怀

中华文明并不满足于从宇宙生成的层面理解“生”，而是进一步将天地化育万物的德性转化为人的道德自觉。“仁”正是“生生”这一天道精神在人道中的展开。朱熹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应效法天地，以“让动物得以生”为美德。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动物的同情与关切，并非外在附加的道德要求，而是仁德培养与扩充的自然结果。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表明仁心的展开能够由亲及疏、由人及物，逐步扩展至更广阔的生命存在。孟子又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深刻揭示了人性深处的恻隐之心：当人面对其他生命时，内心会自然生发出不忍与怜恤，这种“不忍”正是仁心向动物关怀扩展的重要起点。

到了宋明儒学，这一观念又被提升至更高层次的德性境界。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这里的“同体”，并不是取消人与万物之间的差异，而是强调仁者应当突破狭隘私我，以更广阔的生命感通将他者之苦纳入自身道德关怀之中。王阳明则进一步将这种“一体之仁”明确推及于动物。他说：“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在王阳明看来，真正的仁者也会对鸟兽的哀鸣觳觫生发不忍之情。动物同样具有知觉，能够感受痛苦，也能进入仁者“一体”感通的范围。因此，王阳明强调，仁者应当“如痛痒相关”般感受他者之苦；若对动物的苦乐无动于衷，便说明其仁德尚未真正充扩。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正道出了这一层意思。

可见，中华文明中的动物关怀并不是以现代“动物权利”的语言展开的，它所强调的首先不是权利主张，而是德性的扩充、恻隐的培养和仁心的落实。它要求人在面对其他生命时克服残忍、傲慢与放纵，使自己的行为真正配得上“仁者”的身份。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动物关怀并不是中华文明中的边缘性道德情感，而是“生生之德”在人道世界中的重要展开。

“慎杀节用”：日用伦常中的生命节制

中华文明对待动物的态度，并不止于理性认知和同情情感，而是进一步落实到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形成了“慎杀”“节用”“顺时”“有度”等一系列道德规范。传统社会强调应在尊重自然规律和动物本性的前提下取用动物。换言之，使用动物并非不可，但必须有所节制：不能违背时序，不能出于贪欲，更不能将虐待和滥杀视为常态。这种节制精神正是“生生之德”在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呈现。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其要义在于尊重自然生养的节律，反对无节制的索取。传统礼制中屡见“顺时而取”的要求，例如《礼记·月令》载，早春之时“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强调在生命孕育、生长之际保持必要的克制与敬畏。

这种敬畏生命、反对轻杀滥伤的观念，在后世社会伦理与民间劝善传统中得到进一步扩展。《太平经》说：“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宋代秦观在《劝善录》中指出：“贪生畏死，人与物同也；爱恋亲属，人与物同也；当杀戮而痛苦，人与物同也。”动物在贪生畏死、眷恋亲属、逃避痛苦等基本生命感受上，与人类有深刻的相通性，因此，人没有理由凭借自身强势而恣意加害其他生命。

民间善书则把这种生命节制意识进一步落实到日常生活细节之中。《文昌帝君阴骘文》强调“举步常看虫蚁”，提醒人们即使在日常行走之间，也应警惕对微小生命的无意伤害。《安士全书》更具体指出：“碱水、盐汁、沸汤、石灰浆，皆不可泼于有虫处所。”这类告诫看似琐细，却恰恰说明中华文明对动物的关怀并不仅停留在抽象原则层面，而是渗透进日用起居之中，转化为人们对具体行为的严格要求。从更深层看，“慎杀节用”所反对的，实质上是一种放纵欲望、轻慢生命的生活方式。它提醒人们，文明不仅表现在技术能力和物质丰裕上，更表现在是否懂得克制、是否珍惜生命、是否愿意在满足自身需要时给其他生命留有余地。

今天，随着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扩张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迅速增强，人与动物的关系正面临新的伦理课题。无论是动物福利、野生动物保护，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教育，都在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人在面对其他生命时，应当持守怎样的态度，又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在这一问题上，中华文明以“生生之德”为核心所展开的生命观，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真正成熟的文明，不仅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也体现在对其他生命的敬畏与节制上；不仅体现为利用自然的能力，更体现为赞助化育、成己成物的精神境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动物伦理思想研究”（20BZX118）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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