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军费激增引民怨，华盛顿再现1979信心危机

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延宕，其政治和经济后果也在不断发酵。临近202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希望借伊朗战争不得人心这一点，重新夺回国会席位。而且，他们确实有理由这么判断。

根据前瞻情报公司今年4月针对18岁及以上美国人进行的一项民调，84％的美国成年人希望特朗普政府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国内经济上。

大多数美国人高度关注通胀、油价和其他与日常开支相关的问题，也希望华盛顿回应他们的经济焦虑。美国政府眼下似乎正朝着相反方向走，把重心放在外交事务上。

特朗普竞选时主打经济民族主义，但到了2026年，外界看到的更多却是军事冒进。如今，他“美国优先”的承诺，正与中东不断扩大的战争现实迎面相撞——这场战争不仅影响整个地区，也波及西方经济体。

公众希望克制，政府却在展示武力。结果是：美国的盟友正带着警惕注视这一切，而美国民众则陷入一场自卡特政府以来少见的信心危机。

美国人总体上始终对乔治·华盛顿所说的“外国纠葛”保持怀疑。前瞻情报公司最新民调显示，近六成受访者认为，美国在充当全球警察、以武力介入国际事务方面，应该尽量少扮演角色，甚至不扮演角色。

这种怀疑并非始于伊朗战争，而且很可能会在当前冲突结束后继续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认为美国近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以失败告终。

美国社会的整体情绪正变得愈发沉重。根据我们的民调，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对美国的全球地位表示乐观。悲观者比乐观者高出16个百分点。

这种负面情绪看上去像是国家信心的一种结构性转变，并且已经对美国的全球同盟、软实力和国内凝聚力产生现实影响。吉米·卡特1979年那场关于“信心危机”的演讲，在2026年依然切中现实，而在今天的社交媒体环境下，这种情绪还被进一步放大。

例如，卡特曾指出，越南战争侵蚀了美国人的国家自豪感。他说：“我们曾被教导，我们的军队永远不可战胜，我们的事业永远正义，结果却承受了越南战争的痛苦。”

而当卡特说“我们可以从人们对自己生活意义日益加深的怀疑中，看到这场危机；也可以从国家共同目标的流失中，看到这场危机”时，这番话放在今天，依然像是在描述当下的美国。

早在伊拉克战争、大衰退以及当代社会对人工智能导致失业的担忧出现之前，卡特就曾形容这是一场“直击我们国家意志核心、灵魂与精神的危机”。

1979年能源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那场危机与当前局势有着鲜明的相似之处——就在卡特发表演讲前，他在处理局势上的支持率只有26％。

民调专家和政治评论人士关注伊朗战争会如何影响中期选举，这种判断并没有错。卡特当年面对如此不满的公众时，政治结局并不理想。

但更大的背景在于，当前这场冲突及其影响并不是孤立事件。它只是接连不断的一系列危机中的最新一环，而这些危机揭示了美国社会更深层的问题。

不妨暂时把特朗普、以色列和霍尔木兹海峡放在一边。华盛顿更应正视的，是一个更宏观的趋势：美国人的国家自豪感正在普遍而持续地下滑，这与卡特时期的情形颇为相似。

我们调查的美国人，对国家未来以及那些本应为后代着想的民选领导人，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信心。即便美国在德黑兰或委内瑞拉取得短期军事胜利，也无助于扭转一种普遍感受：今天的美国，已经无法与过去几代人记忆中的美国相提并论。

改变方向似乎十分关键，而且也并非没有可能——无论是换一批领导人，还是现有领导人学会以不同方式说话和行动。在美国，悲观本不该成为一种常态。就我对这个似乎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国家的观察而言，我意识到，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心态是可以改变的。

历史上并不缺少所谓“氛围转向”的先例。比如里根政府执政初期，希望就曾重新回到这个国家。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未来几年抱有乐观预期。1981年，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支持率一度徘徊在70％左右。

乐观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党派。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无论是民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执政期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曾回升。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曾短暂升至60％。

无论是痛苦时刻还是欢乐时刻，都可能让我们更加团结——不管是遭遇外部袭击，还是经历一段持续的经济增长。

但眼下，我们必须直面这种更深、更沉重的社会倦怠。同时也要明白，信心危机未必会永久持续。黎明到来前，往往正是夜色最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