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老到极致？日本146万人成“家里蹲”，40岁以上竟占四成

关键信息：

• 日本蛰居者中40岁以上占比超四成，家属也面临高龄化，形成‘9060问题’
• 现有支援制度割裂且偏向就业导向，难以触达当事人，申请门槛高
• 社会保障体系扭曲，长期将责任压给家庭，现政权的制度性回应仍显不足
• 蛰居群体高龄化揭示日本约146万劳动人口受影响，已成广泛社会议题
• 问题本质是当代人权危机，需政策转向全年龄段支援并降低制度接入负担

“蛰居者中，40岁以上占比超过四成，支撑他们的家属也在高龄化”的报道，并不只是关于生活处境的新闻。这实际上是在追问：当长期孤立、家庭照护、贫困、精神困扰与老龄化同时压在一些人身上时，当代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否真的有能力为他们提供足够支持。这既是人权问题，也是政治伦理问题。

蛰居不应被当作个人懒惰，或家庭教养失败的结果。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资料也将蛰居界定为一种“现象或状态”，而不是“这个人本身”。也就是说，把处于蛰居状态的人，连同其人格一并否定，无论从政策讨论还是人权讨论来看，都是错误的。

这次真正需要追问的，不只是当事人与社会脱节这一事实。更关键的是，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是否被设计成能够真正触达当事人及其家庭。

事实核查：报道的基本框架可以成立

全国蛰居者家属会联合会已于2026年4月公布了2025年度实际状况调查的新闻稿。该联合会官网在2026年4月14日刊文称，联合会时隔两年再次开展“蛰居实际状况调查”，并将于4月28日在厚生劳动省召开记者会，公布详细结果。

基于这项调查，报道中提出的“40岁以上占比超过四成”，作为家属会调查所呈现出的答卷倾向，是可以确认的。不过，这里必须注意，不能立刻把这一数字断定为“全国所有蛰居当事人的整体构成比例”。这项调查是通过家属会及部分当事人回答形成的实际状况调查，并非面向全国随机抽样的人口推算。

从全国范围的推算来看，日本内阁府根据2022年度调查整理认为，在15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估计有146万人处于蛰居状态，约每50人中就有1人。厚生劳动省的相关解读同样依据内阁府2022年度调查指出，在15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估计有146万人、即每50人中有1人处于蛰居状态。

因此，从事实核查的角度看，这篇报道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40岁以上占比超过四成”这一标题，作为全国蛰居者家属会联合会调查结果的概括，是成立的。

第二，若把这一数字直接当作整个日本蛰居人口的精确构成比例，则必须保持谨慎。

第三，即便从全国推算来看，蛰居也早已不是青年群体独有的问题，而是涵盖中高龄群体的广泛社会议题。

也就是说，报道的方向没有问题，但对数字的理解仍需加上必要限定。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次调查首先揭示出的事实，是处于蛰居状态人群的年龄正在上升。过去，蛰居常被视为青年问题。但如今，40多岁、50多岁，乃至更高年龄层的人，已占据不可忽视的比例。这意味着，蛰居状态并非短期现象，而是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已经持续了10年、20年甚至更久。

第二个事实是，支撑当事人的家属也在老去。所谓“8050问题”，过去通常指80多岁的父母仍在供养50多岁的子女。但现实还在继续推进，正逐步演变为“9060问题”。即便父母已经进入养老金生活，甚至到了需要照护的年龄，仍不得不继续承担当事人的生活费、医疗费、住房、国民健康保险、税费、继承以及身后生活安排等问题。这已经超出了家庭努力所能承受的极限。

第三个事实是，即便存在支援制度，这些制度也没有充分触达当事人及其家庭。围绕蛰居问题的支援，分散在咨询窗口、生活困难者支援、精神保健福利、残障福利、就业支援、地区综合支援以及孤独与孤立对策等多个领域。但现实中，当事人可能根本无法走进窗口，家属也难以把握制度全貌，不知道该接入哪一项制度，申请主义本身又会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

第四个事实是，支援目标往往过于偏向“重返就业”。当然，为希望工作的人提供就业支援非常重要。但如果长期孤立、人际焦虑、精神疾病、发育特征、家庭关系恶化、身体疾病、贫困和照护问题相互叠加，那么一开始就把就业设为终点，反而可能把当事人逼得更紧。

第五个事实是，在父母去世之后，当事人的生活规划在制度层面依然十分薄弱。父母去世后，当事人住在哪里，生活费如何保障，能否接上医疗和福利服务，如何防止孤独死，继承和成年监护又该如何处理——这些本应是行政系统跨部门统筹支持的课题。但在现行制度下，很多时候仍要靠当事人或家属自己去寻找制度、提出申请、反复说明并持续使用。

综合来看，这次调查图表所呈现的，并不只是年龄分布。它揭示的是：当事人高龄化、家属高龄化、支援制度割裂、就业导向过强以及“父母去世之后怎么办”的焦虑，正在同时加深。扭曲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核心问题就在这里。

从宪法看问题：这首先是“作为个人受到尊重”的问题，而不只是生活保护问题

《日本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全体国民，作为个人，受到尊重”。第25条则规定了享有健康而有文化的最低生活水平的权利，以及国家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提升义务。日本众议院公布的宪法正文中，也明确写有“全体国民，作为个人，受到尊重”。

处于蛰居状态的人，也许已经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宪法意义上“作为个人受到尊重”的地位。如果在这一点上发生偏差，蛰居支援就会很快被简化成“让他们去工作”的政策，或者“让他们走出家门”的政策。

从宪法角度看，真正重要的是，在不损害当事人尊严的前提下，支持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参与社会。即便当事人暂时无法工作，也需要分阶段的支持：帮助其连接医疗资源，进入可停留的场所，与家人之外的支持者建立联系，能够咨询生活费用问题，也能够开始考虑未来居住安排。

也就是说，蛰居支援不能只是“把人送回劳动市场”的政策，更应当是“恢复其作为个人受到尊重所必需的社会连接”的政策。

从孤独与孤立对策看问题：法律已经存在，但是否真正进入了生活现场

《孤独与孤立对策推进法》是一部旨在推动国家与地方政府综合开展孤独与孤立对策的法律，规定了基本理念、国家等主体的责任、施策的基本事项以及推进体制。日本内阁府也将其解释为一部“为了在国家及地方层面推进综合性孤独与孤立对策相关施策”的法律。

这部法律的存在很重要。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依据，使蛰居不再只是家庭内部问题，而被纳入孤独与孤立这一社会性议题之中。

但法律存在，并不等于当事人和家属的生活就已经得到支撑。要让孤独与孤立对策真正发挥作用，仅仅设置咨询窗口远远不够。真正需要的是：即便当事人无法主动求助，也能把支持送上门的外展服务；在家属已极度疲惫时提供家庭支援；陪伴其接入医疗与福利资源；在社区中建立可停留的场所；以及着眼于父母去世之后的长期生活规划。

换句话说，孤独与孤立对策不能停留在宣传和倡导层面。制度本身必须学会根据孤立者的现实处境主动运转。

政权治理的隐忧：口号已经有了，制度却没有跟上

高市首相在2026年2月18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为减轻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将推进包括“附带给付的税额抵免”制度设计在内的“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并得出结论。

如果只看这番表态，政权似乎已经表达了对低收入群体和生活不安的关注。但从蛰居群体高龄化问题来看，这样的表述存在明显局限。

第一，仅靠税收和给付的讨论，无法解决蛰居家庭面临的困境。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收入保障，还包括把医疗、福利、住房、精神保健、家庭支援、继承、成年监护、生活保护、可停留空间以及就业准备支援连接起来的制度。减税和给付固然重要，但仅凭这些，并不能让当事人重新建立社会连接。

第二，“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这一说法，存在过度偏向制度效率和财源讨论的风险。对蛰居家庭来说，真正需要的不是行政效率，而是让那些无法抵达制度的人，能够被制度主动接住。

第三，如果政权一方面高举“强劲经济”“积极财政”“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却让孤立者、家庭照护者、长期无业者以及承受精神困扰的人在政策排序中退居次要位置，那么政治信任就会下降。一个国家如果要谈自身的强大，也必须同时接受检验：它是否有能力支撑那些最难发声的人。

第四，蛰居支援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成果。它不是适合选举周期的速效政策，而需要以10年为单位，在地方持续投入人力与财力。也正因为如此，政权是否真正重视这一问题，才会受到检验。比起华丽的政策发布，那些朴素却稳定的制度维系，才更能构成信任的基础。

如何用文字评估政治信任度

如果像上次那样只用打分表来呈现，论述会显得过于平面。因此，这里改为按不同领域，用文字来评估政治信任度。

从宪法与人权角度看，现政权的表述中确实有“安心”“减轻负担”等说法。但对于处于蛰居状态的人，如何把他们作为宪法第13条所说“作为个人受到尊重”的主体来具体支持，仍看得不够清楚。如果把社会保障缩减为单纯的给付或税制问题，那么恢复孤立者尊严这一宪法层面的核心，就会被遗漏。

从政纲与政治表态角度看，政权提出了支持中低收入群体和推进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但蛰居群体高龄化的现实，并不是现金给付就能解决的。当事人无法接触制度、家属因年老而行动困难、窗口彼此分散、父母去世后缺乏安排——面对这些问题，政权的表述仍然停留在较为抽象的层面。

从议会与行政运作角度看，最关键的是可预期性。支援团体、地方政府、咨询人员和家属会，往往都在担心每一年度的财源和制度能否延续。蛰居支援不是一次咨询就能结束的事，往往需要数年，甚至10年以上的持续陪伴。因此，如果预算和补助金不稳定，那么受损的将不仅是单项政策，而是整个制度的可信度。

从劳动政策角度看，以就业支援为中心的思路存在明显边界。蛰居者中当然有人希望工作，但也有很多人暂时无法工作，有些人在工作之前更需要医疗和生活支援，还有些人必须先从恢复人际关系开始。如果把重返劳动市场作为唯一的成功指标，就会忽视当事人的恢复过程。

从行政学角度看，最大的问题在于条块分割。蛰居问题往往叠加了福利、医疗、劳动、教育、住房、司法、照护和生活困难等多个维度。但行政制度的窗口，却按年龄、收入状况、残障认定、就业可能性和家庭构成层层分开。当事人和家属不得不靠自己穿越这套复杂制度，这正暴露出制度设计的扭曲。

从财政学角度看，对蛰居的支援不应被视为单纯“支出”，而应被看作减少社会损失的投资。如果长期孤立被放任不管，生活困难、医疗费用、照护负担、孤独死、住房丧失和家庭破裂就会层层叠加，最终反而推高行政成本。把财政资源投入到早期咨询支援、可停留空间、精神保健和生活支援上，并不违背财政纪律。

从精神医学与医疗制度角度看，蛰居不是疾病名称。其背后有时可能是抑郁症、焦虑障碍、发育障碍、精神分裂症、创伤或慢性疾病，也有时是单靠医疗无法解释的社会性孤立。因此，把人接入医疗系统固然重要，但不能止步于医疗化处理，还需要把医疗、福利和社区支援真正连接起来。

从行为经济学与行为心理学角度看，申请主义本身就是巨大障碍。当人处于不安、羞耻、曾经失败的经验或对行政不信任之中，即便制度存在，也可能不会去使用。对蛰居家庭而言，“去咨询”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心理成本。因此，制度不能只是等待当事人主动申报，而必须设计出低负担的接入方式。

从政治伦理角度看，最值得警惕的是，政治利用社会的沉默来为自己提供便利。蛰居当事人及其家属，往往很难在选举动员或媒体发声中形成高声量。也正因如此，政治更应根据困难的深度，而不是声音的大小来配置政策。把那些不易被看见的人放到后面，政治就会失去伦理上的信任。

综合来看，现政权在表态层面确实表现出一定关注，但若论其对蛰居群体高龄化的制度性回应，仍然偏弱。如果一定要量化，现阶段给出45分左右，或许较为合适。这并不是对整个政权的全面否定，而是说，在面对这一当代人权问题时，其制度上的具体性、持续性和陪伴性仍明显不足，因此这份信任必须打上很大的保留。

作为当代人权问题的本质

蛰居群体高龄化，本质上是一个当代人权问题。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多重权利受损的风险正在叠加。

对当事人来说，存在失去社会参与机会的风险，存在无法接上医疗资源的风险，存在失去生活来源的风险，存在失去住房的风险，也存在在父母去世后陷入孤独死的风险。

对家属来说，存在独自承担照护与抚养责任的风险，存在仅靠养老金继续供养当事人的风险，存在不断侵蚀自身养老储备的风险，也存在在找不到求助渠道的情况下持续耗竭的风险。

对社会来说，存在让孤立者继续不可见的风险，存在把不能工作的人视为“无用之人”的风险，也存在以家庭责任之名让公共责任后退的风险。

这里最重要的是，不能只把蛰居当事人看成“等待被救助的对象”，而应把他们视为权利主体。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节奏重新与社会建立联系；都有权在能够工作之前，先过上安心的生活；都有权与家人之外的支持者建立联系；也都有权在遭遇失败之后，再次回到支援体系之中。

如果没有这一视角，支援就很容易滑向管理和矫正。把人权放在中心，意味着不是让当事人去适应制度，而是让制度按照当事人的状态重新被设计。

需要怎样的政策转向

第一，蛰居支援必须转向覆盖全年龄段的制度。它不能只是青年支援的延长线，而应把40多岁、50多岁乃至60岁以上人群都纳入生活支援、医疗支援、住房支援和家庭支援之中。

第二，必须把“面向整个家庭的支援”制度化。支援对象不能只限于当事人本人，还应包括父母、兄弟姐妹、配偶以及同住家属。家庭既是支援资源，同时也是需要支援的当事方。

第三，必须把“父母去世之后的支援”明确为独立政策领域。围绕住房、生活费、医疗、福利、成年监护、继承、身后事务以及防止孤独死，需要设立能够一体化应对的窗口。

第四，在就业支援之前，必须先把生活稳定支援放在前面。只有当事人能够安心睡觉、吃饭、就医、与人交谈、进入可停留的场所，就业支援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五，必须为地方政府和民间支援团体提供持续性财源。蛰居支援不适合被做成短期项目。陪伴型支援离不开人才积累，也离不开长期信任关系。

第六，必须降低申请主义的门槛。不能把当事人和家属自行走进窗口作为前提，而应把电话、线上、上门访问、家庭咨询、同伴支持和社区据点结合起来。

结论：政治的可信度，取决于它如何支撑那些不易被看见的人

“蛰居者中，40岁以上占比超过四成”这一数字，并不是社会角落里的小事。它揭示的是，日本式社会保障长期把支撑责任压给家庭，如今已经走到极限。

问题不只是当事人无法走向社会，更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抵达他们所在的地方；在于家属即便年老，也只能继续支撑；在于即便设置了咨询窗口，仍有人根本走不到那里。

如果政权要谈“安心”“强劲经济”“社会保障改革”，那么这些话就必须真正落到处于蛰居状态的人及其家庭生活之中。无法落地的语言，最终只会停留在政治口号层面。

衡量当代政治的可信度，不能只看它向高声量多数承诺了什么。更应看它如何支撑那些难以发声的人、远离制度的人，以及在家庭内部逐渐变得不可见的人。

蛰居群体高龄化，是当代日本的人权问题，也是社会保障问题，更是检验政治伦理的一块试金石。一个无法正面回应这一问题的政权，无论口号多么强硬，最终都会从最基础的层面失去信任。

来源：ひきこもり高年齢化は「家族の問題」ではない― 40歳以上4割超・支える家族の高齢化から読む、いびつな社会保障体制と政権運営の危うさ ―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