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们并不远！这套比印度还狠的种姓制度，在我们这延续了上千年

在印度，努力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刚一出生，严格的种姓制度就已经确定了每个人的高低贵贱。

低种姓的人除非离开阿三的土地，不然永世无法翻身。

很多国人觉得这是宗教统治国家后留下的遗毒，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国家，曾有一套流传了上千年，比印度种姓制度还狠的森严社会制度。

这种灭绝人性的制度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亲历者有不少至今还活着。

一、颜色决定命运的走向

自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人定胜天”便刻进了炎黄子孙的骨髓。

因此才有“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莫欺少年穷”、“有志者事竟成”、

“英雄不问出处”等豪言壮语。

但七十年前，在彝族生活的大凉山深处地区，这些话是不成立的。

当时的大凉山彝族，骨肉的贵贱才是至高无上的真理。

全体社会成员按严格的等级和血缘关系划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5个等级。

“兹莫”彝语为“权利”之意，就是汉语中所说的“土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群体曾是整个凉山彝区的最高统治阶级。

清政府灭亡以后，“兹莫”逐渐衰弱，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被“诺合”等级所取代。

“诺合”意为“群体”，是主人、主体、黑色的意思，因此又被称为“黑彝”“黑骨头”。

这个群体不大，约占当地彝族人口的7%，但却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掌握着90%以上的生产资料和土地。

在大凉山，他们的血统最为尊贵，是这片山林的主人，一生下来就高人一等。

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黑彝”内部又划分为诺博、诺比、诺低三个等级。

“诺博”又称“硬骨头”，只有血统最纯正、地位最高的黑彝阶层才能被这么称呼，是传统彝族贵族的核心。

“诺低”又叫“软骨头”，血统没有问题，但地位比“诺博”要低一些，扮演着黑彝管家的身份。

“诺比”指的是血统中掺杂了其他等级或民族成分的人，被视作“血统次之”的黑彝，又称“黄骨头”。

这些人社会地位很低，即使经济富裕，仍不得与诺博、诺低通婚，甚至就连被统治的“曲诺”也看不起他们。

“曲诺”就是“白彝”，占据大凉山彝族人口的一半。

他们相当于封建社会租种地主家农田的佃户，受黑彝管辖，每年必须服一定的无偿劳役。

有一些白彝日子过得比较好，能拥有一部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

但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拥有社会地位，只要黑彝出现，他们就自动低人一等。

这无关财富、能力、年龄，完全取决于出生时的血统。

解放之前，大凉山彝族完全由黑彝中的“诺博”说了算。

他们不但掌控着九成以上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还握有生杀大权。

黑彝杀死了白彝，只需要拿出一点银子，就可以免罪。

反之，如果白彝伤害了黑彝，就算是不小心，也要被处死，甚至可能会全家偿命。

这种社会制度看着对白彝很不公平，但其实白彝还不是最惨的。

二、连颜色都不配拥有的群体

一个王朝到了末年，由于土地兼并，会出现大量的流民。

可能有不少人觉得，在封建社会，没有土地，居无定所的流民就是最惨的那部分人。

事实并非如此，大凉山彝族的“阿加”、“呷西”两个群体，过得比流民还要惨。

他们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黑彝主子不发话，他们根本就去不了任何的地方。

这些人就如同真正的牛马，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主子服无偿劳役。

毫无人身自由，可以被主子任意买卖和虐杀。

黑彝杀了他们，那是理所应当，根本就没有人会过问。

相对而言，被称为“安家娃子”的“阿加”地位要高一些，干活的时候至少能有口吃的，一家人还有个栖身之所。

“呷西”，也就是“锅庄娃子”那就不能被称为人，他们一无所有，死活没人在意。

吃的还不如黑彝主子的牲口，大多就住在牲口圈里。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凉山一带的壮年“呷西”，在奴隶买卖市场上，一般最多值20锭银左右，折合十来两银子。

这点钱甚至不够买一头牛，一匹骡子。

年轻的女性“呷西”会稍微值钱，大概能卖30到35锭银子，折合约22两白银。

“呷西”们的孩子一般都活不大，很多刚刚出生不久，就会因冻饿而死。

就算命硬活了下来，迎接他们的也是最残忍的折磨。

除非黑彝主子大发慈悲，为其配婚成家，让他们变成“阿加”，不然这些人永世无法翻身。

这一套规定比印度的种姓制度还要残酷。

在印度，高种姓男子有的时候还会娶低种姓女子为妻，这叫做“顺婚”。

虽然不常见，但确实存在，被法律所认可。

但在曾经的大凉山彝族，这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

白彝、“阿加”、“呷西”的女子平时看黑彝一眼都是罪过，更不要说嫁给人家了。

兹莫（土司）统治时期还稍微好一些，制度虽然森严，但尚未肆无忌惮的“吃人”。

随着黑彝家支（家族）成为凉山彝族统治阶级，具有原始氏族组织特征的制度才越来越让人绝望。

那段极其黑暗的年代里，黑彝和白彝的区别，比人和狗的区别还要大。

至于“阿加”、“呷西”，根本就不能算是人，他们只是工具和货物。

三、改天换地的变革

凉山彝族的黑彝家支有100多个，这些家支互不统属，没有成文的法律可依，日常全凭“习惯法”做事。

他们民族内部流传着一条谚语：“祖上留下的规矩，诺合的儿孙要遵守，曲诺的儿孙也要服从。”

按照习惯法的规定，兹莫、诺合奴隶主的特权高于一切，家支的利益高于一切。

凡反抗主子的，轻者则被毒打，重则被出卖或处死。

本家支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所有人都要为维护家支的利益进行斗争。

这直接导致凉山彝族冤家众多，械斗频繁。

彝族人性格彪悍，械斗一旦形成，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他们会拿着平时打猎用的弓箭、猎枪，古老的大刀、长矛，疯狂的厮杀。

战斗的时间能持续好几年，甚至是好几代人，直到一方彻底死绝。

引发械斗的原因很多。

良田的浇水，过路费的收取，日常生活中口头纠纷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引发两个家支的战斗。

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械斗，死人都是在所难免的，械斗的两个家族实力越强，死的人就会越多。

有的时候斗得太厉害，影响了其他家支的生活，威望比较高的家支头领——“德古”就会出面排解纠纷。

无休止的械斗加上固化的阶级制度，让大凉山的彝族发展非常缓慢，生产力一直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

就算1950年西昌解放，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黑彝家支依旧牢牢掌控着奴隶们的生死，不给他们自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之前求告无门，所以奴隶们只能认命。

解放军来宣传了政策后，一些不甘压迫的奴隶们开始反抗这种不公平的命运。

1955年，大凉山一带出现了很多向政府反应情况的奴隶。

不愿意放弃手中权力的黑彝奴隶主展开了残忍疯狂的报复，几个月的时间里找借口达杀了上百名奴隶。

血腥的镇压引起了更激烈的反抗，光是布拖一个县，短短几天里就有300多个奴隶跑到县政府告状。

新中国是绝不允许这种“吃人”事情存在的。

1956年2月，凉山的民主改革全面铺开，工作人员自备干粮，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各个村寨，给奴隶们讲政策，教法律。

当野蛮要被文明给代替时，顽固的黑彝奴隶主慌了。

他们恐吓收买治下的奴隶，发动暴乱，残害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妄图用暴力阻挡变革。

解放军是人民的部队，对这些反人民的家伙自然不会客气。

大军很快就被调来，大凉山被好好的归整梳理了一遍。

所有不愿意配合的黑彝奴隶主都被镇压，饱受磨难的奴隶们全都被解救了出来。

因为世代为奴，很多呷西、阿加们早已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他们活着，就是在用命苦熬。

所以当听说他们自由了，不会有人再残害他们，政府还会分给他们土地、房子、耕牛、农具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信。

直到那些积极分子出来再三保证，这些人的眼中才开始泛起了一抹明亮。

他们生怕自己是在做梦，拉着工作组众人的手，一遍遍的询问。

当听到真的再没有人会欺压残害他们，而且有房子住，有地种的时候，这些人哭的肝肠寸断，身上终于有了活人的气息。

解放奴隶的事情整整持续了两年，一共有60多万呷西、阿加重获新生。

大凉山彝族那令人绝望的野蛮制度被新社会给淘汰了，但彝族人所受的伤害却并没有被世人遗忘。

当地政府在西昌泸山上修建了一座凉山奴隶社会博物馆。

里面有带血的铁链、镣铐、还有奴隶市场的账本，每一件东西，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黑暗的历史的残酷。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的传统和习俗都应该得到尊重。

但这种尊重，是建立在法律和道德之上的。

在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任何不遵守法律的道德的传统习俗都要被坚决清除。

大凉山彝族的血脉种姓制度如此，其他打着民族口号的愚民政策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