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积金出现拐点：每年约70万人退出，新进入的变少了

从2024年开始，北京公积金实缴职工人数首次出现连续两年下降。

与此同时，每年约有70万人退出缴存体系。

但另一边，缴存单位数量却在持续增加，11年间膨胀了5倍以上。

看似分散的几组数据，实际上指向同一个变化：

公积金所对应的高保障就业，其“入口正在收缩”，结构也在发生重排。

上一篇文章中，我用“木桶效应”拆解了北京“五险一金”的覆盖率。如果以公积金为短板，进一步推算北京高质量就业市场的变化趋势，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构？

基于2014-2025年的北京公积金数据，结合多维度测算，可以得到一些更具体的答案。

以下，展开推算过程

• 公积金缴存规模出现拐点：职工数量连续两年下降

先来看看实缴职工数量，2014-2023年，从571.39万人持续增加到了946.82万人，累计增加了375.43万人；较2014年增长了65.7%。

但从2024年起，实缴职工总量开始连续两年下降，累计减少14.37万人。

从净增量看，2014-2021年，净增数量一直高于19万，其中2015、2020年分别达到了80万+的峰值。

2021年起净增数量大幅回落，2022年断崖式下降至2.42万人（净增量首次降至个位数万人的水平)——对应实缴职工数量同比增速跌至0.3%。

从2024年开始，净增数量连续两年负增长，且幅度进一步扩大。

这意味着，北京公积金缴存职工总量，进入了由增长转向存量维持，并出现阶段性负增长的区间。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其背后关键在于新增与退出结构的变化。

• 2022年起，每年约有70万人停止缴存公积金

前面知道了，2022年起，实缴职工净增数量出现断崖式下降，且从2024年开始，连续两年负增长。

与此同时，2022-2025年，新开户职工也呈现持续大幅下降的趋势，由73.68万人，持续减少至62.87万人，累计减少了10.81万人，减少幅度为14.7%。

结合新开户职工和净增职工数量，可以推算出当年“退出缴存”的规模（按年度变化口径测算），即可能由于退休、失业、离京等原因停止缴存公积金的职工数量。

数学公式：退出规模=新开户职工-净增职工

当新开户职工＞净增职工时，意味着退出规模＞0，即当年有相当数量的职工停止了公积金缴存。

梳理数据可以发现，2014-2025年，新开户职工一直＞净增职工，说明当年都有批量职工未继续缴存公积金。其中，2022年起，退出规模大致稳定在70–71万人/年。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即退出规模相对稳定，实缴职工总量却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

这表明，总量变化更多由“新增减少”所驱动，而非“退出增加”。

换句话说，近年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流入端”：新纳入公积金缴存体系的人群规模正在减少。

• 实缴单位数量11年膨胀5.4倍

与实缴职工数量开始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4-2025年，北京缴存公积金的单位数量，从10.03万户持续增加到了54.16万户，总量增加了44万户，膨胀了5.4倍。

从净增单位数量看，2014-2020年，净增单位持续增加，2020年达到了不同寻常的峰值。

以2021年为新基点来看，2022年同比增速下滑至最低点。

2023年，同比增速反弹至8.7%。

但随后的2024-2025年，同比增速连续两年下降至6.1%，净增单位数量连续下降至31037户。

单位数量快速增加，而职工总量增长放缓甚至转负，直接带来了单位平均规模的持续下降。

• 实缴单位平均规模从57人缩水至17人

根据实缴单位的数量和实缴职工的数量，可以计算出平均每个单位的实缴职工人数：

平均规模=实缴职工（万人）÷实缴单位（万户）

数据显示，平均规模从2014年的57人/户一路降到2025年的17.2人/户，下降幅度超过70%。

整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2014–2019年：从57人/户持续下降至38.7人/户；

2020-2025年：从25.3人/户持续下降至17.2人/户。

这似乎反映了，北京公积金缴存结构正快速“小型化”——或反映出新增单位以中小规模主体为主，导致平均每家单位承载的职工人数越来越低。

也对应了上一篇文章提及的，公积金实缴职工的单位构成变化：

2017-2024年，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外企）的占比从11.0%降至6.4%，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以下简称城镇私企）的占比从44.9%连续下降至25.7%；

其他单位的占比从5.2%连续提升至38.7%。

这一结构性变化也反映在了新开户职工的构成情况里。

• 公积金新开户职工：体制内相对优势更明显

2017-2024年的数据显示，除2020、2021年外，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占比均在20%以上。

且从2020年开始，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占比连续4年增加，国有企业的占比则稳定保持在12%以上。

这意味着，每10个新开户职工（新进入就业市场的职工）中，有2人来自体制内。

与此同时，2017年开始，外企、城镇私企的占比逐年下降，在2020年达到最低点，随后略有反弹，但再次回落。

其中，外企的占比从7.9%下降至4.5%，接近腰斩。——同期，实缴单位的构成中，外企的占比从11.0%降至6.4%，两者变化趋势一致。

结合新开户总数推算，2017年约有7万人进外企，2024年减少至2.9万人。七年时间，进入外企的纯新人从7万跌至2.9万，萎缩近60%。

城镇私企的占比，从最高峰的60.7%大幅下降至24.9%，占比下降35.8个百分点（相对降幅约59%）。——同期，实缴单位的构成中，城镇私企的占比从44.9%连续下降至25.7%，两者变化趋势一致。

结合新开户总数推算，2017年约有53.9万人进入城镇私企；2024年，跌至16万，七年时间萎缩70%。

（注：以上数据基于占比与总量的推算，结果为近似估计）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其他单位的占比持续大幅上升，从9.5%上升至48.3%，成为新开户职工的主要来源。

前面已经推算过，2025年，实缴公积金平均单位规模仅17人，说明这里面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相比之下，其稳定性与保障水平存在差异。

由于公积金缴存人群通常对应保障水平较高的正规就业，因此其结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高保障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新开户职工不包括在同一公积金管理中心辖区内跳槽的职工，反映的是市场入口的变化，是增量结构。而实缴职工总数的下降，则对应存量结果。

两者结合来看，从公积金缴存这一维度观察，市场化高保障岗位在新增就业中的占比明显下降，并在整体就业结构中呈现出权重减弱的趋势。

在新增规模收缩的背景下，体制内岗位展现出了更强的稳定性——即便绝对数量也有所波动，但能够维持占比，本身就意味着相对优势的提升。

与之相对，非体制内的新就业人群，正在更多流向保障水平相对模糊的“其他单位”。

声明：本文基于官方公开数据进行结构性测算，不同统计口径、单位划分方式及未纳入统计人群等因素，可能带来一定偏差。相关结论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