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汉奸”李时雨微笑受审，官至国民党少将，其实是我党特工

1946年重庆军事法庭审汉奸，庭外庭内挤得水泄不通，所有人都等着看这个大汉奸伏法。被告人被押上来的时候浑身是伤，衣服破破烂烂，一看就遭了不少罪。可奇怪的是，从进庭到宣判，他脸上始终挂着笑，判了七年半重刑之后，还是一点都不慌。围观群众骂他不要脸，可谁也不知道，这个人人喊打的汉奸，身份根本不一般。

李时雨1908年生在黑龙江巴彦的地主家庭，家里虽说是当地富户，可从来没欺负过老百姓，他从小就和农民孩子玩在一起。长大外出求学，他见多了列强在东北横行霸道，同胞民不聊生，心里早就埋下了救国的种子。找了好几年救国路，1931年他终于接触到共产党，认准这就是能救中国的路，当场宣誓入了党。本来他想直接上战场拼杀，组织却给他派了个更危险的任务，潜入敌人内部当卧底。

他不是没纠结过，做地下工作就得隐姓埋名，一辈子背骂名，搞不好到死都没人知道他的功劳。可一想到革命事业需要，他二话不说接下了这个活。1934年他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入东北军摸张学良的底。那时候九一八刚过，我党想拉张学良一起抗日，拿不准他的真实态度，就找上了土生土长东北人的李时雨。他靠着同乡好友的引荐，顺顺利利混进了东北军核心圈，没费多大劲就确认了张学良的合作意愿，给抗日统一战线帮了大忙。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李时雨夫妻俩被困天津，正好让他逮到一个混入日伪机构的机会。伪治安维持会的总务科长，之前在张学良手下干过，李时雨找上门软磨硬泡，加上自己本身就是政法大学高材生，很快就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他情商高会来事，很快得到上司赏识，还拿到了日伪特务机关发的通行证。他故意装成爱慕虚荣爱显摆的样子，就是为了降低敌人的警惕心，方便给我党干活。

当时天津地下党攒了三箱电台马达要运去各地，日伪关卡查得严，根本出不去。李时雨想了个招，借了法院的小轿车，对外说要接刚来天津的老婆，故意招摇过市让同事议论他好面子。暗地里他直接把两箱马达运到了指定中转站，顺顺利利过了关卡。最后一箱他自己拎着，高举通行证大摇大摆走检查站，伪军都知道他爱显摆，压根没盘问就放行了，三箱关键设备全安全送到了地方。

他还冒着风险救过被捕的我党同志冯骥，当时只要坐实了共产党身份，冯骥必死无疑。他借着检查工作的由头拿走冯骥的档案，带回家直接烧了，回头还给负责的书记员递台阶，说档案搞不好是日军轰炸的时候烧没了。之后他又提前和冯骥串好供词，给法院领导送礼打点，一口咬定冯骥就是普通打架斗殴，根本不是共产党。法院没证据定不了罪，只好把冯骥放了。

汪精卫投敌成立伪政府后开所谓六大，连参会代表都凑不齐，我党一眼抓住这个打入敌人高层的机会，把任务交给了李时雨。他靠着同乡关系混进代表团，很快得到汪精卫和陈公博的赏识，一路当上了伪政府的核心人员。陈公博把他当自己人，什么机密都不瞒着，转头李时雨就把所有情报整理好报给了组织。后来陈公博让他办杂志笼络中立文人，他干脆直接把杂志社改成了我党的地下情报站，背靠伪高层掩护，没人敢上门搜查，安全得很。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大肆拉拢原伪政府人员加入军统对抗我党，李时雨请示组织后顺势打入，还拿到了少将军衔。他借着军统的身份，源源不断给我党送情报，还救了不少被捕的同志，玩的就是灯下黑。后来军统内部发生矛盾，李时雨受到牵连，对方查出他妻子曾经有通共嫌疑，又找不到国民党派他潜伏的记录，直接把他抓了起来。不管特务怎么拷打怎么设圈套引诱，李时雨半个字都没漏，对方拿不到任何证据，只能以汉奸罪判了他七年半。

他在法庭上一直微笑，根本不是狂妄，是因为自己的潜伏任务已经完成，就算背骂名坐牢，也问心无愧。我党一直想营救他，可军统看守得太严，一直没能成功，直到1949年2月他才被保释出狱。同年四月他按照组织指示，把一份关键情报送到北平，这时候他终于可以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不用再隐姓埋名了。他特意写了一首诗纪念这十八年的潜伏生活，字里行间都是革命胜利的喜悦。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在统战和宗教事务部门工作，一直到1987年才离休。离休后他回到老家，把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都捐出来，成立了奖学金，激励家乡学子读书报国。这么多年，很少有人听过他的名字，他自己也从来没主动提过当年的功劳。老一辈共产党人这种为了信仰甘愿隐姓埋名的精神，放到现在看，依旧足够动人。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潜伏十八年的红色特工李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