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我陪堂哥提亲，姑娘爹打量我半天：小伙子，我还有个二闺女

楔子

1984年，农历三月初六，宜嫁娶。

我记得那天的日头格外好，暖洋洋地照在乡间的土路上，路两边的油菜花开得正旺，金灿灿的一片，像是谁把太阳的颜色泼了一层在地上。

我骑着那辆二八杠的永久自行车，后座上坐着堂哥大军，他手里提着一兜子红糖、两瓶洋河大曲、一条大前门香烟，还有一块用红纸包着的猪肉——这是我们那儿提亲的规矩，叫“四色礼”，缺一样都显得不诚心。

堂哥比我大两岁，今年二十五，按说早该成家了。可他这人嘴笨，见着姑娘就脸红，之前媒人介绍了五六个，不是人家看不上他，就是他自己憋不出几句话来，干坐着喝茶，喝完了事儿，没下文了。

婶子急得嘴角起泡，托了多少人，总算在隔壁柳河村找了个姑娘，说是模样周正，性子也温顺，比大军小两岁，家里就姐妹俩，爹是个木匠，娘在家种地。婶子一听就上了心，催着媒人去探口风，那边回话说可以见见，要是合适就把事儿定下来。

这一回，婶子下了死命令：大军必须去，还得带上我。

为啥带上我？因为我嘴皮子利索。我这人打小就爱说，走哪儿都能跟人唠上，村里人都说我“嘴上抹了蜜，肚里揣了秤”，能说会道还不失分寸。婶子就指着我在中间活络气氛，别让堂哥又把场面搞僵了。

“建国啊，你哥这事就拜托你了。”临出门时，婶子拉着我的手，眼睛里全是期盼，“你嘴甜，帮着多说说好话，要是成了，婶子给你做双布鞋。”

我笑着应了，心说这事儿能有多难？不就是去人家家里坐坐，夸夸姑娘，拉拉家常，把气氛搞热乎了就行。

谁知道，到了地方，事情就全变了味儿。

那姑娘家是柳河村东头的一个小院子，三间瓦房，院墙是用红砖砌的，矮矮的，能看见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开着火红的花。门口还养了一窝鸡，咯咯叫着，热闹得很。

我们刚把自行车停在门口，就听见屋里有人喊：“来了来了，他爹，客人来了！”

出来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圆脸盘，笑容和蔼，围着一条蓝碎花的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一看就是在忙着准备饭菜。她上下打量了我们俩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多停了一瞬，然后笑着侧身让路：“进来坐进来坐，他爹在屋里等着呢。”

堂哥拎着礼物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规规矩矩地进了堂屋。

堂屋里摆了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靠墙是一张老式的条案，上面供着祖先的牌位，条案两边挂着两幅年画，一边是“年年有余”，一边是“福禄寿喜”。地上扫得干干净净，连墙角都没什么灰。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八仙桌旁，穿着灰布中山装，头发梳得齐整，下巴上刮得铁青，一看就是个讲究人。他就是姑娘的爹，赵木匠。

赵木匠看见我们进来，站起身来，目光先落在堂哥身上，点了点头，然后又转向我——这一看，可就看住了。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五秒钟，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跟打量一件木料似的，连边边角角都不放过。我被他看得有点发毛，心想这赵木匠怎么眼神这么毒？我又没欠他钱。

然后他开口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看着我，嘴角慢慢翘起来，露出一口黄牙，笑呵呵地说：“小伙子，我还有个二闺女。”

我愣住了。

堂哥也愣住了。

空气安静了大概有两秒钟，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心想这老头是什么意思？他不是让他闺女相看我堂哥的吗？怎么转到我这来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赵木匠又补了一句，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比大姐儿还俊，今年刚满二十，在镇上供销社上班。”

这句话就像一瓢凉水浇在火上，“嗤啦”一声，屋里的气氛全变了。

堂哥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跟那块包着红纸的猪肉似的。他扭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什么都有——有尴尬，有委屈，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醋意。

我也臊得不行，耳朵根子都烫了，连忙摆手：“赵叔，您误会了，我今天就是陪堂哥来的，我还——”

话没说完，赵木匠就笑了，笑得意味深长：“年轻人，不急不急，茶还没喝呢，坐下说，坐下说。”

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堂哥把手里的礼物往桌上一放，声音闷闷的：“赵叔，这是婶子让我带的一点心意。”

赵木匠看了一眼礼物，又看了一眼我，眼睛里的笑意更深了。他转身朝里屋喊了一声：“翠萍，出来倒茶！”

那是1984年的春天，一个改变我一生的春天。

如果我知道那天之后会发生什么，如果我知道那个“比大姐儿还俊”的二闺女会怎样闯入我的生活，我大概会在赵木匠说出那句话的瞬间，转身就跑，骑上我的二八杠，头也不回地冲出柳河村。

可我没有跑。

因为我跑得了腿，跑不了命。

第一章 风吹柳河村

我叫张建国，那年二十三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乡当了三年农民。

我们村叫张庄，离柳河村不到十里地，骑自行车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张庄不大，一百来户人家，沿着一条小河沟两边散落着，到了春天，河边上的柳树抽了新芽，风一吹，绿茸茸的，好看得很。

我爹张德厚是村里出了名的倔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人活一辈子，就是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别的都是虚的。”我娘走得早，生下我没几年就没了，是我爹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的。村里人都说我爹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所以我也比别的孩子懂事得早，七八岁就会烧火做饭，十来岁就能下地干活了。

我上面还有个姐姐，叫张建芳，比我大五岁，嫁到县城边上去了，姐夫是个开拖拉机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姐姐隔三差五回娘家看看，每次来都要给我带点东西，有时是一件的确良的衬衫，有时是一双回力鞋，有时就是几块城里才有的点心。我和我姐感情好，她嫁人的时候我还哭了一场，觉得家里少了个人，空落落的。

堂哥大军是我大伯家的老二，老大早就分家另过了，大军就跟着大伯和婶子过日子。大伯是个老实人，种了一辈子地，腰都弯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是早年间干活摔的。婶子姓王，娘家是邻县的，性子急，嗓门大，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跟一阵旋风似的。

婶子对大军的事操碎了心。在大军之前，大军的哥哥——也就是我大堂哥——倒是顺顺当当地成了家，娶了个媳妇挺能干的，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大军这孩子不知道随了谁，从小就闷，不爱说话，在村里跟人碰面也就是点点头，一年到头也听不见他说几句囫囵话。

这样的人在农村找对象确实难。农村相亲讲究个什么？讲究个嘴甜、活泛、会来事儿。大军偏偏一样都不沾边。之前介绍过几个姑娘，人家一见面，问他：“你平时都干啥？”他答：“干活。”又问：“除了干活呢？”他想半天，答：“吃饭。”再问：“有啥爱好没有？”他想了更久，答：“睡觉。”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黄了。

婶子急得嘴上起了燎泡，逢人就托付：“您家有合适的姑娘给我们大军留意着点，不在乎长得好看不好看，关键是能过日子就行。”

今年开春，隔壁王婶子给寻摸了一个，说是柳河村赵木匠家的大闺女，叫赵秀英，二十四了还没定亲，不是挑，是因为之前她娘病了，她在家里伺候了一年多，耽搁了。赵木匠家就两个闺女，大闺女赵秀英，二闺女赵秀兰，都是好姑娘，就是大闺女性子有点闷，不爱说话，王婶子说正好跟我们大军配一对，两个闷葫芦凑一块儿，谁也不嫌谁闷。

婶子听了这话，心里犯嘀咕，但想想还是应了，说那就试试吧。于是就有了前面那一出，我陪着大军去提亲的事。

那天从赵木匠家出来，大军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

我骑着自行车，他坐后面，路两边的油菜花还是黄灿灿的，可气氛跟来的时候完全不同了。来的时候我还哼着歌呢，什么“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得好好的，现在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哼不出来。

骑了大概有二里地，大军忽然在后头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建国，你说赵叔那话是什么意思？”

我明知故问：“哪句话？”

大军又不吭声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他说还有个二闺女。”

我干咳了一声：“那可能就是随口一说，开个玩笑。”

“不像开玩笑。”大军的语气很肯定，“我看他是当真的。”

我心里有点虚，因为我也看得出来，赵木匠那话绝对不是随便说说的。他看我的那种眼神，就像庄稼人在地里发现了一棵好苗子，眼睛都放光，那种光我见过，婶子给大军张罗媳妇的时候就是那种表情。

“哥，你放心，”我拍了拍车把，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松，“我就是陪你去的，又不是去相我自己。赵叔就是一时嘴快，过后也就忘了。”

大军没再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后座上那个身子绷得紧紧的，跟一块铁板似的。

我心里叹了口气，加快速度蹬了起来。春风吹在脸上，暖洋洋的，可我心里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萌芽，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暗暗地涌动。

回到家，婶子早就在门口等着了。看见我们回来，她三步并作两步迎上来，拉着大军就问：“怎么样？人家姑娘怎么样？”

大军把自行车停好，闷声说：“还行。”

婶子不满意这个回答，转头问我：“建国，你说，到底怎么样？”

我斟酌了一下措辞：“婶子，姑娘我没见着，就见了她爹赵叔。赵叔人挺和气的，端茶倒水的，聊得还行。”

“那姑娘呢？怎么没见着姑娘？”

“赵叔说姑娘去镇上赶集了，上午不在家。”

这是实情。那天我们到了赵家，赵木匠两口子倒是都在，可赵秀英不在，说是去镇上买东西了。这多少有点不合规矩，相亲嘛，好歹姑娘得在场，哪有让姑娘躲出去的？我当时就隐约觉得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

婶子听了这话，眉头皱了起来：“这赵木匠怎么回事？说了今天相亲，姑娘不在家？这不是糊弄人吗？”

正说着，院子里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我爹从地里回来了。他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裤腿卷到膝盖，脚上全是泥巴。看见婶子在我们家院子里站着，他愣了一下：“嫂子来了？”

婶子把事情一说，我爹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进屋里舀了瓢水咕咚咕咚喝了几口，然后抹了抹嘴说：“人家要是这个态度，大军的事我看悬。”

婶子急得直跺脚：“那怎么办？好不容易有个合适的。”

我爹没接话，倒是抬眼看了看我，那眼神有点古怪，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我当时没在意，后来回想起来，才觉得我爹那个眼神里似乎藏着点什么。可那时候我正年轻，心大，也没往深里想。

日子照常过，这事儿我很快就抛到脑后去了。

没想到，三天后，王婶子又来了。

那天下午我在院子里劈柴，我爹在屋里午睡，院门没关，王婶子径直走了进来，脸上的表情又兴奋又神秘，像是揣了个天大的秘密。

“建国，你爹呢？”她压着嗓门问我。

我朝屋里努了努嘴：“睡觉呢。”

“叫他起来，有事说。”

我看她神神秘秘的，以为又是什么家长里短的八卦，就去把我爹叫醒了。我爹揉着眼睛出来，王婶子已经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了，两手拍着大腿，满脸都是按捺不住的喜色。

“德厚，我跟你说个事，天大的好事！”王婶子的声音带着一股子兴奋劲儿，像是捡了金子。

我爹打了个哈欠：“啥好事？”

“赵木匠让我来传话，”王婶子朝我这边看了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你这小子走运了”的意思，“他说他那个二闺女，就是秀兰，看上建国了！”

我一听这话，手里的斧头差点没拿稳。

“什么？”我爹也懵了，“看上建国？他不是给大军相的吗？”

王婶子笑道：“相是给大军相的，可那天赵木匠看了建国一眼，就相中建国了。他说这孩子长得精神，说话也敞亮，一看就是个有出息的。他说他那大闺女性子太闷，跟大军配不一定合适，倒是建国跟他二闺女秀兰，那才叫天生一对。”

我爹皱起眉头：“这赵木匠做事也太不靠谱了吧？说好给大军说的，怎么扭头就转到建国头上了？这不是让人说闲话吗？”

王婶子一摆手：“嗐，什么闲话不闲话的，这是两码事。大军是大军，建国是建国，赵木匠又没说不给大军介绍，只是说觉得建国更合适他二闺女。再说了，相亲这事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还没定下来的事，有什么不行的？”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七上八下的。说实话，我那时候根本没想过娶媳妇的事，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二十三岁，正是干事业的时候。虽然没啥事业可干，但在家里种种地，养养猪，日子过得也自在。再说我也没见着那个二闺女，谈不上什么看不看上的。

我爹倒是想得更远。他坐在门槛上，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慢悠悠地说：“赵木匠在十里八乡也是有些名气的，他做木匠活的手艺不错，家里条件应该还行。他二闺女在供销社上班，那是正经工作，端公家饭碗的……”

我听着这话，心里更乱了。

晚上，大军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见我就说：“建国，赵木匠家的事我听说了。”

我心里一沉：“哥，你听我说——”

“你不用解释。”大军摆摆手，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坐下来，“王婶子去我家了，跟我娘说了这事。我娘当场就发火了，说我好不容易相个亲，还被你撬了。我爹倒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也不高兴。”

我觉得冤枉极了：“哥，我真没有撬你的意思。那天赵叔说什么二闺女，我当场就拒绝了，我说我就是陪你去——”

“我知道。”大军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血丝，看来是没睡好，“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可这种事，你知道的，在农村，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别人不会管你想什么，他们只会说，张建国的堂哥去相亲，结果人家爹看上了张建国，把堂哥晾一边了。”

他说得没错。农村就是这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事儿传出去，大军的脸往哪儿搁？我的脸又往哪儿搁？

我想了想，做了一个决定：“哥，你放心，我明天就让王婶子给赵家回话，就说我不去，坚决不去。你就安心跟秀英姐处处看，要是合适就把事儿定了，千万别因为我影响了你们。”

大军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来，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

四月的夜风还带着点凉意，吹得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响。我想着刚才的事，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其实我也说不准自己到底想不想去见那个秀兰，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不能让大军难做。堂兄弟一场，我不能为了这点事伤了情分。

可世上的事，哪里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

第二天一早，王婶子又来了，这次还带了一个人。

赵木匠亲自上门了。

他骑着一辆半新的凤凰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兜子苹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可头发还是梳得一丝不苟。他进了院子就笑，笑得跟弥勒佛似的，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

我爹赶紧把人迎进屋里，端茶倒水的，两个人客气了半天。我站在门口，没进去，可耳朵支棱着，里面的对话一句都没落下。

赵木匠开门见山：“德厚老弟，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是想说说两个孩子的事。”

我爹说：“老赵哥，这事我寻思了一下，觉得还是不太合适。我这个侄子建国，他就一个种地的，没啥出息，怕配不上你家闺女。再说了，这当初是给我堂哥大军说的亲，半道换到我头上，我怕村里人嚼舌根。”

赵木匠哈哈一笑：“德厚老弟，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什么种地不种地的，我也是种地出身，现在做木匠活不也还是农民？至于嚼舌根，那更不用怕。我赵木匠一辈子做事光明磊落，看中了就是看中了，我管别人怎么说？”

顿了一下，他又说：“再说，我那天见了建国这孩子，就觉得他跟我二闺女合适。你是没见着我家秀兰，那丫头心气高，一般人她看不上，可我看建国这孩子不一般，说话有分寸，眼睛里有光，将来肯定不是池中之物。”

我在门外听得直想笑。我就是一个种地的，哪有什么“池中之物”？这赵木匠也太会夸人了。

可我爹显然被这番话打动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老赵哥，你说得倒也在理，可我怕大军那边——”

“大军那边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他的。”赵木匠的声音低了些，“我家大闺女秀英，说句实在话，跟大军在一块儿过日子也挺好。两个都是老实本分的人，不会出什么幺蛾子。我昨天跟秀英说了这事，她也没说不同意，说先处处看。所以大军的事照常进行，不影响。至于建国跟秀兰，那是另外一码事，两不耽误。”

我爹又问了一句：“那你家二闺女的意思呢？她愿不愿意？”

赵木匠笑了笑：“那丫头嘴硬，嘴上说‘谁要看’，可她娘说她那天晚上翻来覆去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去供销社照镜子了——我觉得，那就是愿意了。”

我在门外听得脸上发烫，心跳得砰砰的，像是有人在胸口敲鼓。

最后，我爹叹了口气，对着门口喊了一声：“建国，你进来。”

我硬着头皮进了屋。两个老头四只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那目光里有期待，有审视，还有那么一点“你小子别不识好歹”的意思。

赵木匠笑呵呵地说：“建国，给你赵叔一句痛快话，愿不愿意跟我家二闺女见一面？”

我张了张嘴，想说“不愿意”，可这三个字到了嘴边，怎么也说不出来。

不知怎的，我的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供销社的姑娘，在镇上上班，照镜子……

我咽了口唾沫，听见自己声音发紧地说：“那就……见见吧。”

赵木匠一巴掌拍在大腿上，笑得眼睛都没了：“好！就这个周末，你来我家吃饭！”

赵木匠走了以后，我爹坐在屋里抽了很久的烟。

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在他看来，赵木匠家条件不错，二闺女又有工作，能看上我这个种地的，确实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可他担心的是，这门亲事会不会影响我和大军的关系，会不会让村里人说闲话，会不会……

“爹，要不还是算了吧。”我小心翼翼地说。

我爹把烟头掐灭了，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算什么算？人家姑娘都不嫌弃你是个种地的，你还挑三拣四的？见就见，怕什么？至于你哥那边，你好好跟他解释，兄弟之间没有说不通的事。”

他说完站起来，走到里屋去了。走了两步又回头，补了一句：“周末去的时候，别穿这身，穿你姐上回给你买的那件的确良。”

周末来得很快。

那几天我心里一直很乱，像是揣了只兔子，时不时就扑腾两下。我去大军家找过他，想跟他好好说说这事，可婶子看见我就拉长了脸，我也不好意思多待，就在门口跟大军说了几句话。

大军倒是比我想的开明，他说：“建国，你别有负担。我后来想了想，我跟秀英要是真没缘分，硬凑在一起也没意思。你跟秀兰的事，既然赵叔都上门了，你就去见见，别辜负了人家的好意。”

我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可他能这么说，让我觉得心里暖和了不少。

婶子站在厨房门口，一边切菜一边没好气地说：“大军你就是太好说话了！让人欺负到头上了还帮着数钱呢！”

我尴尬地笑了笑，赶紧溜了。

周末那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洗了头，刮了胡子，穿上了那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又把回力鞋刷得雪白，对着镜子照了好几遍，总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劲。

我爹在旁边看着，难得地露出一点笑意：“像个洋学生似的。”

我心里忽然有点发慌，跟上学考试前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

骑车去柳河村的路上，我满脑子都在想，那个秀兰到底长什么样？赵木匠说“比大姐儿还俊”，这话是真是假？她在供销社上班，见的人多，会不会嫌我土气？我要是不小心说错话了怎么办？

十里路，平时觉得挺短，那天觉得特别长。长到我脑子里把各种可能的情况都想了一遍，好的坏的，全都想到了。

到了柳河村村口，老远就看见赵木匠站在他家院门口，朝我招手。

我把车骑过去，刚停稳，赵木匠就上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笑呵呵地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秀兰她娘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了，炖了一只鸡，还包了饺子。”

我拎着带来的东西——两瓶酒和一条烟，跟着赵木匠进了院子。

院子里的石榴树还在，花比以前开得更多了，红艳艳的一片，像燃着一团火。院子一角停着一辆女式自行车，八成新，车把上系着一条淡紫色的丝巾，风一吹，飘飘悠悠的，很好看。

赵木匠把我领进堂屋，桌上已经摆好了茶水点心。赵婶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冲我笑了笑，又缩回去了。我听见厨房里有说话的声音，声音不大，听不清在说什么，但能听出是两个女的，一个年纪大些，一个年纪轻些。

年纪轻的那个声音，脆生生的，像夏日的风铃，叮叮当当的，好听极了。

我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

赵木匠给我倒了杯茶，坐在我对面，笑眯眯地看着我，那眼神跟上次一模一样，像是在打量一件上好的木料。

“建国啊，”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今年二十三了？”

“是。”我点点头。

“高中毕业？”

“嗯，没考上大学，就回乡种地了。”

赵木匠点点头：“种地好，种地踏实。不过年轻人不能光种地，还得有点奔头。你有没有想过搞点什么？”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想了想，我说：“我在琢磨养蘑菇的事。我们那边有人种平菇，一个棚一年能挣好几千块钱，我想试试。”

赵木匠眼睛一亮：“养蘑菇？这行当我听说过，要技术的吧？”

“我去县里农技站学过，也看了一些书，技术上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启动资金不够，一个棚得千把块钱。”

赵木匠又笑了，这回笑得更满意了，像是在心里给我打了个高分。

他还想说什么，这时候厨房门开了，一个姑娘端着盘子走了出来。

阳光从门口照进来，正好落在她身上，把她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我抬起头，正好跟她打了个照面。

那一瞬间，我觉得时间好像停住了。

她穿着一件碎花的衬衫，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露出一截白净的脖子。她的脸庞不算特别漂亮，但很耐看，眉眼弯弯的，嘴角微微上翘，带着一点俏皮的笑意。最吸引我的是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含着露水的葡萄，又像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看人的时候特别专注，好像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她把盘子放在桌上，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脸上飞快地浮起两朵红云，然后垂下眼帘，转身回了厨房。

就是那一眼，看了不到两秒钟，可我觉得那道目光像是烙在了我的心上，滚烫滚烫的，怎么也忘不掉。

赵木匠在旁边看着，嘴角的笑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那是我家二闺女，秀兰。”他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像是给一道好菜揭开了盖子。

我端着茶杯的手微微发抖，心跳得砰砰响，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可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见自己的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赵叔，秀兰她……真好看。”

赵木匠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震得房梁上的灰都掉了几粒。

厨房里传来赵婶和秀兰的笑声，轻轻的，像风吹过石榴树。

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开着火红的花，有一只蜜蜂嗡嗡地绕着花飞，阳光暖暖地照在瓦房上，照在院子里，照在我滚烫的脸颊上。

1984年的春天，我二十三岁，生平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心动。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胸口开了一扇窗，春风呼呼地灌进来，带着花香，带着暖意，让你觉得整个人的世界里都亮堂了，什么东西都变得美好起来。

可我不知道的是，这种美好才刚刚开始，后面的路还长着呢，有甜也有苦，有笑也有泪。

更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院子里，就在今天，我会犯下一个让我后悔很久的错误，差点把这一切美好都毁了。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此刻的我，只是一个坐在赵木匠家堂屋里、心跳如鼓、面红耳赤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满心满眼都是那个扎着马尾辫、眼睛亮晶晶的姑娘。

窗外，一只喜鹊落在石榴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又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后来我娘在世的时候常说，喜鹊叫，好事到。

那天，到底是不是好事呢？

我在心里问了自己一百遍，也没个答案。

第二章 初见

吃饭的时候，赵婶把八仙桌摆得满满当当。

一只炖得酥烂的老母鸡，一碟子葱花炒鸡蛋，一碗红烧肉，一盘凉拌黄瓜，还有刚出锅的白面饺子，热气腾腾的，香得人直咽口水。这在1984年的农村，算是顶好的待客菜了，赵木匠家显然是把压箱底的手艺都拿出来了。

赵木匠让我坐上席，我连声推辞，说他年纪大应该坐上席，两个人客气了好几个来回，最后还是赵木匠坐了上位，我坐在他右手边。这个座次的讲究我是知道的，坐上席的是贵客，坐在长辈右手边的，那是准女婿的位置。

想到这里，我的手又开始抖了。

“秀兰，快来坐下。”赵婶朝厨房喊了一声。

秀兰端着一碗汤走了出来，把汤放在桌子正中，然后在赵婶旁边坐下了。她坐下的位置就是我对面，一抬头就能看见她。

近距离看她，比刚才那一眼更让人心慌。她的皮肤很白，不是城里姑娘那种涂脂抹粉的白，是乡下姑娘特有的那种白里透红的白，像刚剥了壳的鸡蛋，透着健康的粉嫩。她的眉毛是天然的弯眉，不用描就很好看，眼睛大大的，睫毛又长又翘，眨巴眨巴的，像两把小扇子扇来扇去。

她的嘴唇薄薄的，没涂口红，可天然就是淡淡的粉色，像是春天刚开的桃花瓣。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会上扬，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嵌在脸颊上，甜得像是能酿出蜜来。

我偷偷看了一眼，赶紧把目光移开，可过不了几秒又忍不住偷看过去，像是有根绳子牵着我的眼睛似的，怎么也收不回来。

秀兰大概也感觉到了我的目光，她的脸一直红红的，低着头夹菜，筷子碰到盘子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叮当声，手好像也有点抖。

赵婶看在眼里，笑在脸上，不停地给我夹菜：“建国，多吃点，别客气，就当自己家一样。”

“谢谢婶子，够了够了。”我的碗里很快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赵木匠端起酒杯：“来，建国，咱爷俩喝一个。”

我赶紧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酒是洋河大曲，入口有点辣，但回味很香，一口下去，肚子里热乎乎的，胆子好像也大了些。

“建国啊，”赵木匠放下酒杯，夹了颗花生米扔进嘴里，“你今天来了，我跟你婶子都高兴。有些话呢，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地说清楚，省得以后有误会。”

我正襟危坐：“赵叔您说。”

“我家秀兰呢，今年二十了，在镇上供销社当售货员。这工作是她高中毕业后自己考的，没托人，没走后门，全靠自己本事。她脑子好使，人也勤快，供销社的主任经常夸她。”赵木匠说起这个女儿，语气里满是自豪。

秀兰在旁边轻声说了句：“爹，你说这些干啥。”

“这有啥不能说的？”赵木匠一瞪眼，“建国又不是外人，得让他知道你的好。”

秀兰的脸又红了一层，低下头不说话了。

赵婶接过话头：“秀兰这孩子从小就像她爹，手巧。不光会卖东西，针线活也好，缝纫机踩得溜溜的，去年她给自己做的那条裙子，穿出去人家都以为是百货大楼买的。”

我越听越紧张，心想这一家人怎么跟卖瓜似的，一个劲儿地夸自己的瓜甜。不过说心里话，听了这些，我对秀兰的印象更好了，能考上供销社的工作，说明她不是那种只知道梳妆打扮的花瓶，是有真本事的姑娘。

“叔，婶子，”我放下筷子，认真地说了几句，“我就是个种地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没个正式工作，怕配不上秀兰。”

赵木匠摆摆手：“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别跟我说这个。我跟你说，我赵木匠看人看了一辈子，眼光错不了。你家的情况我听王婶子说了，你爹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可你也争气，你爹修房子那年你一个人搬砖和泥，三天三夜没合眼，这事儿你们张庄谁不知道？”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连这事都打听到了。

那还是前年的事，我爹旧病犯了，家里的老房子又漏雨了，我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修房子，确实是连轴转了好几天，后来还是王婶子看不过去，给我送了碗面，我才想起自己还没吃饭。这事在村里传开了，都说张德厚养了个好儿子。

“一个人孝不孝顺，最能看出人品。”赵木匠端起酒杯，眼神很认真，“建国，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一点。踏实，肯干，有孝心，还有脑子——你不是说要养蘑菇吗？这个想法好，年轻人就得有想法，不能光等着天上掉馅饼。”

秀兰忽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轻声问了一句：“你会养蘑菇？”

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带着一点好奇和惊讶。

我点点头：“学过，也试种过一点，就是规模小。我们张庄那边的气候适合种平菇，只要控制好温度和湿度，一个棚一年能收好几茬。”

“平菇好吃。”秀兰说了一句，然后又低下头去，耳根都红了。

赵婶笑着说：“你这丫头，就会说吃。”

桌上的人都笑了起来，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吃完饭，赵婶说：“秀兰，你带建国出去走走，消消食。”

秀兰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站起来朝院门走去。我赶紧跟上去，心里砰砰跳着，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柳河村村后有一条小河，河边种满了柳树，村子就是因此得名的。四月的柳树已经绿透了，长长的枝条垂到水面上，风一吹，轻轻摇摆，像是在照镜子。

我和秀兰沿着河边走，两个人之间隔了差不多两米的距离，谁都不好意思靠近。

走了大概有几百米，谁也没说话。

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发现她也在偷偷看我，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又同时移开了。

这气氛太尴尬了，我想找话说，可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话题都想不起来。最后我想起大军之前的相亲经历，觉得自己绝对不能重蹈覆辙，得说点什么才行。

“你平时在供销社都卖什么？”我终于憋出一句话。

秀兰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可能是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好笑，嘴角微微翘了翘：“什么都卖，糖、烟、酒、布匹、针头线脑的。我们供销社不大，但东西还挺全的。”

“生意好吗？”

“还行，逢年过节人多些。”秀兰顿了顿，“你知道我最喜欢卖什么吗？”

“什么？”

“布。”她的眼睛亮了一下，“我们供销社的布料花色不多，可每回来新布，我都特别高兴。我喜欢摸那些布的感觉，软的硬的，棉的的确良的，手感都不一样。有时候我想，将来要是能开个布店就好了，专门卖布，摆上几十种花色，那才叫好看。”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女孩对未来的憧憬，那种毫无防备的、真实的样子，让我心里又软了一下。

我说：“你要是开了布店，我第一个去买布。”

秀兰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一个大男人买布干什么？”

“给我自己做条裙子啊。”我说。

秀兰愣了一下，然后笑得更欢了，笑得弯了腰，马尾辫一甩一甩的，清脆的笑声在柳树下回荡，惊起了河面上的一只白鹭。

我也跟着笑了，觉得心里那根绷紧的弦一下子松了，整个人都自在多了。

“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秀兰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说。

“我这人就是嘴上爱胡说，你别当真。”

“我爹说你不是胡说的人。”秀兰忽然收起了笑容，认真地看着我，“我爹看人很少看错的，他说你实在，我就信你实在。”

我被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看得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头：“你爹太看得起我了，我就是个普通人。”

“普通人有什么不好？”秀兰转过身，看着河水，声音轻轻的，“我也是个普通人。普通人跟普通人过日子，才踏实。”

这句话说得我心里一热，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口化开了，暖暖的，一直蔓延到四肢百骸。

我看着她的侧脸，阳光透过柳树的缝隙落在她脸上，斑斑驳驳的，像一个美好的梦。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这辈子能跟这个姑娘在一起，应该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

这个念头来得那么突然，又那么自然，像是秋天树上熟的果子，到了时候自己就落下来了，不早不晚，刚刚好。

我们在河边走了很久，一直走到太阳偏西。

那一路上我们说了很多话，说了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好像说了我养蘑菇的计划，说了她在供销社遇到的有趣的事，说了张庄的河和柳河村的柳树哪个更好看，说了小时候的糗事和长大后的梦想。

我还记得她说：“我小时候老想当个裁缝，可我爹说裁缝不如售货员体面，非要我去考供销社。我考上了才知道，其实售货员也挺好的，能看见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很和气，有的人很凶，有的人来了又走，有的人隔三差五就来买一样的东西——像是有根看不见的线牵着似的。”

她说到“看不见的线牵着”的时候，目光飘向远方，像是在看什么很远很远的东西。

我在心里想，也许我跟她之间也有一根这样的线吧，看不见，摸不着，可就是存在，从赵木匠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就系上了，怎么都挣不脱。

回去的路上，秀兰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两个影子交叠在一起，像一个人似的。

到了赵家门口，秀兰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下次来，提前说一声。”她说。

“怎么？怕又没准备？”我笑着问。

“不是。”她低着头，用脚尖在地上画着圈，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提前说了，我好……穿好看一点。”

说完她转身就进了院子，马尾辫在夕阳里甩出一道好看的弧线，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门口，心口像是被人擂了一拳，砰砰砰地跳个不停。

站了好一会儿，我才骑上自行车往回走。

春天的风迎面吹来，暖洋洋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我骑了没多远，忽然停下车，回过头看了看柳河村的方向。

柳河村掩映在一片绿树中，炊烟袅袅地升起来，跟天边的晚霞混在一起，像一幅水彩画。

我心里忽然冒出一句不知道从哪里看来的话：有些人，遇见就是一辈子。

我摇了摇头，觉得自己想太多了，骑着车继续往前走。

可那句话像是刻在了脑子里，怎么都甩不掉。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我爹坐在院子里等我，看见我回来，他掐灭了手里的烟，用那种不咸不淡的语气问了一句：“怎么样？”

我在他旁边的石墩上坐下来，想了好一会儿，说了一个字：“好。”

我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什么，站起来进了屋。过了一会儿，他在屋里说了一句：“锅里留了饭，自己热热吃。”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边的晚霞一点一点暗下去，心里却亮堂堂的，像是有一盏灯点亮了，怎么吹都吹不灭。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满脑子都是秀兰的脸、秀兰的笑、秀兰说的那些话。

“下次来，提前说一声，我好穿好看一点。”

我忍不住在被窝里笑出声来，翻了个身，又笑了一声，像个傻子似的。

第二天一早，王婶子就来了，脸上的表情比上次还要兴奋。

“成了成了成了！”她一进门就连说了三个“成了”，“赵木匠托人带话了，说他家秀兰对建国印象好得很，让建国下周末再去吃饭！”

婶子跟在后面也来了，脸色却不怎么好看。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有些人啊，陪人去相亲，反倒把自己相上了，还真是有本事。”

我爹正好从屋里出来，听见这话脸就沉下来了：“嫂子，你这话说的是谁？”

婶子哼了一声：“我说谁谁心里清楚。”

眼看着气氛要僵，王婶子赶紧打圆场：“哎呀，都别说了，这是好事，两个孩子都高兴，就行了嘛。大军的亲事我还在张罗呢，别急别急。”

婶子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可她那句话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怎么都拔不掉。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秀兰开始了一种很微妙的关系。

每个周末，我都会骑自行车去柳河村，有时候带着我爹种的菜，有时候带着自己买的小东西，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空着手去，坐在赵家院子里跟赵木匠下棋、喝茶、聊天，等秀兰下班回来。

秀兰每周六天在供销社上班，周日休息一天。我就选在周日去，这样能跟她多待一会儿。

赵婶每次都会做一大桌子菜，说是“家常便饭”，可每次都有肉有蛋有饺子，比我过年吃的都好。赵木匠则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喝到半醉就开始讲他年轻时的故事，说他当年是怎么从一个小木匠做起，走村串户给人打家具，凭着好手艺在十里八乡攒下了名声，连公社书记家的大衣柜都是他做的。

我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捧两句场，赵木匠就更高兴了，一拍桌子说：“建国你是知音！不像秀兰，我一说这些她就嫌我啰嗦。”

秀兰在厨房里听见了，探出头来瞪了她爹一眼：“你不啰嗦？你讲那个大衣柜的事讲了八百遍了，我都能背出来了。”

赵木匠嘿嘿笑：“建国没听过嘛。”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我和秀兰之间的气氛也从最初的拘谨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亲近。我们会在晚饭后去河边散步，牵着手，不说话也觉得舒服。我会给她讲我养蘑菇的计划，她会给我讲供销社里那些有趣的顾客。有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说，就坐在河边看星星，听水声，感受夜风吹过脸颊的凉意。

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柳树下，秀兰忽然靠在我肩膀上。

她的头发上有一种淡淡的香味，不是香皂也不是洗发水，就是她身上独有的味道，像春天刚发芽的柳树，又像雨后初晴的空气。

“建国，”她轻声说，“你说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先过好现在。”

“你这人。”她在我肩膀上轻轻捶了一下，语气里带着笑，“一点都不浪漫。”

“怎么不浪漫了？”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小，很软，凉凉的，像一块温润的玉，“我现在就觉得很浪漫。”

秀兰没再说话，把脸埋进我的肩膀里，我感觉到那里的衣服湿了一小片。

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露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秀兰的事在十里八乡传开了。

有人说这是天作之合，有人说这是赵木匠眼力好，也有人说这是我张建国运气好，一个种地的攀上了供销社姑娘的高枝。各种说法都有，我不在乎，我只在乎秀兰是不是开心。

可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秀兰说。

那就是我养蘑菇的计划，一直卡在资金这一关走不动。

我算了算，建一个像样的蘑菇棚，少说要一千五百块钱。买菌种、买培养基料、搭架子、盖棚子，哪一样都要钱。我这些年种地攒下的钱，加上我爹的积蓄，满打满算也就八百块，差了一大截。

我跟乡亲们借了一些，可农村人手里都没什么余钱，东拼西凑也就多了一百来块，还差得远。

这事我没跟赵木匠提过，也没跟秀兰提过。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事，不该让他们操心，更不该让他们觉得我是个连启动资金都凑不齐的人。

可赵木匠是什么人？他干了一辈子木匠活，走南闯北的，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没经过？他早就看出来我在为钱发愁，只是一直没点破。

直到有一天，我照例去赵家吃饭，吃完饭赵木匠把我叫到院子里，递给我一支烟。

“建国，我不抽烟，也不劝你抽，你自己看着办。”

我接过烟，没点，夹在耳朵上。

赵木匠坐在石榴树下的石凳上，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

“你跟秀兰处了也快两个月了，”他慢慢地说，“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我说。

“好就好。”赵木匠点点头，“那有些事，我就直说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赵木匠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叠叠地打开，里面是一摞钱。十块的、五块的，码得整整齐齐，粗粗一看，至少有一千块。

“这钱你拿去，把你那个蘑菇棚搞起来。”赵木匠把钱推到我面前，语气不容拒绝，“别跟我推，也别跟我客气，我赵木匠做事不喜欢磨磨唧唧的。”

我看着那摞钱，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不是因为钱，是因为这份情。

我跟秀兰还没定亲，严格来说连名分都没有，赵木匠就把这么多钱借给我，这得是多大的信任？

“赵叔，这钱我不能要。”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我跟秀兰的事还没定下来，我不能拿您的钱。”

赵木匠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什么叫还没定下来？你不定下来你天天来我家吃饭？你不定下来你跟我闺女在河边一坐两三个小时？建国，你这话说得好没意思。”

我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这钱不是白给你的，”赵木匠的语气缓了缓，“算是借的，等你蘑菇棚赚钱了再还。要是赔了，也不打紧，叔不怪你，年轻人创业哪有包赚不赔的？”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这时候，院门口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爹，你糊涂！”

我转过身，看见秀兰站在院门口，手上还拎着供销社的布袋子，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不是生气，不是害羞，而是一种混合了心疼、担忧和坚决的东西。

她走过来，看了看那摞钱，又看了看她爹，声音不大但很坚定：“爹，建国他有手有脚，自己能挣钱。你借给他钱，他心里不会安生的。你要是真想帮他，就让他自己闯，别让他欠着人情债过日子。”

赵木匠愣了愣，看看秀兰，又看看我，然后笑了。

“好，”他把钱收起来，看着我，“算我多事了。建国，你自己想办法。”

我感激地看了秀兰一眼，她冲我微微点了点头，转身进了屋。

赵木匠拍了拍我的肩膀，低声说了一句：“我这闺女，像她娘，有主见。你能娶到她，是你的福气。”

“我知道。”我说。

那天的夕阳特别好，照在石榴树上，花都红了。

可我不知道的是，真正的暴风雨还没来。

它正在来的路上，裹挟着猜疑、误解和伤害，准备在一个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骤然降临。

第三章 风波起

80年代的农村，什么事都传得快。

赵木匠家二闺女跟张庄那个张建国处对象的事，不到两个月就传遍了十里八乡。大部分人觉得这是好事，两个年轻人般配，两家大人也都满意，喜事一桩嘛。

可凡事总有例外。

有人开始在背后嚼舌根，说张建国这人不够意思，陪堂哥去相亲，结果把人家的姑娘撬走了，不是东西。这话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从“撬走了”变成了“抢走了”，从“抢走了”变成了“骗走了”，越传越离谱，越传越难听。

这些话传到了婶子耳朵里，婶子本来就一肚子火，这下更坐不住了。她开始在村里逢人就说张建国的不是，说他忘恩负义，说他白眼狼，说大军对他那么好，他就这么回报大军的。

我爹听了这些话，气得脸都青了，可他这个人嘴笨，不会跟人吵架，只能闷在心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大伯倒是来过我家一趟，跟我爹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女人家嘴碎，别往心里去”。可大伯回去以后，婶子照样说，甚至说得更难听了。

大军夹在中间最难受。他既不想得罪他娘，也不想跟我翻脸，每次见了我都低着头，匆匆走过去，话都不说一句。

我心里难受，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秀兰说过这事，秀兰听了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时间长了就好了，大家都会淡忘的。”

她说得轻巧，可事情哪有那么容易。

有一天，我从赵家回来的路上，在村口碰见了婶子。

她正跟几个妇女在路边说话，看见我骑车过来，声音忽然拔高了八度：“哎哟，这不是咱们村的大能人吗？陪人家相亲，自己上了，本事真大！”

几个妇女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

我停下来，推着自行车走到婶子面前，叫了一声：“婶子。”

“别叫我婶子，”婶子把头扭到一边，“我担不起。”

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缓：“婶子，大军那边我会跟他解释的。可我跟秀兰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的，您能不能——”

“认真的？”婶子冷笑一声，“你认真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关心的是我家大军！你倒好，找了个供销社的姑娘，我家大军呢？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你说你良心上过得去吗？”

我心里一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是啊，大军的亲事确实被我搅了，不管是不是我故意的，结果摆在那里，我怎么解释都显得苍白。

“婶子，大军的事我会帮他张罗，您别——”

“用不着！”婶子一摆手，打断了我，“我家大军的事不劳你操心，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我就一句话，以后少在我面前晃悠，我看着心烦。”

说完她转身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村口，被路过的风吹得浑身冰凉。

那天晚上，我没去柳河村。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那本《食用菌栽培技术》的书发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我爹推门进来，坐在床边，沉默了很久。

“你婶子那个人，嘴毒心不毒，你别跟她一般见识。”我爹说。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就好。”我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你跟赵家那个闺女的事，你自己拿主意。爹帮不了你什么，但你做什么决定，爹都支持你。”

门关上了，我坐在黑暗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下来。

第三天，秀兰来张庄找我了。

她骑着她那辆女式自行车，车把上系着那条淡紫色的丝巾，穿了一件新做的的卡其色外套，头发披散着，在风里飘着。

我在地里干活，看见她从远处骑车过来，心里先是一喜，然后又是一沉。

“你怎么来了？”我放下锄头迎上去。

秀兰把自行车停在地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好几天没来了，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没事。”

“没事？”秀兰盯着我的眼睛，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审视，“张建国，你骗不了我。你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叹了口气，在地头的田埂上坐下来。秀兰跟着坐下来，坐在我旁边，肩膀挨着肩膀。

我把婶子在村口说的话告诉了她，没说细节，就说个大概。秀兰听完想了很久，然后侧过头看着我：“就因为这个？”

“这还不够吗？”我苦笑了一下。

“当然不够。”秀兰的语气忽然变得很认真，“张建国，你要是个男人，就别因为别人说几句闲话就打退堂鼓。我爹说了，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你要是连这点风言风语都扛不住，那你怎么扛起一个家？”

我被她这几句话说得心里一震。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也许是被婶子的态度伤得太深，也许是心里的愧疚感让我失去了判断力，我居然因为这些闲话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了。

“你说得对。”我看着我家的方向，喃喃地说，“是我太在意别人说什么了。”

秀兰伸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声音软下来：“别想那么多了，周末来我家，我娘说要做韭菜盒子，你最爱吃的那种。”

我看着她的手，白白的，细细的，指尖因为常年搬货磨出了一些薄茧，可在我眼里却美得不像话。

“好。”我说。

秀兰笑了，那笑容像阳光一样，驱散了我心头的阴霾。

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骑上自行车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冲我喊了一句：“张建国，你要是不来，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说完她蹬着车跑了，马尾辫在风里飘啊飘的，像一面旗帜。

我站在地头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勇气。

管他别人怎么说呢，我要跟这个姑娘在一起，天王老子来了也挡不住。

就在我以为事情会慢慢好转的时候，一个更大的麻烦来了。

那天我在赵家吃饭，赵木匠喝了两杯酒，忽然放下杯子，表情严肃起来。

“建国，你跟秀兰的事，差不多也该定下来了。”他说。

我愣了一下：“定下来？”

“对，定亲。”赵木匠的语气不容商量，“你们都处了快三个月了，再拖下去村里人会说闲话。你回去跟你爹商量商量，挑个好日子，把定亲的事办了。”

秀兰在旁边没说话，低着头，耳朵根子都是红的。

我心里又喜又慌。喜的是赵木匠终于松口定亲了，慌的是——我的蘑菇棚还没影呢。

“赵叔，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赵木匠打断了我，“钱的事你别管，我这个当爹的，嫁闺女总要有点陪嫁的。你不是缺一千多块钱搞蘑菇棚吗？那钱就算是我给秀兰的嫁妆，你先用着，以后赚了钱再还。”

秀兰忽然抬起头：“爹，不行。”

“怎么又不行了？”赵木匠皱起眉头。

“我不要嫁妆，我自己攒了钱。”秀兰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坚定的光，“建国，我有六百块存款，你先拿去用。蘑菇棚的事不能拖了，秋天以前就得搭起来，不然菌种来不及了。”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六百块钱，那是她在供销社起早贪黑攒了大半年的钱，她一个姑娘家，平时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那件碎花衬衫都洗得发白了还穿着，却把所有的积蓄都拿给我。

“秀兰，你这——”

“别说了。”秀兰摆摆手，声音很平静，“你要是真觉得过意不去，就好好干，把蘑菇种出来，卖了好价钱，连本带利还给我。”

赵木匠看着我们俩，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欣慰，最后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

“你们这两个孩子啊……”他摇了摇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那天晚上回家，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觉得对不起秀兰。

她一个姑娘家，跟我处对象才三个月，就把攒了大半年的钱借给我去创业，这得是多大的信任和勇气？我张建国何德何能，摊上这么好的姑娘？

可与此同时，我心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压力。秀兰对我越好，我就越觉得自己不能辜负她。万一蘑菇棚搞砸了，万一赔了钱，我拿什么脸去见她？拿什么脸去见赵叔赵婶？

这种压力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白天还好，到了夜里就特别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睡不着的时候就开始盘算，蘑菇棚要盖在哪里、用什么材料、菌种从哪里进、培养基料怎么配、控制温度湿度的设备怎么搞……我把这些事算了一遍又一遍，越算越觉得心里没底。

可我谁都不能说，只能一个人扛着。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出现了。

这个人叫马国良，是镇上农技站的农技员，三十出头，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文绉绉的，一看就是读过书的人。

他来张庄推广农业技术，住在大队的空房子里。我听说他是搞农业技术的，就主动去找他，问养蘑菇的事。

马国良一听我要养蘑菇，眼睛就亮了：“这个项目好！平菇市场前景不错，技术也不复杂，关键是投入产出比高，很适合家庭经营。”

他给我看了很多资料，又帮我计算了成本和收益，得出的结论跟我自己算的差不多——一个棚，投资一千五左右，一年能收三四茬，毛利能做到四千以上。

这个数字让我眼睛一亮，但同时也让我更加着急——钱还是不够。

马国良看出了我的难处，主动说：“张建国同志，你要是不嫌弃，我可以入股。我出技术，外加三百块钱，你出场地和人工，咱俩合伙干，赚了对半分。”

我犹豫了。

我跟马国良不熟，不知道他的为人，贸然合伙容易出问题。可他说的条件又很诱人，技术和钱都有，这正是我最缺的两样。

“让我想想。”我说。

马国良推了推眼镜：“行，你慢慢想，我不急。”

我回去跟我爹商量，我爹想了很久，说了一句：“天上不会掉馅饼，你跟人家不熟，别贪那点钱吃了大亏。”

我爹的话有道理，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错过了这个机会，蘑菇棚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搞起来。

犹豫了几天，我还是决定跟马国良合伙。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赵木匠和秀兰，赵木匠没说什么，秀兰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我，欲言又止。

“怎么了？”我问。

“那个马国良，”秀兰斟酌着说，“我听我们供销社的人提过他，说他这个人……怎么说呢，做事不太地道。前年在北边的村子跟人合伙搞蔬菜大棚，后来闹翻了，还打了官司。”

我一愣：“还有这事？”

秀兰点点头：“具体的我不清楚，但你要是跟他合伙，最好把合同写清楚，白纸黑字，省得以后扯皮。”

我把这话记在心里，去找马国良的时候，把合同的事提了出来，说先签个协议，把权责利写清楚。

马国良当时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笑了笑：“行，写就写，亲兄弟明算账嘛。”

合同是我找村会计写的，写得很详细，包括投资比例、收益分配、责任划分、退出机制等等，一式两份，我和马国良各执一份。

签合同那天，马国良看了看条款，笑着说：“你还挺仔细的。”

我也笑了笑：“做生意嘛，还是清楚点好。”

签完合同，马国良的三百块钱到账了，秀兰的六百块也到账了，加上我自己的八百多块，启动资金够了。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我家后院搭起了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蘑菇棚。棚子是用竹竿和塑料布搭的，里面搭了好几层的架子，铺上了配制好的培养基料，播下了平菇菌种。

一切看起来很顺利，菌丝长得很快，一个个白色的蘑菇头开始从培养基里冒出来，像一把把小小的伞。

我每天天不亮就钻进棚子里看蘑菇，浇水、通风、控制温度，忙得不亦乐乎。秀兰每次来都跟我一起忙活，她干活比我细致，给蘑菇喷水的力道掌握得特别好，喷洒出来的水雾又细又匀，像下毛毛雨似的。

“你以后不当售货员了，可以来给我当技术员。”我开玩笑说。

秀兰白了我一眼：“你想得美，我才不要天天跟你混在蘑菇棚里呢。”

“那你要跟我混在哪里？”

秀兰的脸一红，抓起一把培养基料朝我扔过来，我没躲，被洒了一头一脸的碎屑，她看着我的狼狈样子笑弯了腰。

笑声还在蘑菇棚里回荡呢，外面忽然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

“建国！建国！出事了！”

是村长老刘头的声音，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慌张。

我赶紧跑出去，老刘头已经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院子，脸色发白，嘴唇哆嗦着，话都说不利索了。

“老刘叔，怎么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老刘头指着前面的方向，半天才挤出一句完整的话：“你……你爹……在集上跟人打起来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愣在原地。

秀兰也从棚子里跑出来，听见这话，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

“什么？跟谁打起来了？”我几乎是喊出来的。

老刘头喘着粗气：“是……是你们村的王婶子……说你爹打她了……现在正在集上闹呢……好多人围着……”

我来不及多想，撒腿就往外跑。

秀兰跟在我后面喊了一声“建国你别急”，可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地转——

完了，出大事了。

第四章 风暴

我一路跑到集市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心脏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集市在张庄和柳河村中间的一个三岔路口，逢五逢十赶集，今天正好是初十，人最多的时候。远远地我就看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起，里三层外三层的，还有人在起哄叫好。

我挤进人群，眼前的场景让我整个人都懵了。

我爹坐在地上，脸上有好几道血痕，左眼角青了一大块，衣服也被扯破了，露出里面的旧棉絮。他面前是散了一地的菜——白菜、萝卜、葱，被踩得稀烂，泥巴和菜叶子混在一起，惨不忍睹。

王婶子站在旁边，头发散了，脸上也有两道抓痕，但比我爹好多了。她正扯着嗓子哭喊：“大家伙都看看啊！张德厚打人了！一个大老爷们打妇女了！还有没有天理了！”

旁边几个跟她要好的妇女也在帮腔：“就是就是，一个大男人欺负女人，不要脸！”“张庄的脸都让他丢光了！”

我爹涨红了脸，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他有高血压，一着急就说不出话，这个毛病我知道。

“爹！”我冲过去扶住他，感觉他的身体在发抖，“怎么回事？”

我爹指了指王婶子，眼睛红红的，终于憋出一句话：“她……她说你……说你不是东西……我……我跟她理论……她先动了手……”

旁边有人小声给我还原了经过：王婶子在集市上跟人聊天，又说起我“撬堂哥墙角”的事，越说越难听，最后说了一句“张建国这种人，连亲戚都坑，谁家闺女嫁给他谁家倒霉”。我爹正好在旁边卖菜，听见这话忍不了了，过去跟王婶子理论。王婶子嘴不饶人，说了更难听的话，我爹气得推了她一下，王婶子就扑上来抓我爹的脸，两个人就这么打起来了。

“王婶子，”我压着火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我爹有高血压，出了事你担得起吗？”

王婶子一听这话，哭喊得更厉害了：“哎哟，还威胁上了！他打我你们看见了没有？一个老男人打妇女，你们评评理啊！”

人群里有人看不下去了，一个老大爷站出来说：“王家的，你也别闹了，是你先动的手，大家都看见了。”

王婶子一愣，随即又嚎起来：“他一个大男人跟我动手，我还能站着让他打？我那是自卫！”

围观的村民们交头接耳，有说王婶子过分的，也有说我爹不该动手的，说什么的都有。

我扶着我爹站起来，感觉他整个人都在发软，心里又急又气又怕。这时候秀兰从人群外面挤了进来，她跑得满头是汗，看见我爹的样子，脸色也变了。

“建国，先送叔叔去卫生所。”她说着就上来帮我扶着我爹的另一边。

王婶子看见秀兰，眼睛一眯，阴阳怪气地说：“哟，赵家的二闺女也来了？你看看你找的好对象，一家子都是什么人！”

秀兰的脚步顿了一下，转过头看着王婶子，声音不大但很清晰：“王婶子，你是长辈，有些话我不该说。但你在我面前说我对象和他家人的不是，我也不能装作没听见。我认识建国虽然不久，但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说他坑亲戚，坑谁了？他帮堂哥去相亲，人家姑娘的父亲看上他了，这能怪他吗？他堂哥自己都没说什么，你倒替他抱不平了？再说了，建国对您一直客客气气的，您这样在背后嚼舌根，说得过去吗？”

一番话说得不卑不亢，掷地有声，人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王婶子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最后“哼”了一声，转身推开人群走了，边走还边嘟囔：“这丫头片子嘴倒是厉害，有你哭的时候……”

围观的人群渐渐散了，我扶着爹往卫生所走，一路上他都没说话。到了卫生所，赤脚医生给他检查了一下，说是皮外伤，血压有点高，回去吃点降压药，好好休息几天就行。

回来的路上，我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厉害：“建国，爹给你丢人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拼命忍着没让它们掉出来：“爹，你说什么呢，是我连累你了。”

秀兰在旁边轻声说：“叔叔，您别这么说。建国是个好儿子，您也是个好父亲，这事不怪你们。”

我爹看了秀兰一眼，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闺女，你是个好姑娘，我家建国能遇到你，是他的福气。”

秀兰的脸微微红了，低下头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把爹安顿好，坐在院子里发呆。秀兰没有回去，去厨房给我下了碗面条，端过来放在我面前。

“吃点东西。”她说。

我看着那碗面，葱花飘在清汤上，卧着一个荷包蛋，简单朴素，却让我心里又酸又暖。

“你怎么还不回去？天都黑了。”我说。

“你这么个样子，我怎么放心回去？”秀兰在我旁边坐下来，“我让我爹来接我，你别操心了。”

我端起碗，吃了一口面，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掉进碗里，咸的。

秀兰没有安慰我，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哭。她只是安静地坐在我旁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拍着，一下，又一下。

那种被理解、被接纳、被无条件支持的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赵木匠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到张庄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他进了院子，看见我红肿的眼睛，看见我爹房里透出的灯光，什么都没问，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赵叔我活了五十多年，什么风浪没见过？”他说，声音低沉而有力，“这点事不算什么。等风头过去了，该干嘛干嘛。”

“赵叔，我是怕影响秀兰。”我哑着嗓子说，“村里人这样传闲话，秀兰那边——”

“影响什么影响？”赵木匠一挥手，“我赵家的闺女，不靠别人嘴里的是非过日子。她看中了你，你就值这个价。别人说什么，你当耳边风就行了。”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但是你记住，你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了。一个男人，家里出了事，你得站在最前面挡着，不能让你爹一个老人家去替你挨骂。”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打得我脸上火辣辣的。

是啊，这一切的起因是我，可最后替我挨骂、替我打架的，是我六十多岁的老父亲。我这个做儿子的，到底在干什么？

赵木匠带着秀兰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整整一夜。

月亮很亮，照在地上白花花的，像是下了霜。我看着自己修了一半的蘑菇棚，看着棚顶上那层薄薄的塑料布在夜风里轻轻飘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件事——

我不能再这样了。

我要么就彻底不做，要么就做出个样子来，让所有看不起我、笑话我、讽刺我的人都闭嘴。

可我那时候不知道的是，事情远没有到最坏的时候。

接下来发生的事，才真正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

半个月后，蘑菇棚出了问题。

刚开始我发现菌丝长得不好，白蒙蒙的一片里有不少发黄发黑的斑点。我以为是自己管理不当，加大了通风量，减了浇水次数，可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

接着，那些本来已经冒出来的小蘑菇开始萎缩、变软，颜色从白变成灰，从灰变成黑，最后腐烂成一摊摊黏糊糊的东西，散发出一股酸臭的味道。

我慌了，翻遍了那本《食用菌栽培技术》，找不到答案。我又去找马国良，马国良来棚子里看了看，皱了半天眉头，说：“可能是菌种的问题，这批菌种不纯。”

“那怎么办？”

“没救了。”马国良摘下眼镜擦了擦，“这批已经废了，全清了吧。重新进菌种，重新铺料。”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重新进菌种、重新铺料，意味着又要花几百块钱。秀兰的六百，马国良的三百，加上我自己的积蓄，全都在里面了，现在说废就废了？

“能不能挽救一下？”我几乎是哀求着问。

马国良摇了摇头：“这种感染已经扩散到整个棚子了，你救不过来。听我的，全清了，重新来。这次我帮你找靠谱的菌种，保证不出问题。”

我没别的办法，只能照做。

那几天我天天泡在蘑菇棚里，把所有的培养基料清理出去，把架子重新消毒，把棚子重新打扫。干这些活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不是累的，是心疼的。秀兰的血汗钱，赵叔的期望，我爹的支持，全都泡在这些烂掉的蘑菇里了。

秀兰来看过我几次，每次来都帮我干活，从来不提钱的事，也不问什么时候能回本。她只是默默地做事，偶尔跟我说几句家常，分散我的注意力。

可她的沉默比任何责备都让我难受。

有一天晚上，干完活，我和秀兰坐在蘑菇棚外面歇脚。月光很好，照在她脸上，我能看见她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她在供销社站一天已经够累了，下班还要骑车十里路过来帮我，有时候晚上回去都八九点了。

“秀兰，”我说，“钱的事，我会还你的。”

秀兰看了我一眼：“你说什么呢？”

“我是认真的。”我看着她的眼睛，“你给我那六百块钱，大半年的积蓄，就这样打了水漂，我心里过意不去。”

秀兰沉默了一瞬，然后忽然笑了，笑得有点无奈，也有点心酸：“张建国，我借钱给你的时候，就知道有可能赔。你当我没想过这个？我只是觉得，你喜欢做这件事，而且你有这个能力，那我就支持你。成了更好，不成也没关系，我们一起扛。”

“一起扛”这三个字，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让我动容。

我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因为刚才搬培养基料沾了不少碎屑，粗糙得很，可我觉得这双手比任何养尊处优的手都好看。

“秀兰，我这辈子一定对你好。”我说。

秀兰把手抽回去，别过脸去，声音闷闷的：“你别说了，说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笑了，这是这些天来我第一次笑。

可我的笑容没维持多久。

第二天，马国良来找我，说了一个让我彻底崩溃的消息。

“建国，我跟你说个事。”他推了推眼镜，表情有些微妙，“你那批菌种，我找人看过了，确实有问题，但主要是栽培料的配比不对。你那个培养基料的配方是哪里来的？”

“书上看的。”

“书上的配方不适用于咱们这边的气候条件。”马国良说，“温度和湿度不一样，配比就得调整。这个我之前跟你提过，你没在意。”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他确实提过，但没有强调过重要性，我当时也没当回事。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

马国良说：“这样吧，我认识县菌种厂的一个技术员，过两天他来镇上，我介绍你认识，让他给你重新配一个配方。不过——”他话锋一转，“人家不能白帮忙，得给点辛苦费。”

“多少？”

“五十。”

五十块钱，在当时也不算小数目了。但为了蘑菇棚能搞起来，我咬了咬牙：“行。”

可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所谓的“技术员”，其实是马国良的一个远房亲戚，根本没在菌种厂上过班，就是一个种了好几年蘑菇的农民。他给我的“配方”，跟我书上看的大差不差，只是微调了几个数字，根本值不了五十块钱。

这些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那时候我已经把五十块钱给了他，换来的就是一页皱巴巴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数字。

与此同时，村里关于我的闲话不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了。

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说张建国养蘑菇赔了，把人家姑娘的嫁妆钱都赔光了，还跟一个外乡人合伙被骗了，真是个败家子。

传到最后，版本变成了：张建国这人不行，干啥啥不成，赵家把闺女嫁给他算是瞎了眼。

这些话传到婶子耳朵里，她倒是安静了几天，因为她终于找到了比我更能说的话题——村里老李家的儿子跟人打架进了派出所，热度一下子就转移了。

可风言风语对我的影响并没有减少。我出门的时候总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去镇上买东西的时候连供销社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除了秀兰。

秀兰在人前从来不避讳跟我来往，甚至在供销社当着同事的面给我倒水、递毛巾，好像在告诉所有人：我赵秀兰选的人，不用你们操心。

这份情意，我记在心里，可压在心头的石头也越来越重。

有一天，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忽然停下来，看着手里那把锄头发呆。

我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在做什么？

我高中毕业三年了，种地种得一般般，养蘑菇赔了钱，相亲相得满村风雨，把一个好好的家搞得鸡飞狗跳。我爹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要替我挨打挨骂。秀兰一个姑娘家，把全部积蓄给了我，我却把钱打了水漂。

我到底有什么本事？我凭什么让人家姑娘跟着我吃苦？

这些问题像一把把刀子，一刀一刀地剜着我的心。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骑着自行车去了柳河村。

到赵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赵木匠和赵婶正准备睡觉，看见我来都很惊讶。秀兰在里屋听见动静，披着衣服出来了，看见我的表情，她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建国，你怎么了？”她问。

我站在赵家堂屋里，看着赵木匠、赵婶和秀兰一家人的脸，喉咙里像卡了一块石头。我深深鞠了一躬，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赵叔，婶子，秀兰，我对不起你们。”

赵木匠皱起眉头：“建国，你好好说话，这是干什么？”

我直起腰，眼眶红红的，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坚定：“赵叔，秀兰跟着我，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还欠了一屁股债，我连一个蘑菇棚都搞不好，我拿什么养活她？”

秀兰的脸色一下子白了。

赵婶吃惊地看着我：“建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深吸一口气，把憋在心里很久的话说了出来，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赵叔，秀兰跟我退亲吧。我不能耽误她。”

堂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沉默持续了大概有十秒钟。

然后秀兰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张建国，你说完了没有？”

我抬起头，看见她的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让我心慌的平静。

“你要是说完了，给我听好了。”她走到我面前，仰着脸看着我，“第一，我们还没定亲，不存在退亲这事。第二，你要是觉得赔了钱就是世界末日，那是你自己没出息，跟我没关系。第三——”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你要是想因为这个就把我推出去，那你张建国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赵木匠在旁边咳嗽了一声：“秀兰，说话注意点。”

秀兰不理她爹，继续盯着我，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终于泛起了泪光，但她死死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我跟了你这么久，图的不是你赚多少钱、盖多大房子，图的是你这个人实在、有志气、对我好。你现在跟我说这种话，你对得起我吗？”

我被她骂得哑口无言，站在那里像个木头桩子。

赵婶走过来，拉住秀兰的手，叹了口气：“秀兰，建国也是一片好心，怕耽误了你——”

“我不要他这种好心！”秀兰甩开她娘的手，眼泪终于掉了下来，语气却更倔了，“他要是有良心，就别总想着把我推开。我赵秀兰嫁人，嫁的是人，不是钱。”

赵木匠站起来，朝我走过来，我以为他要骂我，却见他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瓶酒和两个杯子。

“坐下。”他说。

我愣了愣，在八仙桌旁坐了下来。赵木匠倒了两杯酒，把一杯推到我面前，自己端起一杯，一饮而尽。

“建国，你听我说一句。”他放下酒杯，看着我，“我活了五十多年，见过不少年轻人。有的精得像鬼，有的笨得像猪。你不是最精的，也不是最笨的，但你是我最看得上的。”

我张了张嘴，他想说什么。

“为什么？”赵木匠自己接了自己的话，“因为你心里装着别人。你赔了钱，第一个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办，而是会不会耽误秀兰。这说明你这人有良心，有担当。一个男人只要有这两样，穷只是一时的，不会穷一辈子。”

他倒上第二杯酒，端起来看着我：“别说那些丧气话了。回去好好干你的蘑菇棚，秀兰的事有我和你婶子给你看着，跑不了。”

秀兰在旁边擦了擦眼泪，走过来把我面前的酒杯端起来，仰头一口干了，呛得直咳嗽。

“张建国，”她擦着嘴说，“你要是再敢说退亲的事，我就不理你了。”

我看着秀兰通红的脸和倔强的眼神，看着赵木匠温和而坚定的目光，看着赵婶在一旁悄悄抹眼泪的样子，胸口那个结忽然就松了。

我端起赵木匠给我倒的第二杯酒，一口喝了，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赵叔，婶子，秀兰，”我说，声音还有点抖，但已经不像刚才那样虚了，“我知道了。我不说了。我回去好好干。”

赵木匠拍了拍我的肩膀，笑了：“这就对了。”

那天晚上我从赵家出来，已经快十一点了。月亮很大，照得乡间小路白花花的，能看清前面几十米远的地方。

我骑上自行车，没走多远，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秀兰追了出来。

她站在赵家门口，月光照在她身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散着，脚上趿拉着一双拖鞋，看起来就像是半夜醒来临时跑出来的。

“建国。”她喊了一声。

我停下来，回头看着她。

她跑过来，跑到我面前，气喘吁吁的。月光下她的脸很白，眼睛很亮，嘴唇微微哆嗦着，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说不出来。

我等着她开口。

她忽然伸手，在我胸口轻轻捶了一下，声音闷闷的：“你别一个人扛着，有事跟我说，我又不是外人。”

我胸口那个位置被捶得有点疼，但很轻很轻，像是被羽毛拂了一下。

我正要说话，她又转过身跑了回去，跑到院门口的时候停下来，回头冲我说了一句：“明天我去张庄帮你弄蘑菇棚，你早点起来。”

说完她闪身进了院子，院门关上了。

我站在月光下，看着那扇关上的门，胸口那个软软的地方暖洋洋的，像揣了一个小火炉。

我骑上自行车往回走，夜风迎面吹来，凉飕飕的，可我心里热乎乎的。

一路上我都在想，我张建国何德何能，遇上了这么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话我信了。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我爹房间的灯还亮着。

我推门进去，看见他坐在床边，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老长了也没弹，就那么发呆。

“爹，还没睡？”

“等你。”他把烟掐灭了，抬头看着我，“去赵家了？”

“嗯。”

“说什么了？”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把去赵家的事说了，包括我说要退亲、秀兰骂我、赵木匠请我喝酒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

我爹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

“建国，你这个老丈人，你以后要当亲爹一样待。”

“我知道。”我说。

“你不知道。”我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人家在你最难的时候拉你一把，这份恩情比什么都重。你不能忘。”

我在心里把这句话刻了一遍又一遍，刻得深深的，像是用刀子刻在石头上的。

“爹，我不会忘的。”我说。

那天晚上我还是睡不着，但心情跟之前完全不同了。

之前是憋屈、无助、怀疑自己，现在虽然问题还在——蘑菇棚还没搞起来，钱还是差着，村里人还是会说闲话——可我心里多了一股劲，一股从赵家堂屋里、从秀兰的眼泪里、从赵木匠的酒杯里、从我爹的叮嘱里生出来的劲。

这股劲说不清道不明，但它在那里，像一颗种子埋在地底下，迟早要发芽。

我翻了个身，想着秀兰说明天要来帮我弄蘑菇棚，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可我没想到，明天迎接我的不是一个新开始，而是一记更重的闷棍。

第五章 闷棍

第二天一早，秀兰果然来了。

她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到张庄的时候才七点多，车把上挂着两个饭盒，是她一早起来做的韭菜盒子和小米粥。她把饭盒递给我的时候，手还是凉的，鼻尖冻得红红的。

“趁热吃。”她说。

我接过来，打开饭盒，韭菜盒子的香味扑面而来，金黄的皮煎得脆脆的，咬一口，满嘴都是韭菜和鸡蛋的香。

“你几点起来的？”我问。

“五点多。”秀兰搓了搓手，“昨天你说要早点起来干活，我就想着给你带点吃的，省的你再做饭。”

我吃着韭菜盒子，心里暖洋洋的，好像这世上什么难事都不算事了。

吃完饭，我们俩一头扎进蘑菇棚。我把那些烂掉的培养基料全部清了出去，把架子重新用石灰水消毒，然后按照马国良那个“技术员亲戚”给的配方，重新配制培养基料。

秀兰干活很利索，拌料、装袋、上架，样样都做得又快又好。我在旁边看着她忙活，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很深的愧疚——这么好的姑娘，跟着我在这里吃苦受累，连句怨言都没有。

“看什么看？”秀兰感觉到我的目光，头也不抬地说，“干你的活。”

我收回目光，继续手上的活，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

用了整整两天时间，蘑菇棚重新种上了菌种。这一次我格外小心，每天进去看好几次温度计和湿度计，生怕再出问题。

菌丝长出来了，白茫茫的一片，看着就喜人。小蘑菇又冒头了，一丛一丛的，像一把把白色的小伞。我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一点，觉得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可就在我以为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马国良来了。

他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建国，我可能要撤股了。”他一进门就开门见山。

我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

马国良叹了口气，推了推眼镜，做出一副很为难的表情：“家里出了点事，急用钱。我那三百块钱你得还给我。”

“现在？”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蘑菇还没长出来呢，我手里哪有钱还你？”

马国良摊了摊手：“我也没办法，家里急用钱，我娘住院了，等着交住院费。”

我盯着他的脸，想从上面看出点真假。马国良的表情看起来很真诚，眉头皱着，嘴唇抿着，一副确实很为难的样子。

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合同上说好了，要撤股得提前一个月通知，而且得双方同意。”我说。

马国良的脸色变了变，语气也冷了下来：“建国，你这是要跟我较真？”

“我不是较真，我是真的没钱还你。”我压着火气说，“蘑菇棚刚重新搞起来，还没见到回头钱，你让我拿什么还？”

马国良站起来，在棚子里走了两步，忽然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变得有些微妙：“建国，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你这个蘑菇棚，我看是搞不起来的。上次失败了，这次就算长出来，产量也上不去，成本收不回来。我不想跟你一起赔钱，所以才想撤股的。”

我听到这话，感觉血往头上涌。“你当初是怎么说的？你说这个项目有前景，投入产出比高，你愿意入股。现在刚刚遇到一点困难，你就要撤？你要是对我没信心，当初就不该入股。”

马国良冷笑了一声：“我当初入股是因为觉得你行，现在看来你不行。废话少说，三百块钱你还给我，咱俩两清。”

“我没钱。”

“那你就去借。”马国良冷冷地说，“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要是不还钱，我就去找村委，让村委评评理。”

他说完转身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蘑菇棚里，浑身发抖。

不是害怕，是愤怒。

但我很快冷静下来，开始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秀兰之前说过，马国良在北边村子跟人合伙搞蔬菜大棚的时候闹翻了，还打了官司。我当时没在意，觉得那是别人的事。现在想想，这人的为人确实有问题——他是在看蘑菇棚第一次失败了，觉得没前途，所以要撤股，把损失都甩给我一个人。

可他跟我签了合同的，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撤股要提前一个月通知，而且双方协商一致才行。他单方面撤股是违约，按理说我不用怕他。

可问题是，一个蘑菇棚的投资是一千五，马国良出了三百，占两成。他要是撤了，我只能自己把这三百块缺口补上，可我手里一分闲钱都没有了。

我蹲在蘑菇棚外面，抱着脑袋想了很久，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秀兰下班后过来了，我把马国良的事告诉了她。秀兰听完没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发紧的话。

“我早就说过这个人不地道。”她的语气里没有责备，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现在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秀兰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张十块的，几张五块的，还有一些零钱，零零碎碎加起来大概有四十多块钱。

“这个月的工资，你先拿着。”她把钱递给我。

我没有接。

“秀兰，你已经——”

“拿着。”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语气不容拒绝，“别跟我算账，我现在是你什么人？你跟我算这么清楚？”

我攥着那把钱，手在发抖。

四十多块钱，不够，但这是她一个月的工资，她一个姑娘家，一个月就赚这么多，给了我自己怎么过？

“秀兰，你听我说——”

“我不听。”秀兰转过身去，声音有点发颤，“你要是再跟我说这些客气话，我就生气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瘦瘦的，弱弱的，可站在那里像一棵风中的小树，看着随时会折断，却怎么都折不断。

那天晚上，赵木匠也来了。

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马国良的事，骑着车就赶过来了。进了院子，看见我和秀兰坐在石桌旁边发呆，他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秀兰，然后在石凳上坐下来，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

又是那个布包。

“建国，这钱你拿着。”

我看着那个布包，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上次他没借成的钱，现在又拿出来了，而且这次比上次还厚实。

“赵叔，我真的不能再——”

“你能不能别跟我说‘不能’？”赵木匠皱着眉头，语气有点冲，“我跟你说了，这钱不是给你的，算是借的。你蘑菇棚赚了钱还我，赚不回来就算了。你跟我较什么劲？”

秀兰在旁边轻声说：“爹，这钱——”

“你闭嘴。”赵木匠瞪了她一眼，“你这丫头，上次你说不要，我听了你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人家逼上门来了，你不拿钱怎么办？你去跟人家打架？”

秀兰被噎住了，低下头没再说话。

我看着那个布包，又看了看赵木匠的脸，忽然觉得嗓子眼堵得厉害。

“赵叔，”我哑着嗓子说，“这个钱我收下，但我得跟您写个借条，还得算利息。您要是不答应，我就不收。”

赵木匠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笑得眼角皱纹堆在一起，像一朵晒干了的菊花。

“行，写借条。”他说，“利息就不用算了，你到时候多还我几十块就行了。”

我从屋里拿出纸笔，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张借条：今借到赵德茂同志人民币一千元整，用于蘑菇种植，一年内归还。落款写上自己的名字，又按了手印。

赵木匠接过借条看了看，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里，然后把布包推到我面前。

“建国的，你听我说，”他看着我，语气变得郑重起来，“这个钱呢，是给你救急的，不是让你瞎花的。马国良的钱你还给他，让他走人，这种人留不得。剩下的事，你自己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比什么都强。”

“嗯。”

“还有，”赵木匠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你要是觉得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秀兰叫来帮忙。她力气小，但手脚麻利，打打下手还是可以的。”

秀兰在旁边哼了一声：“爹，你把我当免费劳动力了？”

赵木匠哈哈一笑：“免费？你不是免费的，你是我投资的一部分。”

我忍不住笑了，这是这些天来我第一次真心实意地笑。

赵木匠走后，我和秀兰坐在院子里，月光很好，照在蘑菇棚的塑料布上，反射出一片银白色的光。

“建国，”秀兰忽然说，“你说马国良要是三天后来要钱，你怎么办？”

我想了想：“给他。”

“给他？可你不是——”

“赵叔的钱先顶上。”我说，“我把他那份钱退给他，让他走。我宁愿少一个人，也不愿意跟这种人合伙。”

秀兰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人不可靠，早走早安心。”

三天后，马国良来了。

我当着村会计的面，把三百块钱点清楚，递给他。马国良接过钱，数了数，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似笑非笑的，像是没想到我真的能拿出这笔钱。

“建国，我不是故意要为难你，”他收好钱，语气缓和了一些，“确实家里有困难。”

我看着他，没说话。

村会计在旁边把合同上的撤股条款划掉，又写了一份终止协议的说明，双方签了字。马国良拿着钱走了，走到院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转身走了。

他走后，村会计看着我说：“建国，我跟这人打过几次交道，他不是个善茬。你跟他断了也好，省得以后麻烦。”

我点点头，心里却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这事可能没这么简单就完了。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对的。

半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蘑菇棚里忙活，隔壁的老周头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脸色煞白。

“建国，不好了！你家后院的围墙被人推倒了！”

我扔下手里的东西冲出去，跑到后院一看，整个人都傻了。

我家后院那段靠着小路的围墙，被人推倒了一大截，砖头散了一地，灰土飞扬得像刚被炸过一样。更让我愤怒的是，蘑菇棚的塑料布被人用刀子划了好几道大口子，里面的架子东倒西歪的，刚长出来的蘑菇被踩得稀巴烂。

秀兰蹲在地上的那些蘑菇面前，肩膀在发抖，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能感觉到她在哭。

我爹也从屋里出来了，看着这一切，整个人都在发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谁干的？”我的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冷得自己都觉得陌生。

老周头在旁边小声说：“我刚才在河边锄地，看见两个人从你家后院翻墙跑了，没看清脸，就看出来是男的，一高一矮。”

一高一矮。

我脑子里立刻闪过了马国良的脸，但他是一个人，不会是两个人。

还有谁？

我不知道，可我知道，这不是普通的破坏。推倒围墙、划破塑料布、踩烂蘑菇，这是冲着毁掉我这一切来的。

村里人陆陆续续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说报警，有人说找人查，有人说不可能是本村人干的，肯定是外村人眼红。

我站在一片狼藉里，看着那些被踩烂的蘑菇，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苦、辣、涩，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甜。

秀兰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眼圈红红的，但没有哭出来。

“建国，别看了。”她的声音很轻，但很稳，“先报警，再看怎么修。”

我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村长老刘头帮我报了警，乡派出所来了两个人，看了看现场，问了几个问题，做了笔录，说是会调查，但让我别抱太大希望——农村这种案子，查起来确实不容易。

派出所的人走后，我站在被毁掉的蘑菇棚前，站了很久。

秀兰端了一碗水过来，我没接，她就把碗放在旁边的石墩上，安静地站在我旁边，什么都没说。

我爹坐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脸上的皱纹比前几天又深了不少。

天快黑的时候，我忽然对秀兰说了一句：“回去吧，别让你爹娘担心。”

秀兰看着我，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光。

“你呢？”她问。

“我没事。”我说，“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秀兰犹豫了一下，骑上自行车走了。走出没多远，她忽然停下来，回头冲我喊了一句：“张建国，你要是敢想不开，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苦笑了一下。

想不开？我不会的。

我就是想不通，人为什么会这么坏？

我跟马国良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就算撤股的事闹得不愉快，至于毁我的蘑菇棚吗？

可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事未必是马国良干的。他一个人干不了，至少得有个帮手。而且他撤股的时候是拿了钱走的，就算恨我，也不至于跑到我家来搞破坏，风险太大了。

那会是谁呢？

我想到了一个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让我心里更难受。

王婶子？

她跟我家有过节，就在集市上跟我爹打过架。可她是个妇女，就算心里恨，也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大军？

我在月光下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了出去。不会的，大军不会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要是对我不满，最多不跟我说话，不可能干这种事。

想来想去，想不出个结果。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一夜没睡，看着被毁掉的蘑菇棚发呆。

月亮从东边升起来，又落下去，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秀兰又来了。

这次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赵木匠也来了。

赵木匠进了院子，看了看被推倒的围墙，看了看被划破的塑料布，看了看被踩烂的蘑菇，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他绕了一圈，蹲下来看了看地上的脚印，站起来拍了拍手，走到我面前。

“建国，这事你别管了，我来查。”

“赵叔，你——”

“我活了五十多年，什么人没见过？”赵木匠的眼神很锐利，“这种事，求人不如求己。派出所的人忙，没工夫天天在村里耗着。我有我的办法。”

我不知道赵木匠说的“办法”是什么，但我信他。

赵木匠在十里八乡当了三十年木匠，家家户户打家具都找他，认识的人比我多得多，人脉也广得多。他想查一件事，确实比我有路子。

赵木匠走后，秀兰帮我把蘑菇棚里能抢救的东西收拾了一下。大部分蘑菇都毁了，只有靠角落的几架子没被踩到，但也没多少了。

秀兰一边收拾一边跟我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的都是些不相干的事。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不想让我总想着那些蘑菇。

“秀兰，”我忽然说，“你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干这个？”

秀兰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看着我：“什么？”

“养蘑菇。”我低头看着那些被踩烂的东西，“两次了，第一次是技术问题，第二次是被人搞破坏。好像老天爷就不想让我干这个。”

秀兰把手里的东西放下，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仰着脸看着我。

她的脸上有点脏，头发也有点乱，眼睛里还有没擦干净的红血丝，可我觉得她好看极了。

“张建国，”她说，一个字一个字地，像是在给我上课，“你不是不适合干这个，你是运气不好。运气不好没关系，扛过去就行了。你要是因为运气不好就不干了，那才是真的不适合。”

我被她这几句话说得心里又酸又暖。

“再说了，”秀兰低下头，声音小了下去，像是在自言自语，“你要是垮了，我怎么办？”

这句话说得很轻很轻，像是怕被风吹走似的，可我听得很清楚，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砸在心上。

我伸出手，把她拉过来，抱住了。

秀兰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慢慢软了下来，把脸埋在我肩膀上，闷闷地说了一句：“你身上都是蘑菇味儿。”

我笑了，笑出了声。

秀兰在我怀里也笑了，笑声闷闷的，像隔着一床被子传出来的。

阳光照在院子里，照在被毁的蘑菇棚上，照在倒塌的围墙上，照在我们两个人身上。

日子总要过下去的。

三天后，赵木匠来了。

他带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解开了我心里所有的疑惑，却也让我陷入了更深的愤怒和无奈之中。

第六章 真相

赵木匠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瓶酒，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沉重还是释然，像是终于解开了一道难题，可答案却不那么让人愉快。

“建国，把你爹也叫出来。”他在院子里坐下，把酒放在石桌上。

我去屋里把我爹扶出来。那天我爹的气色不太好，眼睛下面青黑一片，这几天的事把他折腾得够呛。他在赵木匠对面坐下来，两个老头对视了一眼，谁都没先开口。

秀兰也在，她从供销社请了半天假过来的。她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手放在膝盖上，身子微微前倾，等着她爹说话。

赵木匠拧开酒瓶盖子，倒了三杯——他自己一杯，我爹一杯，我一杯。秀兰不喝酒，就没给她倒。

“先喝一口。”赵木匠端起酒杯。

我们仨端起杯子，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口。酒是辣的，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却烧不掉我心里那团堵着的东西。

赵木匠放下杯子，抹了抹嘴，开始说了。

“我去查了。”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把柳河村、张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都走了一遍，问了十几个人。”

秀兰忍不住问：“爹，你问出什么了？”

赵木匠看了她一眼，没急着回答，而是转向我：“建国，你还记得马国良撤股以后，有没有跟什么人走得很近？”

我想了想：“他撤股以后我就没见过他。”

“你没见过他，他可见过别人。”赵木匠的嘴角往下撇了撇，露出一丝冷笑，“我打听到的消息是，马国良从你这儿拿了三百块钱走后，当天晚上就在镇上小饭馆请人吃了顿饭。跟他吃饭的是两个人——你们张庄的刘二愣，还有一个我不认识，听说是从隔壁乡过来的。”

刘二愣。

这三个字像一把钥匙，一下子打开了我脑子里的一些记忆。刘二愣本名刘建国——跟我同名，我们村人都叫他二愣。这人三十来岁，游手好闲，没个正经工作，以前因为偷鸡摸狗被派出所拘留过两次。

“我爹皱起了眉头：“刘二愣？他跟马国良怎么认识的？”

赵木匠说：“马国良在镇上混了几年，三教九流的人都认识。刘二愣这种人，给钱就办事的主，跟谁都能搭上。”

我的心跳开始加快。给钱就办事——办什么事？

“赵叔，你是说——”

“我还没说完。”赵木匠摆摆手，喝了一口酒，继续说，“我又去查了刘二愣最近的行踪。隔壁老吴头的儿子在镇上开拖拉机，说那天晚上看见刘二愣跟一个高个子男人在张庄后街走，两个人鬼鬼祟祟的，手里好像还拿着什么东西。”

高个子。

老周头说他看见的是两个人，一高一矮。高个子的那个，会不会就是马国良？

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赵木匠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过。但马国良个子不高，也就一米七出头，不算‘高个子’。所以那个高个子的应该不是他，是另一个人。”

停顿了一下，他的语气沉了下来：“我后来又查到了一个人——你们村那个叫大军的，你堂哥，他有多高？”

大军的名字一出来，我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下，脑子里“嗡”的一声。

大军一米七八，在我们村算是高个子了。

“赵叔，你不会是说大军……”我的声音都变了。

秀兰也惊了一下，伸手抓住我的手臂。

赵木匠看着我的表情，叹了口气：“建国，你先别急，听我说完。我没有证据说大军参与了这件事。我只是在查的过程中，听你们村的人说，大军最近跟刘二愣走得很近，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而且——”

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

“而且什么？”我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带着一种老人特有的颤音。

“而且大军最近在村里放话，说‘张建国那个蘑菇棚迟早要完’。”赵木匠慢慢说完这句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蘑菇棚塑料布的声音，哗啦哗啦的，像是什么东西在撕裂。

我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大军？真的是大军？他虽然最近跟我疏远了，但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块儿下河摸鱼，一块儿上山打鸟，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干活。他被人欺负的时候我替他出过头，我被人笑话的时候他也帮我挡过。他怎么可能毁我的蘑菇棚？

可是，除了他，还有谁？

婶子对我的不满，大军的沉默，村里那些闲话，集市上的打架，马国良的撤股，刘二愣的出现，一高一矮的两个黑影……这些碎片在我脑子里飞快地旋转着，拼来拼去，拼出了一个让我不敢面对的图案。

“建国，”赵木匠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现在跟你说的，都是我打听到的消息，不是定论。大军到底有没有参与，还得再查。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我点了点头，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来。

秀兰的手还抓着我手臂，力道很紧，像是怕我做出什么冲动的事。

“赵叔说的对，事情还没查清楚，你别往坏处想。”她看着我，眼睛里满是担忧，“大军哥不是那种人。”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脑子清醒一些。

“赵叔，”我说，“您刚才说刘二愣跟马国良一起吃过饭，那马国良这个人——”

赵木匠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马国良这个人，问题不小。他去年在北边村子跟人合伙搞蔬菜大棚，表面上是一起干，实际上他出的那点钱早就通过各种方式拿回去了，最后合伙人赔了钱，他一点亏没吃。这次跟你合伙，他出了三百块，第一次蘑菇没成，他就急着撤股，说明他早就想抽身了。撤股以后又去找刘二愣这种人，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你想想就明白了。”

我想了想，脑子里的图案越来越清晰了。

马国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我长期合伙。他出三百块钱，投石问路，看这个蘑菇棚能不能赚钱。第一次失败了，他觉得没戏，就想把钱抽回去。可合同签了，不能随便撤，所以他找人来搞破坏，让蘑菇棚彻底垮掉，这样他撤股就顺理成章了。

甚至，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想好好干——他出的技术指导，给了配方，让我照着做，可配方不对我也不知道，只能听他的。第一次失败以后，他又有“技术员亲戚”来帮忙，收了我五十块钱的“辛苦费”，可那个“技术员”根本不是菌种厂的，配方也是糊弄人的。

想到这里，我浑身的血都凉了。

“赵叔，马国良这个人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骗我的？”

赵木匠看了我一眼，没有立刻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了几页，停在一处。

“我查到一个事，跟你说说。你跟马国良合伙之前，是不是签了合同？”

“是。”

“合同是谁写的？”

“村会计。”

“村会计跟马国良什么关系？”

我被问住了。村会计姓李，五十多岁，在村里干了十几年会计，人很老实。他跟马国良有什么关系？好像没什么关系。

赵木匠翻着本子说：“我打听到，马国良来你们张庄之前，就跟李会计认识。两个人以前在一块儿喝过酒，交情不深，但认识。”

这个信息让我心里一沉。合同是李会计写的，如果李会计跟马国良认识，那合同里会不会有什么猫腻？

我迅速回忆合同的内容，但当时签的时候我只看了主要的条款，觉得没问题就签了。如果里面有什么隐藏的陷阱，我根本看不出来，因为我没读过多少书，对合同那些条文不熟。

“赵叔，你是说合同有问题？”

赵木匠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着我说：“建国，我不是说合同一定有问题，但你要留个心眼。马国良这个人，不地道。你跟他断了是好事，他现在走了，你专心干你自己的就行了。蘑菇棚遭破坏的事，我会继续查，你不要冲动。”

我点了点头，但心里那个结越拧越紧，像是有根绳子勒在胸口，喘不过气来。

赵木匠走后，我爹回屋躺下了，脸色很不好看。秀兰去厨房烧水，我坐在院子里，太阳很好，照得整个院子亮堂堂的，可我心里一片灰暗。

大军的事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我无法相信大军的参与，但种种迹象指向他，让我无法视而不见。

秀兰端着水杯出来，递给我，然后在旁边坐下。

“建国，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她说，“大军哥的事，你得亲自去问他。别人说的都是闲话，只有他亲口说的才算数。你想想，你们兄弟一场，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清楚？”

她说得有道理。我和大军之间的事，如果就这样闷在心里，让闲话传来传去，最后只会越来越糟。

“我会去找他的。”我说。

“什么时候？”

“今天。”

秀兰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我陪你？”

“不用。这是我跟他的事，我自己去。”

秀兰沉默了一会儿，把手放在我的手背上，轻轻地拍了拍：“那你说话的时候好好说，别吵架。”

我说：“好。”

秀兰走后，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朝大军家走去。

大军家在村西头，离我家大概走十分钟。这一路上我走得很慢，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见到大军该说什么。是直接问他“你有没有毁我的蘑菇棚”，还是先聊些别的，慢慢把话题引过去？

我说不好，但我知道，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到了大军家门口，院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婶子的说话声和锅铲碰铁锅的声音。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伸手推开了门。

婶子正在厨房里做饭，看见我进来，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你来干什么？”她放下锅铲，双手叉腰，挡在厨房门口，像一尊门神。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婶子，我来找大军哥，跟他说几句话。”

“大军不在。”婶子冷冷地说。

“他在不在家？”我看了一眼大军房间的方向，门关着，但窗子是开着的，能看见里面的亮光。

婶子的脸色更难看了：“我说不在就不在，你耳朵聋了？”

婶子看我的眼神像看仇人似的，那道目光像刀子一样，剜得人生疼。我想解释什么，可我知道，在婶子面前，我说什么都是错的。

这时候，大军的房门开了。

大军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旧军绿色外套，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看起来像是没睡好。他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然后移开了。

“娘，你别管了。”大军对婶子说了一句，然后朝院门走去，“建国，出来说。”

我跟在他后面，走出院子，走到他家后面的那棵老槐树下。

大军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他不怎么抽烟，可点烟的手法看起来很熟练，像是最近练出来的。

“你找我什么事？”他吐出一口烟，声音闷闷的。

我看着他的侧脸，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大军哥，我问你一件事，你跟刘二愣熟不熟？”

大军的肩膀微微颤了一下，然后很快恢复了正常。他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火光猛地亮了一下，像一只红色的眼睛在黑暗中眨了一下。

“不熟，见过几次。”他的语气听起来很随意，但我能感觉到他在控制自己的声音。

“你最近是不是常跟他喝酒？”

大军把烟夹在指间，垂下了手，烟灰掉在地上，被风吹散了。

“建国，你到底想问什么？”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警惕，也有慌张。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我的蘑菇棚被人毁了，这事你知道吗？”

大军的脸色变了。

他咬着嘴唇，下巴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像是在跟自己较劲。过了好一会儿，他开口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知道。”

这两个字像一把锤子砸在我胸口。

“你怎么知道的？”我的声音有点发抖。

大军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他把手里的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了。

“建国，”他说，声音沙哑，“有些事，我说不清楚。但我告诉你，你的蘑菇棚被毁的事，跟我有关系，但不是你想的那种。”

“那是哪种？”

大军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在原地转了两圈，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烦躁不安。

“我现在不能跟你说太多。”他终于停下来，面对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愧疚，有无奈，还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你给我两天时间，两天后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你。”

“两天？”我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今天不能说吗？”

“不能。”大军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决绝，“两天就两天，你等不等得了？”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他的眼神没有躲闪，直直地跟我对望着。

我深吸一口气：“好，两天。大军哥，我等你。”

我转身要走，大军忽然在身后喊了一声：“建国。”

我停下来，没回头。

“对不起。”他说，声音很小，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没有回应，大步流星地走了。

回到家里，秀兰已经走了，给我留了一张纸条，压在石桌上的茶杯下面，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别多想，有事给我打电话。我供销社的电话你知道。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

那两天我过得很煎熬。

白天我去地里干活，干完活就去蘑菇棚收拾残局。那些被毁的架子重新搭好了，被划破的塑料布用胶带一块一块地补上，被踩烂的培养基料清理出去，换上新的。

可我心里一直在想大军的事。

他说“有关系，但不是你想的那种”。那到底是哪种？他为什么要等两天才告诉我？他在担心什么？

两天后，大军来了。

那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大军推门走了进来。他穿得很整齐，头发也梳过了，看起来像要去什么正式场合。

我放下斧头，在石凳上坐下来。大军在我对面坐下来，两个人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话，像是两个下棋的人在对峙。

“我娘回娘家了。”大军开口了，声音很平，“后天回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没有接话。

大军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两支，递给我一支。我接过来了，但没有点。他把自己的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腔里喷出来，在暮色中慢慢散开。

“建国，你那天问我跟刘二愣熟不熟。”他的眼睛盯着远处的某个地方，像是在看很远很远的东西，“我说不熟，是骗你的。我跟刘二愣以前不熟，但这两个月经常在一起喝酒。”

我的心沉了一下，没有说话。

大军继续说，声音越来越低：“你猜他怎么找上我的？是马国良介绍的。马国良来找我，说他跟你合伙的事黄了，但觉得你这个人不容易，想帮你一把，让我跟你多走动。我当时没多想，就跟他喝了两次酒。后来有一次，刘二愣喝多了，说漏了嘴——他说马国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好好跟你合伙，他投那三百块钱就是想试试水，要是蘑菇棚赚钱，他就继续跟着干，分一杯羹；要是赔了，他就想办法把钱抽回去，顺便再捞一笔。他让刘二愣去毁你的蘑菇棚，就是想让你的棚彻底垮掉，这样他撤股就名正言顺，你也不敢不还钱。”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疼得很清楚。

“那蘑菇棚被毁的那天晚上，你去没去？”我问。

大军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嘴唇哆嗦着，眼神里有挣扎，有恐惧，还有一种深深的羞耻感。

“我没动手。”他说，声音抖得厉害，“但我知道他们要动手，我没拦着，也没告诉你。”

这句话比“我动手了”还要让我难受。

“你知道他们要动手，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声音控制不住地大了起来。

大军猛地抬起头，眼眶红了：“因为我恨你！”

这三个字像一记耳光，把我打懵了。

大军站了起来，在原地转了两圈，像是在跟自己搏斗。他的声音嘶哑得厉害，像是破了的风箱：“我恨你抢走了秀兰，恨你在赵叔面前比我讨喜，恨你什么都有了我什么都没有！我恨你，可我也后悔！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做了什么吗？我站在你家后面的那个土坡上，看着刘二愣他们翻墙进去，听着里面砖头倒下来的声音，我他妈的腿都软了！我想喊，可我嗓子发不出声音！我想跑过去拦住他们，可我迈不开步子！我站在那里像一根木头桩子，从头看到尾，什么都没做！”

他蹲下来，双手抱住了头，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发出压抑的、像是被掐住脖子的哭声。

我看着他蹲在地上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

恨？他恨我。可他的恨不是无缘无故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恨得有道理。我的确在无意中抢了他的风头，夺了本可能属于他的机缘。可我又错在哪里呢？秀兰不是我抢来的，是赵叔主动提的；蘑菇棚是我自己辛辛苦苦干出来的，马国良骗我是他的事，大军的怨恨，何至于此？

可是，兄弟一场，他蹲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一样哭，我心里的恨意被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取代了——心疼、无奈、悲哀，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军哥，你先起来。”

大军摇着头，不肯起来，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起来。”我说，声音平静了很多，“蹲在这里哭有什么用？”

大军慢慢站了起来，抬起袖子擦了一把脸，眼睛红红的，鼻子也红红的，看起来狼狈极了。

“建国，对不起。”他哑着嗓子说，“我知道对不起没用，但我——”

“行了。”我打断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声音尽量不那么颤抖，“你说完了，我听懂了。现在你告诉我，刘二愣他们，你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来？”

大军摇了摇头：“不知道。马国良给了他们钱，活也干了，按理说不会再来了。但我不确定，马国良那个人什么都能干出来。”

我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

“大军哥，你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你帮我盯着马国良和刘二愣。他们要是再有什么动静，你告诉我。”

大军的眼神变了变，像是意外我还愿意信任他。他用力地点了点头：“行。”

“还有，”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婶子那边，你去跟她解释清楚。你跟她说，秀兰的事不是我抢的，是赵叔主动提的。她要是不信，你让她来找我，我跟她当面说。”

大军低下了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建国，你还认我这个哥吗？”

这一句话，让我的鼻子猛地一酸，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我看着他的脸，那张从小看到大的脸，黑黑的，方方的，上面还有小时候爬树摔下来留下的疤。这张脸上有愧疚、有期待、有不安，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在等着大人的裁决。

“你要是我哥，就别再干这种事了。”我说。

大军的眼泪又掉了下来，这次他没有躲，就那么站在我面前，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像砸在地上的雨滴。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

那天晚上，大军在我家吃的饭。

我爹看见大军来了，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静，说了一句“来了”，就去厨房热菜了。

饭桌上没怎么说话，三个男人各自吃各自的，偶尔碰一下杯，谁也不提那两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事。

吃完饭，大军走了，走之前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那一下力道很大，把我整个人都拍矮了一截。

他走后，我爹收拾着碗筷，忽然说了一句：“你大军哥，眼睛红了。”

我“嗯”了一声，没多说什么。

我爹看了我一眼，也没再问。但我知道，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赵木匠第二天来了，我把大军跟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

“马国良这个人，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问：“赵叔，你打算怎么办？”

赵木匠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眼睛里闪过一丝锐利的光：“先不急，再把证据找齐。这种人，要么不动他，动他就要让他长记性。”

秀兰在一旁听了半天，这时候插了一句嘴：“爹，你别乱来啊。建国的事让他自己处理，你别掺和太多。”

赵木匠瞪了她一眼：“什么叫掺和？这是我未来女婿的事，怎么就跟我不相干了？”

秀兰的脸红了，低下头不说话了。

“未来女婿”这四个字，让她心里甜，也让她不好意思。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也甜了一下，但很快就被现实拉了回来。蘑菇棚还烂着，钱还欠着，马国良的事还没了结，大军那边虽然道了歉，但村里那些闲话不会因为大军的道歉就消失。

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

可至少，我身边有这些人——我爹、赵叔、赵婶、秀兰，现在大军也回来了。有他们在，我就有底气。

接下来的日子，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蘑菇棚的修复上。

秀兰每天下班后都来帮忙，有时候带着赵婶做的饭，有时候带着从供销社买的手套和口罩，说是怕我在棚里待久了吸了孢子粉对身体不好。她心细，很多我想不到的事她都能想到，润物细无声地帮我把这些琐碎的事一样一样安排妥帖。

赵木匠隔三差五也来，来了就在院子里坐着喝茶，看着我干活，偶尔搭把手。他嘴上说是来“监工”的，但我知道他是担心马国良再来找麻烦，所以常来我这边坐坐，替我看场子。

大军也来了几次，来了就闷头干活，也不多说话。有一次他还给我带了一袋复合肥，说是种地用得上。我收下了，没多说客气话，兄弟之间说多了反而生分。

日子一天天过去，蘑菇棚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新的菌种种下去了，菌丝长得很快，白茫茫的一片铺满了培养基，看着就喜人。

秀兰蹲在架子前看那些白丝，忽然回头对我说：“建国，你看这些白丝，像不像棉花糖？”

我笑了：“你馋棉花糖了？”

“有一点。”秀兰的嘴角翘起来，“小时候赶集，我爹每次都给我买棉花糖，五毛钱一个，大大的，软软的，咬一口就化了。”

赵木匠在院子里听见了，隔着塑料布喊了一句：“你现在想吃，爹也给你买。”

秀兰不好意思地笑了，脸颊上那两个浅浅的酒窝又露了出来，甜得像能酿出蜜来。

我在旁边看着她的笑容，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等蘑菇棚赚钱了，我要给秀兰买很多很多东西，很多很多棉花糖，把她以前舍不得买的、想要的东西都买给她。

这个念头让我浑身充满了干劲，干活都更有力气了。

八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太阳刚落山，天边还残留着一抹橘红色的晚霞。我在蘑菇棚里给新长出来的小蘑菇喷水，秀兰在外面收衣服。

忽然听见她喊了一声：“建国，你看谁来了。”

我走出蘑菇棚，看见院门口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赵木匠，脸色很严肃，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

另一个是派出所的小王，穿着警服，表情也很严肃。

我的心猛地提了起来。

“建国，”赵木匠走进院子，把信封放在石桌上，“马国良找到了。”

第七章 圆满

1984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十一月的风从北边刮过来，穿过柳河村光秃秃的柳树枝，穿过张庄结了薄冰的小河沟，呜呜地响着，像有人在拉一把旧二胡。

蘑菇棚里却暖烘烘的。

架子上一丛丛的平菇长得正好，灰白色的菇盖层层叠叠，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棚子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菌香，混着培养基料潮湿的气息，闻起来让人心里踏实。

我蹲在架子前，把一丛长得太密的蘑菇小心地分开，让它们有更多的空间生长。秀兰在旁边给另一排架子喷水，雾状的水珠从喷壶里洒出来，在日光灯的光线下闪闪发亮，像一层薄薄的银粉。

“建国，这批蘑菇再长三天就能采了吧？”秀兰问。

我看了看那些菇盖的大小，点了点头：“差不多。这一茬估计能出两百斤左右。”

“两百斤？”秀兰的眼睛亮了一下，“按一块五一斤算，那就是三百块钱？”

“嗯，差不多。”

秀兰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在棚子里转了个圈，马尾辫甩来甩去的。她穿着一件我爹旧棉袄改的小夹袄，外面套着蓝色劳动布的工作服，整个人圆滚滚的，像一只快乐的企鹅。

“你慢点，别踩着架子。”我笑着说。

秀兰停下来，看着满棚的蘑菇，忽然长长地叹了口气。

“怎么了？”

“没什么。”她摇了摇头，嘴角翘着，“就是觉得，咱们总算熬出来了。”

是啊，熬出来了。

马国良的事在一个月前得到了处理。赵木匠那个牛皮纸信封里装的是马国良在其他村子搞合伙时的合同复印件和证人证言，派出所根据这些材料调查后，查实了马国良在几个村子骗取合伙资金、教唆他人破坏生产的事实。马国良被拘留了，刘二愣也因为参与破坏蘑菇棚被行政处罚。

大军主动去派出所说明了情况，承认自己知情不报，但因为情节轻微且主动配合调查，只被批评教育了一顿。这件事之后，大军像是变了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闷着不说话，偶尔还会主动跟人打招呼。他和秀英的事也有了转机——赵木匠没有因为之前的事嫌弃他，反而觉得他敢作敢当、知错能改，是个可交的人。两个人现在处着对象，隔三差五就见一面，虽然大军还是嘴笨，但秀英也是个不爱说话的，两个人待在一起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倒是一对。

婶子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后，来我家道了歉。她红着眼睛对我爹说：“德厚，嫂子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建国。是嫂子心眼小，听信了别人的闲话。”我爹没说什么，只是摆了摆手，说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王婶子后来也知道自己错怪了我，托人捎了话，说改天请我吃饭赔罪。我没当真，但心里那口气早就消了。

至于我的蘑菇棚，经历了两次失败后，第三次终于成功了。县菌种厂的技术员亲自来看了，说我的管理技术已经相当不错，只要保持这个水平，一年赚个四五千块不成问题。

第一批蘑菇上市那天，秀兰请了假，陪着我去镇上卖蘑菇。我们俩骑着自行车，后座驮着两大筐新鲜的平菇，筐上面盖着湿布，防止蘑菇失水变干。

集市上人很多，我们的蘑菇品相好、价格公道，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光了。最后一斤是一位老大娘买走的，她拎着蘑菇走了几步又回头，问了一句：“小伙子，下集还来不？”

我说：“来，以后逢集都来。”

老大娘笑着走了，我低头数了数手里的钱，二十多张票子，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毛票，加起来一共一百八十七块钱。

揣着这些钱，手心都是热的。

秀兰在旁边看着我数钱，忽然说：“建国，你数钱的样子真好看。”

我抬头看她，她的眼睛亮晶晶的，比集市上所有的东西都好看。

那天中午，我在镇上的小饭馆请秀兰吃了一碗牛肉面。面很普通，但秀兰吃得很香，连汤都喝干净了。吃完她擦着嘴说：“等以后赚了大钱，我要吃三碗，一碗加辣的，一碗不加辣的，再来一碗只喝汤。”

我被她的豪言壮语逗笑了，笑完之后认真地说：“秀兰，等这批蘑菇卖完，我先还你六百块。”

秀兰放下筷子，看着我：“你急什么？钱又不跑。”

“欠着钱我心里不踏实。”我说。

秀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跳加速的话。

“那这样，你别还我了，就当……彩礼。”

我的筷子差点掉在地上。

“你说什么？”

秀兰的脸红得像煮熟的虾，低下头去，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说你别还了，当彩礼。反正……反正早晚的事。”

在回去的路上，我骑着车，秀兰坐在后座上，靠在我背上。

风吹着她的头发，飘到我脸上，痒痒的，带着一股淡淡的香皂味。

“秀兰，”我迎着风喊了一句，“你说的事，我同意了。”

“什么事？”她装糊涂。

“彩礼的事。”

秀兰在我背上捶了一下，力道轻得像挠痒痒。我感觉到她的脸贴在我背上，热热的，隔着衣服都能感受到那份温度。

“那你得跟我爹说。”她闷闷地说。

“好。”我说。

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了柳河村，带着这一季蘑菇赚的第一笔钱——不是还账，是提亲。

赵木匠看见我来了，照例拿出酒和杯子，倒了三杯。这回多了一个人，秀兰也坐在桌旁，手里端着一杯红糖水，假装在喝。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纸包，放在桌上。

赵木匠看了一眼，没打开，抬头看着我：“建国，这是什么意思？”

“赵叔，这是这个月卖蘑菇赚的钱，不多，只有三百多块。”我看着赵木匠的眼睛，声音尽量平稳，“我知道这点钱不算什么，但我今天来，是想正式跟您提亲。我想娶秀兰。”

赵婶在旁边愣了一下，然后眼眶一下就红了。她擦了擦眼睛，看着秀兰，秀兰低着头，耳朵根子都是红的，手里的红糖水差点洒出来。

赵木匠沉默了好一会儿，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看着我。

“建国，你拿这三百块钱来提亲，你知道别人家提亲都是什么排场吗？”

我的心沉了一下。

赵木匠伸出三根手指：“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你有吗？”

我摇了摇头。

“三大件没有，你拿什么娶我闺女？”

秀兰急了，正要开口，赵木匠一摆手制止了她。

他看着我的眼睛，目光像一把尺子，在丈量着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放在桌上。

那是一张手写的计划书，上面列着未来一年蘑菇棚的扩产计划、预计收入和支出、还款安排，最后一行写着：农历腊月十八，迎娶赵秀兰。

“赵叔，三大件我现在买不起。但给我一年时间，我能给秀兰一个不比别人差的家。”我看着赵木匠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您要是信我，就把秀兰嫁给我。您要是不信，我明年再来。”

堂屋里安静极了，连墙上老挂钟的滴答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赵木匠盯着那张计划书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桌上的红纸包，掂了掂，放在秀兰面前。

“秀兰，你收着。”他说。

秀兰抬起头，眼睛里亮晶晶的，分不清是灯光还是泪光。

赵木匠转向我，嘴角慢慢地翘起来，那个笑容跟我第一次来赵家时一模一样，眯着眼，露出一口黄牙，像捡了多大的便宜似的。

“建国，你听好了。”他端起酒杯，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三大件不要了，我就要你那个蘑菇棚。你好好干，把我闺女养好了，比什么自行车缝纫机都强。”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赵叔——”

“还叫赵叔？”赵木匠瞪了我一眼。

秀兰在旁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好半天才挤出一个字：“爹。”

赵木匠哈哈大笑，笑声震得房梁上的灰都掉了几粒。赵婶在旁边抹着眼泪笑，秀兰红着脸低下头，嘴角却怎么都压不下去。

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月亮又大又圆，照得乡间小路白花花的，像铺了一层银子。

夜风迎面吹来，刺骨的冷，可我心里热得像揣了一个火炉。

农历腊月十八，宜嫁娶。

张庄和柳河村之间那条土路上，一大早就有自行车来来往往。我骑着那辆擦得锃亮的二八杠，后座上坐着穿着大红棉袄的秀兰，头上戴着赵婶亲手做的红花，脸上抹着淡淡的胭脂，好看得像年画上走下来的仙女。

我爹穿上了压箱底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院子里迎客。赵木匠和赵婶早早地来了，赵木匠穿了一身新做的灰布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朵小红花，笑得合不拢嘴。

大军和秀英也来了。大军穿得整整齐齐，帮着我张罗这张罗那，跑前跑后，比我这新郎官还忙。婶子和大伯都来了，婶子拉着我的手说了一车话，大意是以前的事别往心里去，以后跟大军好好处，一家人就要有一家人的样子。

婚礼简简单单的，没有唢呐，没有花轿，没有流水席。赵婶包的饺子，秀兰她娘炖的鸡，我爹拿出藏了好几年的老酒，院子里摆了三桌，亲戚邻居坐得满满当当。

王婶子也来了，拎着两瓶酒，见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建国，婶子以前嘴欠，你别记恨。”我说：“王婶子，您能来就是给我面子，过去的事不提了。”

吃席的时候，赵木匠——不，我爹了——喝了不少酒，脸红得像关公。他端着酒杯站起来，对着满院子的人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

“你们知道不？我第一次见建国，就觉得这小子不错。我当时就跟他说——小伙子，我还有个二闺女。”

满院子的人哄堂大笑，秀兰羞得把头埋进我肩膀里，我笑着摸了摸她的头发，心里暖洋洋的。

老刘头起哄：“赵木匠你眼光毒啊，一眼就看出建国是个好苗子！”

赵木匠得意地一仰头，喝干了杯里的酒：“那是！我赵木匠看人，什么时候看走过眼？”

笑声和碰杯声在冬天的空气里回荡，飘过院子，飘过蘑菇棚的塑料顶，飘向远处光秃秃的田野和灰蒙蒙的天空。

秀兰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了一句：“建国，你说咱们以后会怎么样？”

我低头看着她，她的眼睛亮晶晶的，映着院子里红灯笼的光，像两颗星星落在了人间。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说，“先过好现在。”

“你又是这句话。”秀兰在我肩膀上轻轻捶了一下，笑着，眼睛弯成了月牙。

我也笑了，搂紧了她的肩膀。

院子里，蘑菇棚里的灯光还亮着。新一批的菌种正在温暖潮湿的培养基里悄悄生长，白色的菌丝像一张看不见的网，密密地织着，织出一个又一个蘑菇，织出一个又一个日子，织出属于两个普通人的、细水长流的未来。

1984年，我二十三岁。

那年春天，我陪堂哥去提亲，姑娘的爹打量我半天，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那年冬天，我娶了他的二闺女。

从此，张庄的蘑菇棚里多了一个扎马尾辫的女人，柳河村的供销社里少了一个卖布的姑娘。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平平常常的，有苦有甜，有笑有泪。

可这世上最好的日子，不就是平平常常的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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