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西南联大到底有多牛？这个问题被问过无数次。但都没有汪曾祺给的那个答案有意思。他写联大，写他的老师们，就像在写一群可爱的“怪老头”。
他写沈从文。沈从文教写作，有个笨办法：写完一篇文章，他会帮你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改完还附上长长读后感，常常比学生原文还长。他还会自己掏钱，把学生的好文章寄到报刊去发表。他不是把学生当徒弟，他是把他们当作家朋友。
他写闻一多。闻一多讲《楚辞》，很晚才开课，一讲就讲到黄昏。他点着烟斗，目光炯炯，学生们在台下如痴如醉。汪曾祺说：“读闻先生的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你看，他没说学到多少知识，他感受到的是美。
他写金岳霖。金先生养斗鸡，吃饭时斗鸡把脖子伸到桌上跟他同食，他安之若素。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去和同事家孩子的果子比大小，输了就把自己的送给人家。他带学生，不跟你谈人生哲理，就用天真和好玩感染你。
所以为什么联大出高徒？汪曾祺说：“自由。”这自由，是老师们给的。沈从文的执着，闻一多的才华，金岳霖的天真，都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校园里，被学生吸进去的。这些老师根本不是在教学，他们在尽情地活出自己。
这就是传承最朴素的样子：你不需要告诉孩子要做什么样的人，你让他看到，这世界上有一群大人，可以活得这样纯粹、热烈、有趣。这就够了，他们自己就会追着光走过去。汪曾祺成了沈从文，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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