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减碳！这类强效温室气体，成“十五五”减排新重点

文/李湘

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能源和甲烷高级科学家

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发布，为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具体的目标、指标和重点任务。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继去年底提交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中首次将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以下简称“非二气体”）纳入总量控制范围后，本次纲要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列为“十五五”期间碳达峰碳中和6项重大工程之一，拟在煤矿开采、种植养殖、废弃物处理、化工品生产等重点领域实施甲烷等非二气体治理工程，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能力，并着重强调要加强非二气体的监测与管控。

这一战略性部署清晰地释放出明确信号：“十五五”期间，中国将加速补齐非二气体减排短板，为实现中国2035年NDC目标及本世纪中叶碳中和愿景提供了新的减排着力点和关键突破口。

重新审视非二气体：

为何控排意义重大？

相较于我们熟知的二氧化碳，非二气体普遍具有较高的增温潜势，尽管其在大气中的浓度远不及二氧化碳，但在百年尺度的时间标尺下，其增温潜势可达二氧化碳的数十倍乃至数万倍。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IPCC AR6）第一工作组报告， 2010-2019年间观测的全球地表温度相较于1850–1900年间升温的1.07℃中，其中约0.5℃可归因于甲烷排放，其他非二气体，如氧化亚氮（N2O）和含氟气体（F-gases），还各自造成了约0.1°C的变暖，非二氧化碳造成的变暖幅度与二氧化碳造成的约0.8°C变暖幅度几乎相当。特别是，以甲烷为代表的短寿命气体对近期气候变化的冲击尤为直接和显著。

与此同时，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2024年，全球平均近地表温度比1850至1900年平均值高出1.55℃，这是在年度尺度上首次越过1.5℃这一关键气候安全红线。当前趋势预示，全球升温在未来20年内突破1.5℃目标的风险正在急剧攀升，人类或将不可避免地进入所谓的“气候过冲”（Climate Overshoot）阶段——即全球平均气温在短期内‌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控温目标‌（如1.5°C或2°C），之后再通过人为干预（如快速削减非二等强效升温气体、碳移除等技术）使温度回落至目标水平以下的情景。若要有效为地球“升温降速”、压低温升峰值、努力实现“无过冲”或“有限过冲并可回调”的1.5℃愿景，迅速且大规模地削减非二气体特别是甲烷排放，已被科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公认为关键路径之一。

此外，减排行动的价值远不止于气候领域。研究显示，非二气体每年导致约50万人因呼吸系统疾病失去生命，并造成全球范围内5%至7%的农作物损失。因此，迅速减少非二气体排放，更将直接带来深远的公共健康红利与粮食安全保障效益。

探源减排潜力：

空间在哪里，路径如何走？

根据2024年底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提交的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2021年中国非二气体排放量约为27.1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包括LULUCF）。其中，甲烷排放量高达16.98亿吨，占据非二气体总量的62.4%，其次是氧化亚氮，占比20.5%，含氟气体占比17%。

中国不同排放源非二气体排放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清单数据

从分领域的排放结构观察，中国非二气体排放高度集中于农业、能源、工业和废弃物处理四大领域。农业领域与能源领域占比旗鼓相当，分别占非二气体排放总量的34.3%和33.6%；工业领域虽然占比约为17%，但其历史排放增速最为迅猛，年均增速逼近9%；废弃物处理领域的增速则紧随工业领域之后，年均增长4.3%。

由于非二气体来源庞杂，不同种类气体、不同产业领域的减排潜力、技术路径与经济成本存在着显著差异。

能源领域甲烷减排技术已较为成熟，经济性高且见效快。油气系统排放控制是重点增长极，煤炭行业则是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十五五”期间的控煤减煤战略将协同释放甲烷减排红利，但需警惕废弃矿井带来的隐性排放增量；同时，在天然气增产背景下，油气储运设施的排放管控不容忽视。

工业领域的氧化亚氮减排将主要依托硝酸、己二酸等化工企业尾气销毁装置的规模化应用；含氟气体的减排则将随着《基加利修正案》的履约进程稳步推进。

农业与废弃物领域的减排潜力在于提升种植养殖效率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实现排放强度的降低。

总体而言，“十五五”规划所确立的3000万吨减排目标，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将通过重点领域的结构性变革与技术协同、基于监测数据的科学精准治理、以及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机制下的市场激励三重动力共同驱动实现。

正视挑战：非二气体

减排面临哪些核心掣肘？

尽管逐步强化非二气体管控的政策信号已十分明确，但实际开展行动仍面临很多现实难题——

首先，全社会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科学认识与路径研究不足。长期以来，中国政策主要聚焦二氧化碳，对非二气体在减缓近期升温中的关键作用的科学认识尚浅，尽管2035年NDC目标已历史性地将非二气体纳入管控范畴，但关于如何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大势，优化非二气体减排路径，平衡行业减排节奏、算清“经济－减排”两本账，仍需深入研究以支撑高层决策。

其次，支持非二气体减排的政策工具箱尚显单一。中国在二氧化碳减排领域已构建起涵盖强制与自愿碳市场、碳考核、碳标签等在内的多元化政策机制矩阵；而非二气体领域由于横跨多个行业部门，排放源分散、职能归属和监管体系复杂，客观上存在较为明显的“政策孤岛”现象。目前，非二气体减排主要寄希望于开发CCER方法学以促进自愿减排项目的落地，但受制于方法学供给不足、项目开发周期漫长、碳价信号与项目投入成本错配等多重因素，CCER机制的整体撬动效果仍然有限。

再者，中国非二气体排放的数据底座依然薄弱。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中国已陆续出台部分非二气体排放相关的量化技术指南，并针对特定排放源启动了监测试点工作。但在省市级、企业级乃至设施级层面，系统的非二气体排放数据，特别是基于实测的数据积累仍颇为匮乏。与此同时，针对不同领域的监测、报告与核查技术规范配套尚不健全，本地化排放因子研发与先进监测技术应用严重滞后，这些基础能力的短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减排政策的精准施策与效果评估。

“十五五”攻坚：中国非二

气体管控的三大着力点

针对上述核心掣肘，“十五五”时期中国亟须从以下三个层面着重发力，系统性打通堵点，推动非二气体减排迈向规模化、体系化。

未来，高度重视并深入开展甲烷等非二气体管控顶层设计与科学研究将是重要着力点。例如系统性加强非二气体排放情景预测、中长期减排战略路径优化、减排技术成本效益曲线分析等基础性研究工作，建立健全非二气体减排技术储备库，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这一硬指标提供坚实的技术与智力支撑。在此基础上，深化非二气体对全球气候系统及温升控制目标影响的科学评估，清晰界定其在规避或减轻温升过冲风险、促进气候目标回调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与实施路径，推动形成将过冲风险考量纳入决策视野的行业政策新体系。与此同时，构建多部门、多主体深度参与的非二气体减排协同治理平台，加速前沿科学研究成果向实用减排政策与技术的转化效率，全面提升整体减排效能。

加快完善非二气体排放控制的政策机制架构与标准体系构建是关键抓手。非二气体快速且深度的减排，是中国实现2035年NDC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五”时期是深度完善非二气体减排制度体系的关键战略窗口期。鉴于单一依赖CCER机制难以取得突破性减排成效，且非二气体涉及行业门类繁杂、排放源点多面广，可采取差异化策略协同发力，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

例如，针对煤炭和油气开采领域的甲烷逃逸排放、化工行业氧化亚氮工艺排放，可紧密协同“十五五”碳达峰碳中和重点任务，将非二气体管控指标纳入碳排放双控量化目标体系、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关键参数、排放限值标准或最佳管理实践规范之中，引导先进央国企在气候信息披露中体现甲烷等非二气体管控绩效信息，实施具有刚性约束力的管控措施；农业领域可通过政策引导或绿色市场信号，培育和激励低排放农产品的消费与贸易偏好；在废弃物处理领域，则可运用财政补贴工具或创新绿色融资机制，提升垃圾填埋场和污水处理厂的非二气体回收与资源化利用水平。

最后，应尽快补齐数据底座薄弱的短板，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手段，系统性夯实非二气体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的基础能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指出，要“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相较于二氧化碳，非二气体排放源呈现点多、面广、高度分散的特点，企业级乃至设施级的精细化排放数据积累极为有限。因此，迫切需要综合运用传统数据报送制度、物联网传感技术、人工智能辅助分析等现代化手段，加快构建覆盖全面的非二气体基础数据库。同时，“十五五”期间应着力打造多维互补、天地一体的立体化监测与监管网络，这包括但不限于重点排放源在线监测/人工检测、地面移动巡回监测、以及卫星遥感大范围监测等。特别是卫星监测技术，其在覆盖偏远分散排放源、大幅提升监管效率、有效降低管理成本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其数据还能对地面监测或点源检测结果进行交叉校验与校准，从而整体提升排放数据的准确性与置信度。

综上所述，“十五五”是非二气体减排由弱到强、由散到治的关键窗口期。将非二气体纳入重大工程，不仅是完成3000万吨减排量的战术动作，更是完善中国气候治理体系、迈向全面碳中和的战略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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