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文件曝光：中情局拿朝鲜战俘做实验，25人成首批小白鼠

备忘录详细规划了审讯小组的配置与训练。这些小组将接受测谎、各类药物和催眠方面的训练，用于“人格控制”目的。每个小组由三人组成：一名医生，最好是精神科医生；一名催眠师；以及一名测谎技术员。

备忘录还说明，医生和技术员需要接受大约5个月培训，而监察与安全部门现有的催眠师则可立即投入使用。另一份1951年2月2日的后续备忘录中，还询问能否购置6台“高压喷射注射器”。这是一种实验性装置，可通过“喷射注入”的方式穿透皮肤，秘密注射镇静剂。

项目拟定预算为65515美元，其中包括团队薪资，以及注射器、毛巾、摄影机等设备费用。预算中还单列了18000美元“运输费”。尽管实际的海外地点已被涂黑，但一年后一份中央情报局会议纪要明确提到，在“日本和朝鲜的一个项目中，陆军曾派测谎员与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组成团队，对朝鲜战俘实施测试”。

当时还有一些测试请求，因“安全原因”被认为无法实施。根据1951年9月18日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在外部对特情人员进行电话诱导实验”。撰写者解释说，这种电话催眠迄今“无一失败”，但是否按机构体系展开测试，尚未获批。

在一份强调该项目重要性的解密备忘录中，官员写得更为具体，称存在一些“只能通过实验、测试和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与“蓝鸟计划”所需物资清单相比，这些官员希望通过实验探索的“具体问题”，更直接暴露了该机构真正关心的内容。

其中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能否制造出……一种违背个人基本道德原则的行为？”“我们能否抓住一个对象，并在一两个小时内……让他去撞毁飞机、破坏火车等？”“我们能否‘改变’一个人的人格？这种改变能维持多久？”“我们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彻底失忆？”

最后这个关于药物诱发失忆的问题，在几个月后变得尤为关键。当“蓝鸟计划”的第一支技术团队抵达日本开展初步测试时，这一目标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据马克斯记载，这些人“在4名受试者身上试用了镇静剂阿米妥钠与兴奋剂苯丙胺的组合，最后两人还额外接受了第二种兴奋剂印防己毒素”。该团队试图诱导一种由医疗手段实施的失忆状态。根据他们的报告，实验效果足以支持继续推进后续测试。

两个月后，按照马克斯书中的说法，“蓝鸟计划”团队开始在日本对25名朝鲜战俘测试更“高级”的审讯技术。

围绕“心智控制”计划和“蓝鸟计划”的核心神话，是这样一种叙事：一名美国士兵在敌方长期关押后回到国内，后来却被发现已被催眠，成了“双面间谍”。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电影院曾放映由后来成为总统的罗纳德·里根主演并配音的影片。这些影片宣称，美军士兵遭到朝鲜士兵的心理折磨，危险的、反民主的观念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植入脑中。

多数美国人对这段经历的认知，其实建立在一部虚构作品之上：理查德·康登1959年的政治惊悚小说《满洲候选人》。在这本书及其两部电影改编中，一名美国士兵回国时带着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在被朝鲜士兵关押期间，他遭敌军洗脑，不知不觉成了一名潜伏刺客，等待被“激活”后去刺杀一名总统候选人。

随着“蓝鸟计划”演变为“洋蓟计划”，再到后来的“心智控制”计划，中央情报局的目标似乎逐渐转向“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按照这种说法，既然美国士兵回国时据称已被敌人催眠和改造，那么围绕心理实验的项目就成了某种“必要之恶”。

在1983年的一份证词中，主持“心智控制”实验的中央情报局化学家西德尼·戈特利布回忆说，经过彻底调查后，他得到的结论是：没有证据显示任何美国战俘在朝鲜战争期间曾遭受药物诱导催眠。

戈特利布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份报告基本上是说，他们认为朝鲜人使用的技术并不神秘……并不依赖药物或其他更复杂的技术手段。”

此外，1952年一份致艾伦·杜勒斯的备忘录也表明，即便没有证据证明敌对国家在进行类似研究，中央情报局仍愿意为这些实验提供资金支持。备忘录写道：“我们不能把缺乏证据当作不存在的证明。”

艾伦写道：“处于催眠状态下的人会提供信息，但……这些信息未必总能被视为准确，因为在某些催眠状态下，会出现幻想，甚至幻觉。”

当人们翻阅那些冗长的预算表，看到药物、注射器、测谎仪和催眠师的开支，再与马克斯书中的细节相互对照，想象便会不由自主地试图填补空白，甚至滑向幻想。对于研究中央情报局如何追求一种旨在抹除事实、经历与记忆的技术而言，这种阅读体验本身，似乎也带着某种讽刺意味。

这些披露清楚表明，历史被遗忘，与历史被迅速而有组织地抹除，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