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升温破1.5度，汉森38年前预警成真，孙女携数据入法庭

对于任何关注气候问题的人来说，当下都并非一个好时机。2月12日，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撤销了其“危害认定”，试图抹杀燃烧化石燃料有害人类健康的科学共识，并废除了限制排放的机制，而正是这些排放正在改变地球系统。

由于北极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已无法锁住极地涡旋的严寒气流，导致冬季风暴席卷了北美。美国西部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冬季，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缓冲夏季特大火灾风险的积雪。

与以色列轰炸伊朗石油设施后引发的黑雨和有毒污染物相比，缺雪似乎显得微不足道。有分析指出，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的前两周内，估计释放了500万吨温室气体，这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全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气候危机已不再是遥远的警告，而是令人恐惧的现实。新一代的活动人士或许是我们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

过去20年来，我一直在报道环境与气候问题，足迹从新德里、内罗毕一直延伸到西得克萨斯州，接连不断的灾难报道常常令人感到疲惫。我出生于1970年，我的人生轨迹与气候危机的显现几乎同步。

回首当年，那曾是地球充满希望的高光时刻。1970年4月22日，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与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皮特·麦克洛斯基以及活动家丹尼斯·海斯携手，发起了首个“世界地球日”。

他们从学生反战抗议中汲取灵感，构想出由青年主导的环保行动。不久之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领导的共和党政府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局，并颁布了《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等强有力的环境法规。

1988年，也就是我成年的那一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向国会发出了关于气候变化严重后果的警告。他当时强调：“这一切现在就已经在发生了。”

他的信息当时几乎得到了重视，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刚刚承诺，将致力于达成一项关于全球变暖的全球条约。自由市场支持者和化石燃料公司面临巨大的利益损失，他们施加了恰到好处的压力，成功阻止了美国采取实质性行动。

那个契机就这样错失了，时间随之流逝，曾经的婴儿也已长大成人。2006年，我刚从新闻学院毕业，那一年阿尔·戈尔在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乘坐剪叉式升降机升到高处，只为在图表上指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高度和速度。

但气候变化并不会凭空消失，它普遍被认为是21世纪的核心议题。即便在当下，气候危机也是各类重磅新闻头条背后沉默的推手。无论是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为掠夺资源而入侵委内瑞拉并对格陵兰岛发出威胁，还是驱动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对水电资源提出庞大需求，抑或是水资源危机在伊朗引发动荡，抗议者高呼“水、电、生命是我们基本权利”，气候的影子无处不在。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布·尼克松创造了“缓慢暴力”一词，用来形容气候变化及其他在时间和空间上缓慢展开的灾难，这些灾难往往远离镜头和新闻推送。但如今，这种步伐正在加快。过去，这往往被视为其他地方、其他人的问题，发生在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州，被当成一种终将需要应对的“未来冲击”。

如今，这一切正降临到我们几乎所有人身上。气候变化正在扮演“威胁倍增器”的角色，它不仅对民族国家构成安全风险，对大小企业构成财务风险，还导致洪水、饥荒、飓风和龙卷风变得更加频繁和致命。

现在，整个城镇可能会在野火中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那些已经经历过多次洪灾的社区，在每次暴雨来临时都会陷入集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之中。而围绕化石燃料爆发的战争，不仅消耗了更多的化石燃料，还引发了更多的冲突。

关于“未来冲击”，残酷的真相在于我们始终在步入未来。明天变成了今天，随后又沦为昨天，而碳排放水平却在持续攀升。

关于海平面上升和冰盖融化的可怕预测正在成为现实，其中一些预测甚至是由化石燃料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做出的，且部分危机的到来比科学家预想的还要早。

尽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科学家汉森在38年前的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现在”这个词，但公众依然沉浸在一个诱人的神话中：气候变化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离我们很遥远。

充斥着未来日期的政府报告并未改善这一局面。2018年，负责评估气候科学的联合国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出警告称，如果我们希望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度以内，从而让地球维持人类过去10000年来所习惯的运转方式，我们就必须在2030年之前将全球碳排放量减少近一半。

去年全球变暖幅度已短暂触及1．5度的警戒线。按照规划，我们本应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届时人类将不再打破碳循环的自然平衡，但现实是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

2100年这个时间节点被频繁提及，但很少有人讨论那之后的事情，仿佛时间会在本世纪末停止。时间并不会停滞。

如今，有整整一代正在奔跑嬉戏的孩子，他们将亲眼见证2100年的到来。我所属的X世代让位于千禧一代，千禧一代又让位于Z世代，紧接着是阿尔法世代、贝塔世代和Z世代的年轻群体。

随着每一代人的出生，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困住了更多的热量，导致海平面上升，天气变得更加极端，气候临界点也随之逼近。孩子，欢迎来到你们不断变暖的世界。

那些早年敲响警钟的人如今已步入暮年。各大主流媒体的档案库里肯定早就备好了阿尔·戈尔的讣告草稿；而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这位因科学数据过于惊人而转变为活动家的学者，也在16年前写下了一本献给孙辈的书。

我从前辈活动家身上看到了希望，但在年轻人身上，我看到了更多的曙光。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创作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图像小说，我研究了全球各地青少年气候活动家的生活轨迹。

通过与这些活动家交谈，了解他们为了创造自己成年后渴望居住的世界而建立的组织，我收获的远不止是希望。分析人士指出，当唐纳德·特朗普在破坏规则时，这些年轻人却在致力于建设。

他们的行动主义赋予了我全新的能量和目标感。这让我想起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那句“为前路积蓄力量”。当年他被推举领导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著名的公交车抵制运动时，年仅26岁。

这新一代的气候活动家正在接过火炬——如今这把火炬已被LED点亮。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气候系统中的生存时间将比我这一代人长得多，这关乎他们的生死存亡。

他们中的一些人正是环保先驱们的子孙后代。例如詹姆斯·汉森的孙女索菲·基夫莱汉，她曾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朱莉安娜诉美国政府案”中作为青年原告出庭。尽管该案于去年被驳回，但原告方在诉讼中指控政府侵犯了最年轻一代在生命、自由和财产方面的宪法权利，且未能保护关键的公众信任资源。

在宾夕法尼亚州，阿什利·芬克曾作为青年原告参与了多起气候诉讼；如今，她的女儿也成为了原告，起诉宾夕法尼亚州批准建设未来美国最大的燃气发电厂，因为这将锁定她一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当非营利性公共利益律师事务所“我们儿童的信托”的律师提起诉讼时，这个孩子才10个月大；而另一位原告甚至只有8周大。目前，全球有数以千计的气候诉讼正在进行，其中许多是代表青年群体争取可行未来权利而发起的。

另一位“企二代”活动家是西耶·巴斯蒂达，她的父母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相识，当时他们都是倡导环保行动的年轻人。巴斯蒂达是2019年气候罢工的核心组织者之一，那场运动促使数十万人走上纽约街头。

那是公众将气候行动置于优先地位的又一个重要时刻，部分原因是受到了瑞典青年活动家格蕾塔·通贝里罢工的启发，这种情绪随后在拜登政府时期找到了立足点。

由于白发苍苍的政客们制定的政策屡屡让他们失望，全美乃至全球愤怒的年轻人正纷纷走上街头和法庭。他们正用年轻的双手，扳动一切能够触及的杠杆。

在这个对气候问题噤声的时代，越来越少的领导人愿意谈论气候变化，而诉讼和非暴力不合作成为了公民表达行动诉求的关键方式。在过去十年里，对气候变化感到警醒的美国人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尽管在奉行“尽情钻探吧”政策的特朗普政府治理下，美国仍在不断寻找新手段来压制可再生能源项目并消耗更多化石燃料。

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大步向前。目前增长最快的太阳能市场位于非洲。随着迅速扩大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规模，其碳排放量已进入平台期。即便是坚守利用煤田发展国家权利的印度，也正在建设一些全球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农场。

在美国，诉讼和激进主义或许是推动政策重回行动轨道的必要手段。与我同时代的大气科学家凯瑟琳·海霍曾极具说服力地指出：“我们不能向绝望屈服。我们必须走出去，寻找能够激励我们采取行动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始于今天的一场对话。”

哪怕只是向邻居表达你的担忧，这种看似简单的对话行为也能产生实际效果。或许某个年轻人会偶然听到；又或许，他们才是主动开启对话的人。

你会倾听吗？你会采取行动吗？还是说，气候行动的集结号注定只能在子孙后代的每一个地球日里反复吹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