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快评｜为“完成查处任务”骗6名未成年人吸毒，畸形政绩观导演悲剧

2年前，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完成“查处任务”，竟“设计”让6名未成年人吸食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随后将他们“查获”。2026年4月，马某因犯欺骗他人吸毒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3名参与犯罪的社会人员同时获刑。

新京报近日报道的这出悲剧令人震惊。一个本应保护人民免受毒品侵害的警察，竟亲手将6名未成年人推向毒品深渊，只为填写考核表上一个“完成任务”的数字。这不仅是个人良知的泯灭，更是制度性扭曲的极端体现。它的直接导演是不合理的考核机制，深层原因则是“数字出政绩”的畸形政绩观。

这不由让人想起那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老段子：在某市的年终大会上，各单位汇报新一年的工作计划。看到前面个个都有漂亮的增长目标，轮到火葬场领导发言，他只好大声表态：今年我们烧了1000人，明年争取烧1200，后年1500，年均增长20%以上……听得台上台下众人脸色发白。

当“数字”成为衡量政绩的必备标尺，荒诞乃至罪恶便获得了生长的土壤。

“数字出政绩”在现实中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例如：数据注水——不久前，媒体曝光河南舞阳县招商引资数据注水，实际到账1亿多元，却上报为78亿元；无中生有——马某案即如此：没有案件就制造案件，没有违法者就制造违法者；数字竞赛——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工作任务异化成数字游戏。

在自上而下的考核体系中，数字是最容易量化、最便于比较的“硬指标”。上级部门为了方便管理，倾向于用数字来考核下级；下级部门为了向上交差，不得不围着数字转。数字成了权力的语言和仕途的通行证。

“数字出政绩”的错误理念贻害无穷。

首先是掩盖真问题，误导决策。马某案中，如果派出所的“查处任务”完成得“好”，上级部门便可能以此为据，制定当地下一步的禁毒措施，而相关措施可能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侵蚀政府公信力。当民众发现官方公布的数字与切身感受不符，信任的根基便可能悄然松动。而在体制内部，它可能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让造假者得利、老实人吃亏。

再次是扭曲基层治理，加重基层负担。为了完成那些脱离实际的指标，基层干部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于“凑数字”，真正该做的事反而无暇顾及。马某铤而走险，固然有其个人思想道德和法治意识的问题，但“查处任务”的压力无疑是重要推手。

历史上，我们曾经深受数字造假、“放卫星”之害。那些用眼泪和生命换来的教训不该被遗忘。

纠正“数字出政绩”的畸形政绩观，需要多管齐下。

要改革考核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考核要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从“重结果”转向“重过程”。考核指标要尊重规律、符合实际。不适合以“数字”考核的工作，不制定数字目标；适合以“数字”考核的，也不搞“一刀切”或层层加码。要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估、群众满意度调查等多元评价方式，让“数字”不再是唯一的裁判。

要强化监督问责，让造假者付出代价。不仅要查处像马某这样“制造案件”的极端个案，更要倒查下达不合理指标的上级部门，追问“查处任务”是谁定的、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经过科学论证。对于数据注水、造假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回归执政为民初心。政绩不是写在报表上的数字，而是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一个地方的毒品治理成效如何，不在于查处了多少人，而在于有多少人免于毒品的侵害；招商引资的成果如何，不在于签了多少亿的协议，而在于有多少企业真正落地、带动发展。

要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干部有时间、有空间干实事。当工作不再异化为报表，考核不再简化为数字，基层治理才能回到正常的轨道。

正确的政绩观，核心在于求真务实。求真，就是察实情、明实际，决策前深入调研，不搞主观臆断；务实，就是出实招、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杜绝“形象工程”。评判政绩大小，不看表面热闹，看实际问题解决了多少、群众受益了多少。

马某案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数字出政绩”这种畸形政绩观的危害。愿这面镜子能警醒更多人。只有让干部从“围着数字转”转向“围着人民转”，才能避免类似马某案的悲剧重演，以及让“火葬场段子”的讽刺止于笑谈。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