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条人命惊动全国！澳大利亚国家英雄被铐走，首富却给他撑腰

澳新军团日在澳大利亚人心中占据着近乎神圣的地位。在这个时刻，举国上下都会停下脚步，向曾在战争和军事行动中服役的军人致敬。

对许多人而言，在加里波利之战中铸就的澳新军团精神，象征着澳大利亚人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勇气、袍泽之谊与牺牲奉献。这场长达八个月的失败战役，原本是为了支援英国军队攻占君士坦丁堡。

2020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雷顿报告》发现，有可信证据表明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阿富汗非法杀害了39人。这一消息震惊全国，并促使外界对澳大利亚在战争中的行为展开了更广泛的清算。

就在本月早些时候，前澳大利亚特种空勤团下士本·罗伯茨－史密斯遭到逮捕，并被控犯有五项谋杀战争罪。作为澳大利亚在世的获勋最多的军人，他极力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誓言将抗击这些指控。

他从备受推崇的战争英雄沦为被指控的战犯，这一公开的陨落直击这个国家的痛处，因为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将本国军人奉为国家美德的象征。

随着今天澳新军团日纪念活动的展开，他的被捕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澳大利亚能否在致敬服役军人的同时，直面以国家名义犯下的涉嫌不当行为？

这一问题的答案暴露出社会深层的分歧。罗伯茨－史密斯的支持者迅速公开力挺这位前特种空勤团下士，并将此案定性为对退伍军人的背叛。这些支持者中包括澳大利亚首富吉娜·莱因哈特和一国党领袖波琳·汉森。

莱因哈特表示，她无法理解为何要花费超过3亿澳元，耗时数年，将曾为国效力的特种空勤团退伍军人推向刑事诉讼程序。

汉森重申了她对这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坚定不移”的支持，声称自己不会像许多其他政客那样“抛弃他”。

博尔特写道，为罗伯茨－史密斯辩护正被当成检验爱国主义的试金石。但他的爱国主义并不取决于对一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的忠诚，无论后者是否在阿富汗犯下了被控的五项战争罪。

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大卫·舒布里奇指出，罗伯茨－史密斯的被捕是“追责的时刻”，并强调“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他表示，从《布雷顿报告》发布至今，针对阿富汗事件的问责一直存在巨大漏洞。

包括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内的许多人则拒绝置评，表示不想影响刑事诉讼程序。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局长克里西·巴雷特在罗伯茨－史密斯被捕后表示，调查工作一直“彻底且一丝不苟”地进行。

她强调，这些指控所涉及的涉嫌行为，仅限于深受信任和尊重的澳大利亚国防军中极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国防军官兵都让国家感到骄傲。

在参与过伊拉克和阿富汗等近期军事行动的退伍军人中，这场争论的意识形态色彩较弱，更多是出于个人情感。许多人在为服役感到自豪与对结果感到沮丧的矛盾情绪中挣扎。

2003年由美国发动、澳大利亚作为联盟伙伴参与的伊拉克战争，因其建立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主张之上，受到了广泛批评。

在此两年前，由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的结果同样备受质疑。这场战争是作为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回应而发动的，主要目标是摧毁伊斯兰激进组织基地组织并推翻塔利班政权。

埃蒙·黑尔是维多利亚州退伍军人协会的州执行委员，也是这两场战争的退伍老兵。他承认这两场战争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产，但他坚决捍卫战友们的行为。

黑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公众了解他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以及澳大利亚军人有多么出色，一定会为他们感到骄傲。他特别提到了澳大利亚军队在帮助阿富汗女孩上学方面所做的工作。

他感慨道，这些权利现在已经被剥夺，这让他常常陷入沉思。他提到自己现在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如果她们身处阿富汗，女儿将无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无法拥有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2021年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结束了这场长达20年的冲突，但也制造了权力真空，塔利班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白。

自那以后，这个强硬的伊斯兰组织实施了被联合国称为全球对女性“最具压迫性”的政权，12岁以上的女孩被禁止接受教育。

黑尔坦言，在喀布尔沦陷后，一些退伍军人对自己的服役经历以及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一切产生了质疑。但他个人依然为自己和战友们的付出感到自豪，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了不起。

像黑尔一样，许多现役和退役的澳大利亚军人也将澳新军团日视为缅怀殉职战友的时刻。他认为，这种纪念活动既是“庄严肃穆的”，同时也是一种庆祝。

他解释说，这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有些争议，但他会想起那些已经离世的战友。无论是牺牲在海外还是回国后离世，这些了不起的男男女女都值得被铭记。

他表示，幸存者必须努力达到逝者所设定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正是澳新军团精神的内核。据统计，约有4万名澳大利亚军人曾在阿富汗服役，另有1．7万人曾在伊拉克服役。

根据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数据，有47名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阵亡，5人在伊拉克阵亡。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的数据显示，在2001年至2023年间，超过94万人在“9·11”事件后的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和巴基斯坦的战争行动中死于直接暴力。

曾在澳大利亚陆军服役34年的退伍军人菲尔·派克对这一天的看法则有所不同。曾在伊拉克从事战略传播工作的派克透露，多年来他一直回避澳新军团日的活动，尽管他仍会观看电视转播。

不过，他认为向澳大利亚人普及战争的残酷现实是有价值的。他强调，这绝不是为了美化战争，因为战争是人类所能做出的最阴险的行为之一。

凤凰澳大利亚创伤后心理健康中心副主任安德里亚·菲尔普斯教授指出，该中心致力于为退伍军人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她表示，对退伍军人来说，澳新军团日可能是一个“艰难的日子”。菲尔普斯解释说，平时被压抑或刻意回避的记忆和情绪，往往会在这一天涌上心头。

但她也认为，这个节日在帮助人们进行创伤经历的情感处理、协助他们接受自身遭遇方面，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黑尔和派克而言，澳新军团日既承载着自豪，也伴随着不安，这引发了关于如何铭记兵役历史的深刻反思。

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校区战争研究讲师妮可·汤森认为，这种不安并非新现象。她指出，当前的争论反映了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个更为久远的分歧。

澳新军团日首次设立于1916年，即土耳其加里波利登陆战发生后的第二年。在那场战役中，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年轻士兵为大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沙场。

汤森表示，早期的纪念活动是一种围绕悲伤和失去的“庄严肃穆的缅怀体验”，但这个节日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转变。

在越南战争期间，公众对澳新军团日的支持率跌至冰点。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到电影《加里波利》的推动，以及越来越多澳大利亚人前往海外战场朝圣的影响，该节日的关注度再度回升。

如今，澳新军团精神已成为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核心，加里波利也常被描绘为现代澳大利亚的诞生地。这种定位一直伴随着批评的声音。

2010年，历史学家玛丽莲·雷克和亨利·雷诺兹出版了备受争议的《澳新军团出了什么问题？》一书。书中指出，过度关注澳新军团精神扭曲了澳大利亚的历史，将军事牺牲凌驾于民主、劳工改革和社会进步等其他决定性成就之上。

汤森分析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抵制所谓的“黑臂章”历史观，该词用来形容对澳大利亚历史过度负面的解读。

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观念，即应该关注事物好的一面，而不是坏的一面。她认为这种观念不会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应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问题。

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校区去年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澳新军团日很重要。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至少参加过一次纪念活动，但很少有人定期参与。

尽管澳新军团日依然重要，但公众对澳大利亚参与近期冲突的认知却十分有限。只有56％的受访者了解澳大利亚介入了阿富汗战争，而了解其在伊拉克战争中角色的仅占一半。

悉尼澳新军团纪念馆高级历史学家兼馆长布拉德·马内拉指出，由于越来越少的澳大利亚人与服役军人有直接接触，解释澳新军团日意义的工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他表示，如今已经不再是家家户户都有退伍军人能向下一代讲述战争故事的时代了。因此，社会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在每个郊区和乡镇的街角依然矗立着战争纪念碑。

如今，关于兵役遗产及其在澳大利亚国家地位中核心作用的争论，正是在《布雷顿报告》和罗伯茨－史密斯案的背景下展开的。

但他认为，仅仅因为罗伯茨－史密斯输掉了针对九号娱乐公司旗下报纸的民事诽谤案，就断言他犯下了战争罪，未免“过于牵强”。

在2023年的裁决中，联邦法院基于“盖然性权衡”原则，认定九号娱乐公司关于罗伯茨－史密斯应对非法杀害手无寸铁的阿富汗被拘留者负责的报道在实质上是真实的。

需要指出的是，罗伯茨－史密斯尚未被判犯有任何刑事罪行。在刑事法庭上被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有罪之前，他仍被假定为无罪。

他在受访时直言，布雷顿报告的调查过程存在诸多问题，调查人员履行职责的方式，以及提取信息的技术和方法都令人质疑。

他坦言，任何了解本·罗伯茨－史密斯案诉讼程序的人，都很难再心安理得地加入国防军，并相信自己的利益和福祉会得到充分代表和保护。

2020年《布雷顿报告》发布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法专家唐纳德·罗斯韦尔将其描述为现代澳大利亚历史上同类调查中“最重要”的一次。

他表示，在战争罪调查方面，许多认真对待此类问题的国家都将澳大利亚视为树立了黄金标准。

该报告促使时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于2021年成立了特别调查员办公室，负责调查可能的刑事犯罪并将案件移交起诉。

2023年，前特种空勤团士兵奥利弗·舒尔茨因涉嫌在阿富汗处决一名手无寸铁的阿富汗男子，成为首位根据澳大利亚法律被控战争罪的澳大利亚军人。而罗伯茨－史密斯现在是第二位，且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位。

当澳大利亚人今天在全国各地聚集，参加黎明悼念仪式和游行时，《布雷顿报告》中的战争罪指控和罗伯茨－史密斯案可能会给纪念活动蒙上一层长长的阴影。

澳大利亚退伍军人协会全国主席彼得·廷利表示，对一些澳大利亚人来说，澳新军团日几乎是一种“公民宗教”，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

他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理解作为澳大利亚人的本质和特征，以及这如何在他们的澳新军团精神中体现出来。

廷利指出，对盲目推崇澳新军团传统的批评是合理的，他主张国家叙事应当不断演进。作为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管理委员会的一员，他对此深感自豪，但他也清楚，这仅仅讲述了澳大利亚故事的一部分。

他鼓励澳大利亚人不仅要利用澳新军团日来缅怀牺牲，还要反思他们希望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这并非易事，也不应该是易事，”他总结道。“但从中，你能获得一种非常良好、令人信服的理解，一种在我们的社区中保持平衡的感觉，而这实际上提供了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