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多元经济是必然的选择？

如果说多元经济是必然的选择？

马列学院的专家总是用未来解释现在，而不是用现在预测未来。

私有经济到底是过渡性的，还是长期性的，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因为二百年的经济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全球197个国家中，还能称之为单一公有经济的国家，仅剩朝鲜和古巴，而美国正打算收编古巴。

我们很难想象传统理论如何与现实自洽，唯一的支点是：时间。

把一切逻辑的“终完美”都交给没有时间线的未来，而人们需要回答的是：有生之年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

其实，对多元经济的必然性，政策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只是少了一个在理论上的展开。这说明，如果马列学院的博导们不能与时俱进，将成为俄罗斯文学笔下的“多余人”。中国在达沃斯论坛上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不可能搞计划经济。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从单一的公有经济转向多元经济，是一个被动的选择。

改革开放的前夜，中国最直接的问题是就业。一场风暴之后，秩序恢复了，公检法和行政架构重新行使职能，但企业的恢复是滞后的。从1968年到1978年，企业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年轻一代就业，往往是顶替父母的班，一个萝卜一个坑，父亲退休，儿子上岗。于是有了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全国所有的城市青年都以行政指令的方式从城市转向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就是到乡下自己养活自己。那时，北方地区壮劳力干一天，计一个工10分，价值1到2毛钱，最差的2-3分钱，而一个素包子要6-8分钱。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商品稀缺、就业不足的时代。

中国落后了。1968年人均80美元，当然很穷，但差距不大——新加坡450美元，韩国180美元。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传统理论瞬间变得苍白。1978年中国达到220美元，而新加坡3500美元，从中国的5.6倍扩大至15.9倍；韩国1200美元，也从中国的2.2倍扩大至5.5倍。中国输在了效率上。

米莱最近有个讲话：正义与效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怎么理解？意思是那种遥远的结果正义不真实。它很美丽，但与我们的社会与生活无关，它只是解释了我们维持指令经济的理由。从经济角度看，如果是正义的，一定会体现为更有效的经济生活。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要释放出生产力。

但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无与伦比。私有制，或者说多元经济的崛起是自发的，这个路径是千千万万普通个体自己走出来的。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自己和家人，自发地改写了中国经济的规则，开始在街角卖鸡蛋、擦皮鞋、养长毛兔卖给收购站。两个最有生意头脑的地方，一是温州，二是潮汕，开始有了家庭小工厂。当时一些老同志痛心疾首，感觉社会主义的天要塌了，写信给中央，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于是，政策做出了建国后最了不起的选择，中国走上了多元经济的道路。

这样一个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历程，不知道马列学院博导们的理论，如何介入，并给自己的理论留下记忆。

尽管全国还有1440家马列学院、104个博士点，但我想借助米莱的一句话：马基雅维利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