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俊当街杀警后，冲着宋美龄叫“妈咪”：杀人犯又大摇大摆上街

1939年冬，防空警报划破重庆夜空的那一刻，嘉陵江畔仍有一辆美制敞篷车呼啸而过，车灯刺眼，与街头的昏黄油灯格格不入，方向盘后的女司机戴礼帽、叼雪茄，她就是孔令俊。

这位出身“孔宋”豪门的二小姐，年仅十九岁，已把重庆当成自己的赛车场。她不肯穿旗袍，总是西装马甲配马靴，自称“老子”。陌生路人若看不惯，迎来的往往是一句凉飕飕的“别挡路”。

说到根子，还得追溯到1921年。那年秋天，孔祥熙喜得女儿，取名“令俊”，寄望她端庄秀雅。谁知小姑娘从三四岁起就对木剑、弹弓痴迷，洋娃娃摔得七零八落。一旁的宋美龄看在眼里，非但不拦，还笑着给外甥女添置小手枪，“瞄准，总统府的警卫都比你慢”。

入读金陵大学附中后，她干脆剃平头，早晨翻墙溜去马场，午后开车练甩尾，晚自习时间拆枪擦枪。老师请家长，孔祥熙面沉似水，宋美龄却递来一嘴含糖的台词：“孩子要有个性。”

性子被纵得更野，神通也就多半用错地方。1938年春，重庆独立公园内，她与一名青年因“瞪了我”而拔枪对射，结果两人毫发无伤，旁边三名无辜路人倒下。事后媒体鼓噪，宋美龄只说：“小孩不懂事。”赔钱了事。

一年后，她夜间飙车撞翻路障，值勤士兵受伤。哨兵想拦车，却被她“你也配”三字怼回。军警敢怒不敢言，因为人人都知道，二小姐背后站着的是第一夫人。

转眼到1940年7月，重庆实施宵禁。一天傍晚，交警张树森在中山二路指挥交通，忽见那辆惯常的银色敞篷车迎面开来，他举起手势示意减速。车子却骤停，车门一甩，孔令俊跳下车，揪住他的领章：“你懂不懂规矩？”张树森仍按规程敬礼劝导，她脸色一沉，手枪冷不丁抬起，两声枪响，街口顿时乱作一团。

警察当场身亡。围观群众惊呼四散，而孔令俊仿佛打碎一只杯子般平静，甩掉烟蒂，上车绝尘而去。几小时后，她已在桂园客厅倚着沙发向宋美龄撒娇：“妈咪，我惹事了。”宋美龄眉头紧蹙，却只是轻声道：“别怕，阿姨会摆平。”

舆论这次不买账。《大公报》刊头痛斥“军兴之际，岂容恣杀？”坊间摊贩贴出讽刺画：一只披着军装的小老虎，脚下躺着警帽。更让政府头疼的是，警界集体停岗请愿，要求严惩凶手。蒋介石在黄山别墅批示：“速究”。

然而办案人员刚刚锁定凶器，保密局的人就先把证据收走。孔祥熙公开鞠躬道歉，抚恤金一箱又一箱送到烈士家中。一个月后，风声再起，孔令俊又出现在酒会门口，笑嘻嘻地向摄影记者打招呼。

不少人奇怪，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如此肆无忌惮？答案并不复杂：金钱与裙带。当年的对日物资援助，从飞机零件到罐头牛肉，只要经过财政部必有折扣，差价落在私人账户。孔令俊既是“二小姐”，也是幕后搬运工，熟门熟路。

1941年初，香港沦陷前夕，她押着两只纯血西伯利亚雪橇犬硬闯军机专机，把陈济棠夫妇赶下舷梯。机舱乘务员愕然，她却甩出一句话：“我家的狗先走。”那趟原定运回文化界名流的航班，就这样变成宠物专机。落地桂林时，几十名记者扑空，只拍到狗在机坪撒欢。

有意思的是，同年夏天，蒋介石忽起念头，想给爱将胡宗南牵红线。陈立夫见缝插针，“孔二小姐敢爱敢恨，不妨撮合。”戴笠暗笑，私下对胡宗南说：“兄弟，娶她等于抱颗手雷回家。”胡宗南半信半疑，还是赴约。翠湖边一见面，旗袍加大背头的奇特装扮震得他当场语塞。散步不到一刻钟，他告辞上车，心有余悸告诉友人：“此女，非吾所能驭也。”

抗战胜利后，重庆灯火再亮，孔令俊却没改旧习。她盯上一位空军少校的夫人，强行带回别墅。少校上门理论，被一枪轰倒在院门口，万幸未死。报案无门，他只得忍辱负重调回前线。

1949年冬，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孔家仓促装船外迁。比起战败的凄凉，孔令俊的行李最引人注目——箱笼里除了名犬，还有成捆美元与首饰。码头工人私下议论：“一只皮箱，比咱一辈子挣的都多。”

宝岛生活表面风光，内里却是落寞。孔令俊的名字同新社会格格不入，再也无人敢纵容她扣动扳机。没有了昔日“神挡杀神”的底气，她终日躲在台北豪宅，靠烈酒和名画排遣寂寞。据台北医院1994年病历记载，入院时她已深度营养不良，肿瘤扩散。医生建议化疗，她冷笑：“我死，也是孔家的人，别碰刀。”四个月后，终结于孤单的病房。

回想她短暂而喧嚣的一生，不禁让人警醒：当权力成了免死金牌，法律便沦为摆设；当家族的庇护越筑越高，被护着的人最终也会走入无法回头的深渊。世事轮转，旧日的黑色轿车与雪茄烟味早已散尽，只留下报纸发黄的版面在提醒后人——纵有显赫，也敌不过历史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