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女烈士丁佑君，惨遭敌人凌辱虐待，朱德称她是“好女儿”

1958年3月27日，成都东郊的杏花刚刚绽放，朱德元帅在一座新立的青石碑前驻足良久，手执狼毫，写下十二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丁佑君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墨香四散，围观的群众默然低头，那句沉甸甸的评价，把人们的思绪带回8年前的艰难岁月。

1949年底，西南解放的号角让四川盆地的雾气都似乎稀薄了几分。19岁的丁佑君，这位出身成都富户人家的小姐，在父亲劝她“安心念书、将来相夫教子”的目光中，毅然投考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她说：“新社会来了，总要有人去做新社会的人。”几句话，让家中老管家直摇头，却也没人拦得住她。

在干部学校，她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恩格斯那句“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像火种点在心里。从此，课堂之外，她整日在青年学生中奔走，宣讲减租、土地法，每到夜深才拖着疲惫身子回宿舍。老师打趣：“丁佑君，你是不是想把自己累成‘老革命’？”她咧嘴笑：“革命不分早晚，路在脚下。”

1950年8月，组织任命她为西昌县盐中区妇女干事。那里山高林密，土匪、暗匪、散兵游勇杂处，危险时有耳闻。同行干部提醒她多加小心，她却摆摆手：“再险，也是我的岗位。”自此，她披上粗布夹衣，挎包、草鞋，山道一走就是几十里。每天，她在田埂上讲妇女识字班，在院坝里宣读新政令，村里人亲热地叫她“丁代表”。

剿匪尚未结束，暗流却已涌动。盐中区地头蛇王正中表面拥新，暗里窝匪。9月17日清晨，丁佑君赶到裕隆乡组织夜校汇报，没想到王正中满脸堆笑迎上来：“丁代表，外头乱，快到我家避避。”她思忖片刻，见道路被封，只得随行。谁知这一步，竟踏进了陷阱。

傍晚，十多名持枪土匪破门而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对她软言劝降：“伢儿，交出公粮存放地，可保平安。”丁佑君被反绑，却昂首回敬：“要杀要剐随你们！怕死就不来这儿了。”这句掷地有声，把几名土匪骂得面红耳赤。

夜色愈深，堂屋灯火却映出鞭影横飞。皮鞭、木棍、枪托，雨点般落在她身上。鲜血顺着指缝滴落，地面很快浸出一片暗红。随后的酷刑更是惨绝人寰——钢针、辣椒水、火烙，甚至禽兽般的侵犯。折磨间隙，有个年轻匪徒颤声问头目：“大哥，就这么个女娃，至于吗？”话音刚落，领头的狠狠给了他一脚：“共产党不灭，咱们哪还有路？”恶意像瘴气，窒息周遭。

拷打持续到黎明，丁佑君已奄奄一息，却依旧噙着血丝冷笑：“你们想知道的，我一个字也不会说。”匪首恼羞成怒，将她衣衫撕开，命人把她抬到集市。天色微亮，乡亲被押来围观，枪口指着人群，不许动。她浑身血痕，头发披散，却努力撑起身子，高喊：“乡亲们别怕！新政府一定会回来！革命不会倒！”声音嘶哑，却传得老远，有人落泪，有人咬牙，更多人低声呜咽。

一声枪响划破清晨。19岁的生命定格在泥土与晨雾之间。土匪仓皇逃窜，将遗体弃于山道。赶来救援的民兵只找到残缺的遗容，抬回西昌县城，万余名群众自发前来吊唁。许多老人说，这丫头和几年前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小号手一样，让人心疼又敬佩。

四川军区在简易祠堂里召开追悼会，时任总司令的邓小平发来唁电，高度评价她的英勇。西康省委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并决定为其修建纪念碑。直至1958年春，碑成，朱德挥毫写就那句流传至今的评语，字字沉重。

丁佑君的故事，在西昌一带口口相传。老人回忆，她到村里办夜校时，总带几颗糖分给孩子，遇上挑柴妇人，会抢过扁担替人一程。有人问她：“大小姐，真不嫌脏啊？”她笑着反问：“再脏，能比旧社会还脏？”一句话，说得众人哑然。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遍布川西的“佑君桥”“佑君路”，皆缘于那座青石碑。1959年，当地民兵在剿匪纪念馆外立起石标，写道：“此桥跨越苦难，通向光明”。路人不禁驻足，轻抚碑面弹孔，仿佛能听见那声“别怕”的呼喊。

历史并未随风而逝。19岁的年纪，本该执笔描眉、看花看月，她却选择在枪林弹雨里守护一方百姓。人们常说革命烈士“不屈”，或许在她的词典里，这两个字从不是口号，而是本能。

丁佑君未曾看见后来西昌的稻浪丰盈，也未听见孩子们琅琅书声；但她坚信那一天终会到来，才把生死置之度外。铭刻在石上的“好女儿”四字，早已超越亲情概念，成为千万人民对她的共同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