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宋蓬,来自老挝琅勃拉邦省的一个小村子。三年前我嫁到了中国,丈夫阿东是云南勐腊县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婆婆姓李,我管她叫阿美妈——这是老挝话里对年长女性的尊称,但她不知道,还以为是什么亲热的叫法,每次听见都笑得合不拢嘴。
其实我嫁给阿东这事,村里人一开始没少嚼舌头。一个老挝女人,跑中国来嫁个种地的,图啥?这话我听过,没往心里去。图啥,图他是个实在人,图我妈病了那年,他骑摩托车带她去县城看病,来回六十公里,一句怨言没有。那年我二十一,他在我家门口等了三天,我爹才松口让我跟他走。
嫁过来头一年最难。吃不惯,说话也不利索,阿美妈说什么我听个半懂,我说什么她也一脸懵。婆媳俩就那么比划着过日子,像两个哑巴碰在一起,全靠眼神和手势。阿东白天在地里,晚上回来一身土,累得倒头就睡。我有时候想家,半夜睡不着,就趴窗户看月亮。老挝的月亮和中国的月亮是一个,这么想就好受些。
阿美妈那时候就对我好。她看我吃不惯,学着做老挝菜,第一次做出来的那叫什么玩意儿,糯米蒸得像浆糊,辣酱咸得齁嗓子。我硬是吃完了,她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后来她学会了,逢人就说我儿媳妇爱吃我做的老挝菜,其实她做的还是不咋地道,但那个味道我记着。
日子就这么过了三年,慢慢都好起来了。我学会了普通话,阿美妈也学会了几句老挝话,“你好”“谢谢”“好吃”,每次说都带着浓重的云南口音,把“好吃”说成“好吃喽”,拖一个长音,我听着就想笑。阿东对我也好,不抽烟不喝酒,就是爱看手机上的短视频,蹲在门口能看一两个小时,喊他吃饭都听不见。这事儿我说过他,他嘿嘿笑,说就看一会儿,然后第二天还那样。
说不上后悔,也说不上多幸福。就是过日子,一天一天的。
上个月,大伯给我发消息,说阿爸的腿肿了,下不了地。干活的时候摔的,在家躺了七天,实在扛不住了才去镇上看,医生说骨头错位,要打石膏,花钱。大伯说这话的时候措辞很小心,我知道他什么意思。老家的日子本来就紧巴巴的,我嫁过来之前,家里就靠两亩糯稻田和三只鸡。阿爸六十多了,还去给人家扛化肥,一袋五十斤,扛一袋挣两千基普,合人民币不到八毛钱。就为了这八毛钱,他把腿摔了。
我没敢跟阿东说。不是怕他不给,是怕他难做。家里的钱都在阿美妈手里管着,地里的收入、院子里的鸡和猪,加上阿东偶尔出去打零工,一年到头落不下几个。上个月刚给小叔子交了学费,初中住校,一下要了两千多,阿美妈揪着心口疼了好几天。这时候再说我家的事,我张不开那个嘴。
可我这人藏不住心事。连着三四天,炒菜多放了盐,喂鸡忘了关笼门,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阿东问我咋了,我说没事。阿美妈也看出来,盛饭的时候多给我夹了两块肉,说这两天瘦了,多吃点。
第五天晚上,我蹲在院子里洗衣服,手机震了一下。大伯又发消息来,说阿爸的腿感染了,石膏拆了重新上,钱不够,借了邻居的,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盯着手机屏幕,眼泪吧嗒掉在盆里,溅起小小的水花。
就在这时候,阿美妈不知道什么时候站我身后了。
她没说话,就看了一会儿。我慌慌张张把手机扣过去,擦了一把脸,继续搓衣服。她没问我,转身进了屋。我听见她在屋里跟阿东说话,声音不大,听不清说什么,只偶尔传来阿东“嗯嗯”的回应声。
衣服洗完,我晾好,准备进屋睡觉。阿美妈从她房间里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鼓鼓囊囊的。她走到跟前,把塑料袋塞到我手里,说:“给你阿爸寄回去。”
我打开一看,是一沓钱,有红的有蓝的,红的是一百的,蓝的是十块的,新旧不一,有些边角磨毛了,看得出来是从不同地方凑出来的。我数了数,三千二百块钱。我的手开始抖,嘴张了又合,不知道该说什么。阿美妈拍了拍我肩膀,她的手粗糙,指甲缝里还有白天择菜留下的泥。
“我问过你大伯了,他的腿要好好养,别落下病根。”阿美妈说,“这边你不用担心,地里的事阿东能顶住,鸡我喂得过来。你阿爸那边先用着,不够再说。”
我蹲在地上,哭出了声。那种哭不是伤心,是喉咙发紧,鼻子发酸,眼泪怎么都止不住。我来中国三年,从没在阿美妈面前哭过,总觉得哭是没出息的表现,让人瞧不起。但那晚我没忍住,像个小孩一样蹲在地上哭。
阿美妈也蹲下来,把我搂住,像搂自己的闺女。她身上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还有厨房里熏的烟火气,混在一起,特别好闻。
“别哭了,傻丫头,”她说,“你嫁到我们家,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你阿爸就是我亲家,他不好过,咱不能干看着。”
我抬头看她,她的眼睛也有点红,但没哭。她这一辈子苦过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早就不哭了。她把钱重新装好,系紧塑料袋口,放到我手上,说:“明天让阿东去镇上寄,汇兑那边老挝币也能换,你问问你大伯收到了咋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想我妈走的时候,阿东在床前守了三天三夜。想阿美妈第一次做老挝菜,咸得要命,我一口一口吃完,她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想这三千二百块钱,是她在镇上小超市打工攒的——她每周去两天,给人家理货,一小时十块钱,有时候还带些快过期的零食回来,说扔了可惜。
三千二百块钱,在中国能买什么?一部手机?两桌饭?可在老挝,够阿爸看腿、打石膏、吃药,兴许还能剩点买袋米。这笔钱不多,但我掂在手里,重得像一块石头。
我有时候想,人和人之间的情分到底是怎么来的。按说我和阿美妈,没有血缘关系,语言都不通,她凭什么对我好?我嫁过来之前,我们连面都没见过。可她就是对我好,没有道理,也不图回报。她大字不识几个,不会说漂亮话,一辈子都在土里刨食,可她的心比谁都大。
第二天阿东去镇上寄钱,路过菜市场买了条鱼回来,阿美妈骂他乱花钱,他说今天高兴,吃顿好的。吃饭的时候,我低着头扒饭,眼泪又掉进碗里。阿美妈看见了,说这孩子,怎么又哭了。我说辣椒呛的。桌上那盘炒辣椒我一筷子没动,她没戳穿我,笑着给我盛了碗汤。
后来大伯发来消息,说钱收到了,阿爸的腿好多了,已经能拄着拐杖下地走几步了。我把消息给阿美妈看,她看了半天,说她看不懂老挝字,让我念给她听。我念了,她听完点了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
她说完这两个字,转身去院子里收衣服了。我站在门口看她,夕阳照在她背上,她弯着腰从晾衣绳上取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竹篮里。风吹过来,晾衣绳上剩下的一件白背心晃来晃去,像在跟她挥手。
我没说谢谢。不是不想说,是觉得说了反而生分。有些话轻飘飘的,说出来就散了。有些东西沉甸甸的,不用说出来,也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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