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叙利亚开农场，娶3个当地老婆，一年赚800万现在我觉都睡不好

我叫老赵，今年三十九，在叙利亚待了快十年。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在叙利亚开农场，一年赚八百万人民币，娶了三个老婆，生了六个孩子。我说这些的时候，国内的朋友都觉得我在吹牛。直到我给他们看视频——拖拉机在麦田里跑，一望无际的土地，远处是光秃秃的山。

“你这过得也太爽了吧？”他们这样说。

我笑了笑，没解释。

现在是凌晨两点，我又失眠了。客厅里传来什么声音，像是大老婆在翻身，小儿子又哭了。外面偶尔有沉闷的声响，分不清是远处的炮声还是风吹铁皮的门。这房子去年被流弹打穿过一次，补上了，但墙上那块补丁我每天都要看好几遍。

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那就从我来叙利亚说起吧。

二〇一五年，我在国内干工程，公司效益不好，裁了一批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三十岁，没结婚，没存款，连个像样的手艺都没有。那时候有个哥们儿在叙利亚做农产品贸易，跟我说，你来吧，这边地便宜，水也不缺，种什么都长。

我当时脑子一热就来了。

来了才发现，哥们儿说的是叙利亚，但他没说的是——叙利亚在打仗。

可他已经帮我把前期的事情铺好了。我咬咬牙，租下四百公顷的地，靠近幼发拉底河的一条支流，种小麦、大麦、棉花，后来又开始种橄榄和柑橘。这片土地是真好，黑土，湿润，阳光充足，随便撒把种子都能长出东西来。

第一年就赚了钱。

不是因为我多能干，是因为打仗打得太久了，粮食比子弹还贵。我种出来的小麦还没收割，下游的买家就带着现金在地头等着了。一斤小麦的价格，是战前的二十倍。

当然，代价也是有的。有一次收割机陷进了弹坑里，修了两个星期。还有一次，隔壁村落的交火打了整整三天，我的工人们躲在仓库里不敢出来，等我从城里赶回去的时候，仓库的铁门上全是弹孔。好在都是打穿的窟窿，没伤着人。

我那时候没想过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想过。

也许是因为这片土地给了我活路，比故乡给的还要多。

然后就是第一桩婚事。

三老婆——不对，按顺序是大老婆。她是农场附近村子里的，叫莱拉，那年二十二。她丈夫在战争中死了，带着一个两岁的女儿，日子过得很难。村里有个长老跟我熟，跟我说，你一个单身汉，不如娶了她，按我们的规矩，你能有个家，她也能有个依靠。

我没想那么多。在国内我连女朋友都没正经谈过一个，到叙利亚突然有人跟我说“你娶她吧”，我觉得像个玩笑。可那天我看见莱拉了，她抱着女儿站在长老家门口的枣树下，瘦得像一根柴火棍，眼睛却非常安静。她不看我，低着头，什么话也没说。

我问长老：“她愿意吗？”

长老说：“她愿意。”

后来我才知道，在那种地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如果没有男人庇护，真的活不下去。不是物质的问题——是安全的问题。她在村里没有父兄，走在路上都会被人欺负。

我娶了她。

按叙利亚的法律和习俗，我履行了所有手续，给了她家一笔聘礼，办了一场小小的婚礼。那天晚上没什么浪漫的，她把女儿哄睡了，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我们坐在院子里，看着远处山头上不知道哪一方武装的灯光，沉默了很久。

莱拉先开的口。她说：“你别怕，我会好好跟你过日子。”

我说：“我也不太会当丈夫，你多包涵。”

这就是我的第一段婚姻。

二老婆叫法蒂玛，是二〇一八年来的。那时候我的农场已经做大了，雇了四十多个工人，还买了几辆卡车跑运输。莱拉帮我管账，她虽然没上过什么学，但数数算钱特别利索，阿拉伯数字写得比我工整。

法蒂玛是莱拉的远房表妹。她家在大马士革，仗打到城边上了，一家人逃难到我这边来。她父亲是个木匠，到了农场就给工棚修修补补。法蒂玛那时候十九岁，总在田埂上跑，帮她父亲搬木头，扎一条粗大的辫子，脸上有雀斑，笑起来声音很脆。

她先跟我表白的。就站在拖拉机旁边，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说：“我想嫁给你。”

我当时都傻了。我说我有老婆了。

她说她知道。她说她不在乎。

后来我才明白，在那种兵荒马乱的环境里，一个年轻女人最迫切的需求不是爱情，是安全。她需要一张长期饭票，一个能挡住外面世界的男人。我恰好长了这副身板，有地有房有枪——对，我有枪，持枪证那种，合法防身用的。

莱拉对这件事倒是很平静。她跟我说：“如果你娶了她，她就安全了。你要是不娶，她早晚会出事。”

我后来想起这句话，觉得莱拉说的“出事”可能是很严重的事。在那片土地上，年轻的女人没有归属，就等于羊没有围栏。

于是我娶了法蒂玛。

三老婆是去年才过门的，叫阿伊莎。

阿伊莎和前面两个都不一样。她是城里人，读过大学，英语法语都很好，本来是联合国一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后来那个机构撤了，她没了工作，又不想离开叙利亚，就来农场应聘当了我的翻译和对外联络人。

她帮我对接国际采购、谈出口合同、写报告、填表格。那些英文条款我看不懂，她一条条讲给我听。她穿着打扮也跟本地女人不同，不戴头巾，喜欢穿牛仔裤和卫衣，头发染成深棕色，扎个马尾。

我跟她日久生情，这个“情”是真的情，不是庇护也不是安全需求。我们聊得来，她懂我在想什么，我懂她的理想——她说她想重建这个国家，哪怕是一小块一小块地重建。

“等战争结束了，我要把农场的模式复制到整个省。”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真的有光。

可问题也来了。我已经有两个老婆了。

按叙利亚法律，穆斯林男子最多可以娶四个，条件是能公平对待每个妻子。我不是穆斯林，但因为我娶了莱拉，当地宗教法庭给我开了特例，认定我适用相关法律。

阿伊莎说，她不在乎做第三个。

我说，我在乎。

在乎的不是数目，是我扛不扛得住。

三个老婆，六个孩子——莱拉生了两个，法蒂玛生了三个，阿伊莎刚生了一个，还在哺乳。六个孩子啊，小的刚满月，大的已经七岁了，就是我刚来时莱拉带的那个女儿。她叫我爸爸，叫得比亲生的还亲。

每个老婆一套房子——我盖不起别墅，但至少每人一套独立的院落，挨在一起，共用一个大院子。吃饭分开，账目分开，我每周轮流去各自的房子住。公平，法律要求公平，我自己也要求公平。

可公平哪是做得到的？

我去了莱拉那里，法蒂玛的孩子就哭着打电话来，说爸爸我想你了。我去了法蒂玛那边，阿伊莎就会发消息说她今天不舒服，能不能来看看。我不是说她们争风吃醋——她们都是很好的女人，比大多数女人都好——但人心不是机器，做不到精确配平。

更麻烦的是，她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变。莱拉和法蒂玛原本是表姐妹，相处得还不错，阿伊莎来了之后，莱拉觉得阿伊莎的文化比我高，会抢风头；法蒂玛觉得阿伊莎是城里人，看不起她们乡下人。三个女人坐在一起的时候，表面上和和气气，暗地里谁都不看谁。

我有一次试着把三家叫到一起吃饭。饭没吃完，法蒂玛的大儿子和莱拉的儿子为了一个玩具打起来了，两个妈妈各自护着自己的孩子，阿伊莎在中间劝架，我也在劝，场面乱成一锅粥。最后是莱拉说了一句：“你要是忙不过来，就别硬把我们都凑一块儿。”

她说的是好意，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八百万。

很多人听到这个数字眼睛就亮了。可你知道八百万是怎么来的吗？

我们种的小麦，一斤在国内卖两三块钱，在叙利亚能卖到十块钱。棉花的差价更大。这不是因为我多厉害，是因为这个国家在生产，却没有足够的运输通道；有人在饿肚子，却没有钱买别人的粮食。我的八百万，每一块钱上都沾着这片土地的伤痕。

要维持这样的收入，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农场的管理、工人的薪水、设备的维修、灌溉系统的维护、市场的对接、武装检查站的通行证、当地部落的关系……每一件事都能让人焦头烂额。

去年夏天的干旱差点让我破产。今年春天蝗虫啃掉了我三十亩麦子。上个月有一伙武装人员路过，在我的北边田里挖了两条战壕，我花了一周时间才填平。

而睡觉的问题，从去年冬天开始越来越严重了。

先是入睡困难。躺下来脑子就不停地转——明天要付哪笔款，后天谁家的长老过生日该送什么礼，大儿子的学校要不要换一家更安全的，仓库里的化肥还够不够。

好不容易睡着了，又总是在凌晨醒来，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有时候是被惊醒的。上个月有两次夜里听见爆炸声，一次很近，震得窗户哗哗响；一次很远，轰的一声闷响，像是大地叹了口气。我跳起来就往孩子的房间跑，确认每个孩子都在，每个老婆都在，才坐回自己的床上，心还咚咚跳着。

有时候没有任何声音，就是自己醒了。醒了之后脑子清楚得可怕，想到的都不是好事。比如，我现在的资产和土地，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事，她们三个女人六个孩子怎么办？按照当地的法律和习俗，我的遗产会被怎么分割？会不会有人来争夺？会不会有人趁我不在把她们赶走？

再比如，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结束了之后，粮食还值不值这个价？没有了战争红利，我的农场还撑得住吗？

再比如，我老了怎么办？在国内，一个人老了有社保，有养老院。在这里，我连个像样的医疗保险都没有。去年我感冒发烧到四十度，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那针管都不知道用了多少次了，针尖都钝了。

最让我睡不着觉的，是身份。

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国内。我的父母都还在农村老家，我妈每年过年都打电话问我：“今年回来不？”我说回不去，农场走不开。她说“哦”，然后沉默很久。我挂了电话，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我不是没想过回去。可回去了，她们怎么办？莱拉、法蒂玛、阿伊莎，还有六个孩子。她们不会跟我回中国的——语言不通，文化不同，她们在叙利亚还有亲戚，还有根。回去，对她们来说就是连根拔起。

不回去，我这一辈子就永远挂在半空中了。

前几天，阿伊莎半夜醒来发现我没睡，轻声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想些事情。

她趴在我胸口上说：“你是不是后悔了？后悔娶了我们。”

“没有。”我说得很快，快得连自己都觉得不太有说服力。

阿伊莎没再问，她把脸埋在我肩膀上，呼吸慢慢变得均匀。她睡着了。她信任我，沉甸甸的信任压在我身上，比任何东西都重。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有一块水渍，形状像叙利亚的地图。我看着那块水渍，听着外面的风声，想着明天要给拖拉机换机油，要给莱拉交电费，要给法蒂玛的儿子买书包，要给阿伊莎的女儿打疫苗。

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天亮了，我又该去农场了。

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年赚八百万，三房老婆，六个孩子，和一个睡不好的男人。

你要问我后不后悔？

我不知道。

我只是每天早上走进麦田的时候，闻到泥土的味道，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照亮那些绿油油的苗子，心里会有那么一瞬间的踏实。

就那么一瞬间。

然后又是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里，我继续当我的农场主，继续当我的丈夫和父亲，继续在这片被战争撕裂了的土地上，种着粮食，数着钱，扛着一切，然后——

今晚，大概还是会睡不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