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笔记58 ：亨利三世为何引发贵族反叛？

1、1232年7月，权倾朝野的大法官休伯特·德·伯夫被亨利三世正式免职，从此彻底失去了接近国王的机会。他被免职的直接原因，是有人指控他鼓动民众攻击意大利神父、没收其财产，而教宗早已在调查他的第三次婚姻是否合规，德·伯夫因此心生不满、图谋报复，却完全错判了年轻国王对教廷的绝对忠诚。亨利三世听从了身边“信仰虔诚之士”的劝告，果断将其罢黜，而在背后推动此事的核心人物，正是国王的导师、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什。德·伯夫倒台后，德·罗什趁势崛起，迅速将自己的外甥彼得·德·瑞沃引入宫廷，任命其为财政大臣与王室大管家，掌控了王国的财政大权。德·罗什与德·瑞沃都来自普瓦图，这里是亨利三世母亲的故乡，大批普瓦图人随之涌入英格兰宫廷，他们彼此照应、相互提携，占据了朝堂的核心权位，而亨利三世对这伙外来者的欣赏与信任，远远超过了对英格兰本土贵族的关切，这也成为国王与本土贵族矛盾爆发的开端。

2、13世纪的英格兰，早已是欧洲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室之间的跨国联姻，不仅是外交事务，更深刻影响着国内的政治格局。亨利三世的姐姐，嫁给了有着“世界奇迹”之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1236年，亨利三世本人迎娶了普罗旺斯的埃莱诺为王后，而王后的萨伏伊家族亲戚，也随之在英格兰宫廷中获得了巨大的势力。埃莱诺的姐姐，嫁给了法王路易九世，欧洲各国的王室通过联姻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结的超级大家庭，可这个大家庭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和睦，亨利三世也几乎命中注定般，被卷入了法国与意大利之间无休止的争端之中。而对英格兰国内政局影响最大的，是王后带来的萨伏伊家族势力：萨伏伊的彼得被赐予了约克郡的里士满伯爵领地，主持修建了著名的萨伏伊宫；萨伏伊的博尼法斯，更是被直接册封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亨利三世始终认为，整个王国都属于他个人，他有权随意将土地、爵位与权位分配给自己的外国亲戚，却全然不顾本土贵族的利益与不满，这让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

3、亨利三世虽一生热爱和平、厌恶战争，却始终有着收复安茹帝国的执念，他始终想要夺回父亲约翰王手中丢失的、位于法国的大片领地，可他面对的，是实力强大、治国有方的法王路易九世，而他本人又毫无军事才能，注定了这场执念终将以失败收场。安茹帝国的领地中，仅剩加斯科涅还在英格兰的掌控之中，可这片土地也时刻面临着法王与周边王国的威胁，全靠亨利三世的弟弟康沃尔的理查率领远征军，才勉强维持住了安茹王室对当地的微弱控制权，除此之外，王室在欧洲大陆的军事行动几乎一无所获。亨利三世曾亲自率领水师进军诺曼底，满心期待当地民众会闻风起义、响应他的军事行动，可最终却无人响应，他的这次出兵，未打一仗便黯然返航，成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无效侵略，不仅耗费了国库的大量资金，也让英格兰贵族对他的军事能力彻底失去了信心。

4、首次远征法国失败12年后，亨利三世再次集结大军重返法兰西，试图收复失地，可他的军队再次遭遇了惨败，亨利三世被迫率领残部撤退到加斯科涅的行政中心波尔多，最终只能与法兰西签订停战协定。这次远征除了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之外，更重要的影响，是让国王与英格兰贵族的矛盾彻底爆发。英格兰的贵族们，极其不愿意为亨利三世的法国战争出钱出力，他们明确提出，英格兰的国王，不应该为祖先位于法国的土地而战，诺曼底、普瓦图、加斯科涅，早已不再被视作英格兰国土的延伸，英格兰的岛国身份认知，在这一时期已然彻底形成。这次远征的惨败，让亨利三世在贵族中的威望跌至谷底，也让贵族们深刻意识到，必须通过强硬的手段，限制国王的权力，阻止他继续以无意义的战争消耗王国的财富与国力。而这种岛国认知的形成，也深刻影响了英格兰日后的发展方向，为亨利三世之子爱德华一世一心征服苏格兰、威尔士，奠定了思想基础。

5、亨利三世的接连失败，也印证了安茹帝国一旦解体，便再也没有恢复的可能。除了盛产葡萄酒的加斯科涅之外，安茹帝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地，尽数落入了法王手中，加斯科涅为英格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葡萄酒，波尔多年份酒至今仍深受欢迎，有史家曾调侃，安茹帝国最终只留在了英格兰的葡萄酒架子上。可加斯科涅也给英格兰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为了保住加斯科涅公爵的头衔，亨利三世必须向法王宣誓效忠，可英格兰的一国之君，又怎能沦为他国君主的封臣？这种尴尬且矛盾的地位，不仅让英格兰王室颜面尽失，更成为了日后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的核心起因之一。与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亨利三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的经济繁荣，长期没有大规模战事的和平局面，让领主与佃农不必再离开土地远赴战场，能够专心从事农耕生产，现存的文献显示，这一时期英格兰的土地交易量大幅上涨，各类农事手册大量涌现，农业的盈利水平，达到了罗马人占据英格兰以来的巅峰。

6、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经济繁荣，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相较于横征暴敛的理查一世与约翰王，亨利三世受《大宪章》的约束，从臣民手中征收的赋税要少得多，他的王室收入，主要依赖对王室领地的经营，以及司法领域的相关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财富在英格兰国内的自由流动。到了13世纪30年代末，英格兰与法兰西、弗兰德斯之间动荡的外交关系逐渐缓和，英格兰向这两个地区出口的羊毛数量大幅增长，整个13世纪，英格兰的海外贸易量增长了三倍，大量白银涌入英格兰，极大地带动了沿海城镇与商业阶层的发展，当时的民间歌谣，都在赞美科夫的大理石、林肯郡的鲜红色布匹、格洛斯特的铁与格里姆斯比的鳕鱼。但经济繁荣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分化，随着人口增长，物价持续上涨，工资水平却长期处于低位，能力较强的富裕农民不断扩大地产，而贫困农民的耕地则越来越小，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底层民众的生活愈发艰难。

7、亨利三世曾直言，英格兰的重要人物不超过两百人，而他熟悉其中的每一个人。这些大贵族通过联姻与从政，形成了紧密联结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地方行政与司法事务中相互勾结、彼此照应，形成了稳固的地方势力。而亨利三世长期宠信普瓦图、萨伏伊的外国廷臣，将核心权位与大量土地赏赐给外来者，直接损害了这些本土贵族的核心利益，也引发了他们对国王的强烈不信任。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13世纪的英格兰，本土民族意识正在快速崛起，这些贵族大多在英格兰本土出生，对“本地”与“本土”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在亨利三世统治的第六年，圣乔治节正式成为英格兰的全国性节日，圣阿尔本斯的修士编年史家也在著作中写道，不会说英语的外国人，在英格兰已经开始受到轻视。这种本土民族意识的觉醒，让国王与贵族的矛盾，从单纯的利益之争，上升到了本土利益与外来势力的对立，矛盾也变得愈发不可调和。

8、普瓦图廷臣对土地与财富的贪得无厌，让他们的外国人身份愈发招致英格兰人的怨恨，他们不仅在宫廷中领取高额年俸，还不断索要土地与金钱，而他们的所得，必然是以损害本土领主的利益为代价。1233年春天，英格兰的显贵们联合放出话来，只要御前会议有“外国人”在场，他们就绝不会参会；国王的代表则强硬回应，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力选用客卿，将动用必要的武力平息这场贵族哗变。同年6月，亨利三世召集领主前往牛津开会，却遭到了贵族们的集体拒绝，他们向国王发出通牒，要求推翻亨利的统治、驱逐所有外国人、另立新王。亨利三世震怒之下，宣布这些贵族犯下了藐视王权的重罪，将他们定为流放犯，把他们的土地尽数赏赐给了普瓦图的廷臣，双方就此爆发战争。贵族的军队在六个月内接连击败王军，最终亨利三世被迫投降认输，赦免了反叛的贵族，将部分普瓦图廷臣赶出了朝廷，可他却始终没有吸取教训，依旧本能地偏向自己的法国亲戚，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只是暂时平息，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9、亨利三世统治的中后期，他的统治危机愈发严重，贵族们对他的不满也积累到了临界点。他始终没有改变宠信普瓦图人与萨伏伊人的做法，朝堂大权长期被外国势力把持，王后埃莱诺也在朝政中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国王听到的大多是迎合他的馊主意。他在政策制定上优柔寡断、朝令夕改，毫无君主的决断力，同时又过度受制于罗马教廷，甚至公然无视《大宪章》的核心原则，有英格兰贵族抗议他违背宪章条款时，他竟直言：“为什么我非得遵守这部宪章？我的大臣们，无论是教宗使节还是贵族，都没把它当回事。”他多次向议会索要巨额资金，1244年，他向议会索要大笔军费，贵族们趁机要求由他们推选掌管司法与财政的首席政法官、财政大臣，可亨利三世仅以再次发誓遵守《大宪章》敷衍了事；四年后他再次索要款项，贵族们直言斥责他，将国库收入都浪费在了无用的宗教游行与蜡烛上，他的吃穿用度，都是从臣民手中巧取豪夺而来；又过了五年，他以组织十字军远征圣地为名再次要钱，却无人相信他的承诺，最终只能再次发誓遵守《大宪章》，才拿到了资金，可转头便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这位国王一生都在法律的约束下苦苦挣扎，他的统治根基，也在一次次的背信弃义中彻底崩塌。

10、1257年的西西里王位事件，成为了压垮亨利三世与贵族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亨利三世曾向教宗许诺，支付一笔高达135541马克的巨款，以此换取自己的儿子埃德蒙登上西西里国王的宝座，可最终这场政治冒险以彻底的惨败告终，王位没能拿到，巨额的债务却一分不少地留了下来。为了偿还这笔债务，亨利三世在1257年4月召开议会，再次向贵族与民众索要巨额资金，而此时的英格兰，正遭遇着百年不遇的严重饥荒。1257年英格兰庄稼全面歉收，到了第二年春天，小麦的价格暴涨了两倍半，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在书中记载，这场饥荒中，数不清的穷人浑身浮肿、肌肤溃烂，三五成群地倒在猪圈里、粪堆上与街道的尘土中，活活饿死。当时的英格兰，有近六成的农业人口穷得连税都交不起，国家的资源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底层民众在饥荒中苦苦挣扎，却没有任何人救助他们，“国家”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可身处绝境的亨利三世，全然不顾民众的死活，只关心自己的财政问题，这让他彻底失去了民心，也让贵族们下定决心，采取极端措施限制他的王权。

11、1258年4月末，忍无可忍的英格兰贵族，发动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兵谏。一众全副武装的贵族，闯入了威斯敏斯特王宫，他们故意将宝剑放在大厅的入口处，才按照规矩向国王行礼。亨利三世看到寒光闪闪的武器，顿时吓得心慌意乱，颤声质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你们想俘虏我这个可怜人？”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格德代表众贵族回应：“不！主上！我们只希望，那些令人忍无可忍的可恶普瓦图人，以及所有外国人，能像惧怕狮子一样，从你我眼前滚蛋。这将是身在天堂的上帝的光荣，也会平息国内良善之士的怒气。”随后，比格德代表贵族，要求国王接受他们的改革建议，贵族们早已私下达成共识，要求国王必须接受一个24人组成的委员会的指导，其中12人由国王选定，另外12人由贵族推选，若国王不接受，等待他的将是一场全面内战。亨利三世在内战的威胁与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下，最终被迫接受了贵族的全部条件。同年夏天，24人委员会发布了改革宣言，这份被后世称为《牛津条例》的文件，明确规定国王必须接受15人贵族咨议会的指导，由议会自行选举产生首席政法官与财政大臣，咨议会掌控国玺，无需国王在场即可处理所有国务。至此，亨利三世彻底沦为了有名无实的“幼主”，英格兰的王权，第一次完全落入了贵族手中。

12、《牛津条例》建立的贵族政府，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便宣告彻底垮台。这套制度从诞生之初，就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英格兰的大权，31年来始终掌握在国王一人手中，根本不可能由15名贵族分治而不出乱子。贵族们很快就因为控制国王的性质与目的争吵不休，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地方利益，毕竟他们都是各郡的豪强，其地方利益未必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不少咨议会的成员，只顾着借改革之名扩大个人的势力，全然不顾国家的治理。更重要的是，没有国王的出面，贵族们根本无法处理与欧洲其他君主的外交事务，整个国家的对外交往陷入了停滞。与此同时，罗马教宗发表通谕，正式宣告亨利三世不必履行在贵族强迫之下做出的所有承诺，通谕中直言，国王被臣下扣押，如同樵夫被自己的斧子砍伤，这份协议本身就不具备合法性。亨利三世随即宣布，贵族们剥夺了他的王权与尊严，他躲进了象征王权的伦敦塔，重新执掌了国家政权。可这次掌权仅仅持续了两年，他再次引入外国雇佣军，重新宠信萨伏伊的外国廷臣，引发了贵族们更强烈的不满，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已然在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