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质回国后乱套了，税务部门追讨税款，家属深陷司法迷宫

法国海外前人质艰难的归国之路孤立无援、缺乏后续跟进、行政手续繁琐……对于许多曾在海外被扣为人质或遭羁押的法国人而言，磨难在回到法国后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他们在迷失方向与被遗弃感之间苦苦挣扎。“生活万岁！”4月8日，在爱丽舍宫的花园里，雅克·帕里斯与塞西尔·科勒共同庆祝他们在伊朗近四年羁押生活的结束。这句话道出了他们内心的如释重负。对于归国后的生活，这句话却只字未提。“刚到家时，有人管我们。但之后，我们就只能自生自灭了。”19岁的伦纳特·蒙特洛斯在2025年骑自行车游历伊朗时被捕，在该国被关押了四个月。他形容自己的归国经历异常残酷。

他在马恩河谷省圣芒代市的贝然军医院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决定返回位于贝桑松的家中。虽然有关部门为他安排了心理辅导，但两次心理辅导之间的时间间隔很长。“回国的日子几乎和被关押时一样难熬。我感到孤立无援，什么都不想做。”半年后，他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开始运动，也重新和朋友聚会。但他依然没有找回原有的生活节奏，他表示：“我觉得自己和所有人脱节了。”

其他人也同样面临着这种脱节感。41岁的瑜伽教练卡米洛·卡斯特罗于2025年6月至11月期间在委内瑞拉遭到羁押。他回国时，在奥利机场受到了媒体和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的迎接。

他并没有被安排住院接受检查。他的继父伊夫·吉尔伯特回忆说：“他们只给了他一些安眠药和一个可以拨打的电话号码。”

在南美洲生活了十五年多之后，他现在必须重建一切。吉尔伯特表示：“他带着创伤从零开始，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路易·阿诺曾于2022年9月至2024年6月期间在伊朗遭到羁押，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内心革命》一书。他总结道：“当你走出监狱时，你的生活已经被剥夺了。”他认为，必须重新掌控一切，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残酷的体验。

随之而来的是繁琐的行政手续。40岁的本杰明·布里埃尔表示：“这就像挨了一记耳光。”税务部门指责他在被关押期间没有进行任何税务申报。

从2020年5月到2023年5月，他一直被关押在伊朗。回国后，他不得不马不停蹄地在社会保障局和法国就业局之间办理各种手续。他抱怨道：“没有任何帮助，也没有后续跟进。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如今担任“紧急人质”协会负责人的布里埃尔强调：“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仅存的力量回来的。而有些人，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我试图恢复正常生活”

今年1月，该协会的28名曾在海外被扣为人质或遭羁押的人员及其家属，向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发出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要求获得“清晰、明确且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利”，并呼吁建立一个“连贯且统一”的法律框架，以认定在海外遭受的任意羁押。

“紧急人质”协会主张为这一群体设立专门的法律地位。布里埃尔强调：“我们被捕仅仅是因为我们是法国人。”他同时谴责了目前名目繁多的身份界定，认为这严重阻碍了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这些身份区分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们直接决定了受害者能否获得损害认定和赔偿。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框架，一些案件在“恐怖主义行为及其他犯罪受害者保障基金”那里碰了壁，该基金要求申请人提供羁押具有任意性的证据。

对于家属而言，这场磨难同样在延续。索菲·亨特辞去了在日内瓦联合国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营救弟弟卢卡斯的行动中。她坦言：“生活显然被划分成了出事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她表示：“我试图恢复正常生活。但我依然深陷法国司法程序的迷宫之中。”一直关注此事的法国阿摩尔滨海省复兴党议员埃里克·博托雷尔认为，国家必须能够“将他们的家属视为间接受害者并提供支持”。他强调，家属也理应获得某种形式的赔偿。

法国外交部的一位消息人士声称，在人质被扣押期间以及回国初期，政府的“动员是全方位的”。该消息人士指出，随后的支持工作由隶属于司法部的部际受害者援助代表团负责，该机构主要负责提供医疗和心理跟进，以及在行政和社会手续方面提供协助。

本杰明·布里埃尔在处理自己的案件时，从未与该代表团取得过联系。据受害者援助代表团解释，这项专门针对遭任意羁押者的机制“只能在外交部提出要求时才能启动”，而且在布里埃尔获释时，该机制“尚未投入运作”。

埃里克·博托雷尔强调：“我们需要更好的协调机制。”他补充说，为了简化这些繁琐的流程，“我们必须能够绕过一些适用于普通人的常规限制”。本杰明·布里埃尔则提到了设立单一对接窗口的必要性：“我们需要有人对我们说：‘你出国前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理顺这些事情。’”

在其他国家，类似的机制已经存在。美国在2020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设立了多个实体和程序，专门处理美国公民在海外遭到无理羁押的案件。美国国务院可以授予这些受害者“遭错误羁押者”的身份。

索菲·亨特的弟弟拥有法国和美国双重国籍，他便从中受益。法国在这方面却毫无作为。索菲质疑道：“如果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已经认定了这是一起任意羁押事件，为什么法国做不到？”

埃里克·博托雷尔缓和了语气，他指出：“我们不可能制定出一部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单一法律。但这其中的复杂性不应成为我们不作为的借口。”这位议员表示，他准备召集各方进行磋商，随后提交一份法律草案。他期望：“希望这能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最理想的情况是在入夏之前。”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劳伦特·维纳蒂尔于2024年6月至2026年1月期间在俄罗斯遭到羁押，他的母亲布丽吉特·维纳蒂尔强调：“我们得到了完美的后续跟进，有关部门非常深入地倾听了我们的诉求。”

路易·阿诺也赞同这一观点：“我们很幸运，政府动员了一切力量把我们救出来。”但他同时也委婉地指出：“但是，为了帮助受害者重建生活，政府的支持必须贯彻到底。”

尽管如此，对于许多人来说，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剩下的只有等待。等待一个法律框架、一个合法身份，以及一个迟迟未能到来的答复。对于前人质及其家属而言，归国后的生活依然在行政和政治的拖沓中步履维艰。

伊夫·吉尔伯特叹息道：“我们希望能出台一部法律。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重获自由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它只是将磨难转移到了另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