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仇恨组织自导自演，27万美元养出新纳粹，最后卷走近十亿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因资助2017年夏洛茨维尔新纳粹集会等极端主义活动而遭到起诉，这一事件打破了自由派在种族、移民和“伊斯兰恐惧症”问题上制造的恐慌。

对于大多数犹太人及许多其他民众而言，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团结右翼”新纳粹集会，是美国近代史上最令人震惊和不安的时刻之一。夜幕下，仇恨煽动者举着火把游行的画面，让人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纽伦堡集会，这让各地的犹太社区深感恐惧。

实际上，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内及周边发生的事件规模相对较小，仅有数百人参与。这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加上一名抗议者被种族主义暴徒杀害的事实，让许多美国人深信，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已将国家推入了一场危机之中。

但是，如果事实证明，在这些参与者的资助方中，有一个组织不仅大肆炒作极右翼的威胁，还借此通过筹款激增而大发横财呢？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美国公众对于此类极端分子以及现任总统特朗普所谓威胁的认知基础，或许都需要重新审视。

事实证明，这正是夏洛茨维尔事件的真相。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因涉嫌欺诈而遭到起诉，这一事件理应让外界重新审视那些关于特朗普的恐慌与危言耸听。此前，分析人士与媒体曾大肆渲染，声称特朗普在为种族主义者撑腰，并引发了种族主义、排外情绪、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的泛滥。

该中心被控将从轻信的自由派捐赠者那里筹集的数百万美元，输送给了极右翼活动人士。在辩护中，该组织声称其正在开展一项庞大的卧底行动，旨在获取极端分子的情报，以便更好地向全国通报危险组织带来的威胁。其资助者对资金的真实去向一无所知。

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起诉书便会发现，该中心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在调查极端主义，不如说是在协助制造极端主义。

事实上，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资助了夏洛茨维尔集会的一名组织者，向其支付了27万美元，让他在网络上发布种族主义言论，并将其他极端分子运送到弗吉尼亚州中部。

关于夏洛茨维尔事件最大的迷思在于，外界指责特朗普曾将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协助召集的新纳粹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称为“非常优秀的人”。这个谎言早被揭穿——总统当时指的是那些对拆除南方多座雕像感到不满的人，而非新纳粹分子和三K党成员。尽管如此，许多民主党人及左翼人士仍坚持散布这一指控，以此来支撑他们关于特朗普鼓励并纵容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叙事。“功能获得型”种族主义

外界普遍深信夏洛茨维尔事件具有重大影响，但这种信念的根基比想象中更为薄弱。那里发生的一切并未得到总统的认可。

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那些自称反种族主义、实则愤世嫉俗的自由派人士制造出来的。正如《国家评论》的丹·麦克劳克林所指出的，夏洛茨维尔事件是一个“功能获得型种族主义”的案例，这一比喻源自可能导致疫情的危险病毒研究。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究竟是构成了刑事欺诈，还是仅仅属于应受谴责但在技术上并未违法的弄虚作假，最终将由法院来裁决。但无论案件结果如何，关于其行为的曝光，都理应促使人们重新评估该组织及其他左翼人士对美国极端主义的诸多论断。

尽管该组织有着暗箱操作和不负责任指控的黑历史，但传统媒体中的一些人仍将其视为可靠的信息来源，甚至至今仍在为其辩护。他们不应仅仅因为起诉书来自特朗普政府就将其全盘否定。相反，分析人士指出，媒体应当认识到，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发出的、并被其媒体盟友放大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动机：即推动其所谴责的极端主义，从而在随之而来的社会焦虑中获取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利益。

此外，关于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讨论也不应仅仅局限于欺诈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是推动重新界定美国极端主义定义的主要力量。

该组织将其关注范围从三K党和新纳粹组织的至上主义者，扩大到了批评开放边境政策或反对非法移民的群体。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批评者，以及指出穆斯林支持反犹太主义的人士，同样被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贴上了“仇恨团体”的标签，而这些标签随后又被自由派媒体反复咀嚼与传播。

在这种背景下，外界认为，该案件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起诉书中所列具体行为的质疑。该组织以及那些不明智地继续为其背书的人，共同营造了一种压抑的氛围，导致对公共政策的合法批评也被扣上了极端主义的帽子。

承认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许多工作的欺诈性质，并不意味着否认美国存在极端主义，也不意味着否认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种族主义确实存在，白人至上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亦是如此。事实上，只需在社交媒体上稍作停留，或浏览互联网上的内容，就不难发现仇恨煽动正在抬头发酵。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问题在于，它始终对仇恨言论抱有狭隘的偏见。这个总部位于亚拉巴马州的组织最初构想于1971年，旨在对抗统治美国南部直至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胜利的“吉姆·克劳”种族主义残余。但在创始人莫里斯·迪斯的领导下，它很快演变成了一个党派色彩浓厚的机构，其主要目的变成了向那些倾向于认为仇恨仅来自政治光谱某一端的捐赠者筹集巨额资金。

在这种运作模式下，它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首先，它对仇恨的定义刻意回避了来自左翼的仇恨源头。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声称，其对反犹太主义的关注与对针对非裔或拉美裔美国人的偏见一样重视。它却完全无视了10月7日之后激增的仇犹情绪，这些情绪根植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血腥诽谤，并在大学校园、城市街道及其他地方引发了大量针对犹太人的攻击。

该组织变本加厉地散布关于“伊斯兰恐惧症”的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指控那些致力于揭露穆斯林和阿拉伯社区对犹太人及其权利进行恶毒攻击和去合法化浪潮的团体。该中心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这样一个公开的反犹太组织视为可靠的信息来源和盟友，仅凭这一事实，就足以让人看清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是否值得信任。

另一个问题是，它决定将这种标签强加于保守派所倡导的议题上；这些议题或许存在争议，甚至备受非议，但绝非出于偏见。通过这种方式，它在破坏关于极端主义的全国共识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将这一概念异化为主要由党派立场来界定，而非聚焦于打击真正的仇恨煽动。

这甚至还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南方贫困法律中心一直因其工作场所中被许多人称为种族主义的行为，以及长期存在的欺诈操作而饱受诟病。

早在1995年，该组织就因种族歧视而遭到抨击，《蒙哥马利广告人报》和《哈泼斯杂志》的调查均记录了这一点。2019年，该中心解雇了迪斯，原因是他对女性和非裔美国员工的不当行为以及财务违规。

尽管如此，关于该组织职能失调的抱怨依然挥之不去。许多曾在那里的员工原本以为这是一个致力于消除偏见的机构，但很快便发现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敛财。关于其内部问题的传言和报道一度削弱了它的吸引力，但夏洛茨维尔事件却让它获得了喘息之机，甚至重获新生。

这场新纳粹集会成为了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筹款活动的核心，帮助其在事件发生后筹集了惊人的1．32亿美元。在夏洛茨维尔事件之后，苹果和摩根大通等公司，以及乔治·克鲁尼和阿玛尔·克鲁尼等名人，都争相向该中心捐款。

它斥资数百万美元资助潜伏在仇恨运动中的特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骗局。这同时也是一笔极佳的投资。到2024年，该组织声称拥有近十亿美元的资产，并获得了1．29亿美元的收入——对于一个自诩为民权倡导者的组织来说，这些数字令人咋舌。

同样重要的是它如何使用这笔资金。它扩大了行动范围，与其说是在打击种族主义，不如说是在抹黑任何不认同自由派关于非法移民、批判性种族理论、定居者殖民主义和性别意识形态等“灵丹妙药”的人，将他们与该中心所资助的三K党分支和纳粹分子混为一谈。

大卫·霍罗威茨自由中心、安全政策中心、自由母亲、美国转折点或移民研究中心等组织，都被诬陷为仇恨煽动者。这些团体不仅不应遭受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如此的抹黑，还被迫承受这种标签所带来的公众谩骂等严重后果。《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曾忠实地效仿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做法，将批评开放边境、性别灌输和穆斯林反犹太主义的人士错误地贴上偏执狂的标签，如今它们又声称对该中心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但分析人士指出，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司法部的动机，而在于为何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腐败运作在此之前没有受到应有的审查。

它在夏洛茨维尔事件中推波助澜所散布的谎言，削弱了公众对美国机构的信任，并且非但没有打击仇恨，反而助长了种族主义和对犹太人的仇视。

无论你身处政治光谱的哪个位置，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腐败行为都应敲响警钟。这不仅是因为它可能欺骗了捐赠者并触犯了法律。

该组织作为极端主义权威的不实声誉，以及自由派媒体对它的信任，使其能够推销一种关于仇恨的虚假叙事。这不仅中饱了该组织及其高管的私囊，更扭曲了公共讨论，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并破坏了应对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真实威胁的真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