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突然回家，我仰头问“你找谁”，他摘下草帽那一刻，我僵住了

那个年代的日子，像是被折叠起来的旧纸，有动荡里的安稳，也有清贫里的欢喜。

归元寺旁那间刨花板搭的小屋，说拆就要拆了。

没有补偿，没有退路。我们一家搬到了妈妈任教的职业中学，学校把一间教室用粗木板隔成两半，一半堆着杂物当仓库，另一半，就成了我们临时的家。

那时候还没复课，大人们整日被学习班和政治活动填满。爸爸妈妈常常被叫去封闭学习，十天半月都回不了一次家。

家里，就剩下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孩子。

照顾弟妹的担子，全压在了我一个人肩上。

白天，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生火做饭，或者攥着那点粮票，去食堂买一碗寡淡的饭菜。到了闷热的夏夜，小屋里热得像蒸笼，一丝风都透不进来。我们就抱着凉席，铺在学校后院里，幕天席地地睡。

蚊虫围着耳朵嗡嗡响。我就握着蒲扇，一下又一下，不停地给弟弟妹妹扇风赶蚊子。手臂扇得又酸又麻，夜色深得看不到头，直到两个小家伙呼吸慢慢均匀，沉沉睡去，我才敢悄悄把手放下来。

伴着此起彼伏的蝉鸣，在满身疲惫里，迷迷糊糊睡过去。

妈妈在学校教成人扫盲班。

她给那些过去没机会上学的叔叔阿姨们补语文。我一有空，就安安静静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她讲课。

妈妈是北京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讲起课来抑扬顿挫，绘声绘色。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讲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字字句句满是深情，连我这个半大孩子，都听得入了迷，心里一阵阵地发震。

因为是成人教学，妈妈经常要上晚课。我就安安静静陪着，一直听到深夜。

那时候我心里藏着一个小小的骄傲：讲台上那个从容又认真的人，是我的妈妈。

她的课讲得好，经常要上公开课，全校老师都来旁听的那种示范课。

我后来一直热爱写作，想来，就是那时候妈妈在我心里种下的种子。

她有心脏病，身体一直很弱。可一站上讲台，就像换了个人，拼尽全力，讲得生动又投入，一点看不出病痛缠身的样子。这份藏在骨子里的敬业和坚韧，深深地烙在我心上，成了往后岁月里，我为人处世的模样。

学校里还有一位让我记了一辈子的人——何祚欢老师。

他跟妈妈同校，那时还没什么名气，可湖北评书讲得炉火纯青。只要一有空，同事们就笑着起哄：“何老师，来一段！”

他从不推辞。

往人群里一站，醒木“啪”地一拍，一口地道的武汉话张口就来。眉眼间全是戏，一句“床底下放风筝”，一个“火车睡着跑，站起来更快”的段子，能逗得满屋子人前仰后合，笑声久久不散。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什么娱乐都没有，日子灰扑扑的。

何老师的评书，就像照进灰暗里的一束光，是那段动荡岁月里，最难得的开心。

最忘不了的，是一个冷得刺骨的冬天。

妈妈被派到一个叫三里坡的地方办学习班，很远，吃住都在那边，很久回不了家。

我带着弟弟妹妹，把家里腌的黑疙瘩芥菜，切得细细的，翻出仅有的一点点肉，切成肉丝一起炒了，小心翼翼装进玻璃瓶里。

三个小小的身影，就这样一步一步，朝三里坡走去。

那天的冷，到现在想起来骨头都发凉。屋檐下挂满长长的冰棱，树叶子都裹着一层厚厚的冰壳，拿石头一扔，冰碴子哗啦啦往下掉，又亮又硬。

我们的鼻子和手冻得通红，路面全是厚冰，又滑又陡。要过一道长长的土堤坝，走两步就摔一跤，摔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摔。

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

反倒把那大冰坡，当成了最好玩的乐园。

装着菜的玻璃瓶，用布袋裹着，紧紧捧在怀里，暖着冻僵的小手。走到一处最滑的陡坡，我们干脆停下来看热闹。

来往骑自行车的人，一到这儿车轮就打滑，个个东倒西歪，几乎人人摔跤。我们趴在路边，笑得直不起腰，还像小预言家一样叽叽喳喳喊：“快看！这个要倒！”“这辆肯定摔趴！”

果然，每一辆车到这都难逃一摔。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早忘了冷，忘了路远，忘了怀里还给妈妈抱着菜。

就这样一路摔、一路笑，总算把菜送到了妈妈手里。

妈妈又惊又喜，赶紧把我们拉到煤炉边烤火。又拿出自己早上舍不得吃的馒头，架在炉边慢慢烤。不一会儿，馒头烤得焦黄酥脆，香味飘满了整个小屋。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冬天，那一口热乎焦香的馒头，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最幸福的味道。

看着我们三个狼吞虎咽，妈妈轻轻摸着我们的头，一遍遍夸我们懂事。天黑了，她千叮咛万嘱咐，把我们送到堤上，看着我们自己往家走。

那时候哪懂什么叫苦呢。

只知道给妈妈送菜能让她高兴，就足够了。能在冰坡上看人摔跤，能吃到烤馒头，就是顶顶开心的事了。

可谁也没想到，这段苦中作乐的日子，还藏着一道扎在心上的疤。

几十年了，都忘不掉。

有一回，爸爸突然回来了。

他站在门口，我竟完全没认出来。

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皱巴巴地挂在消瘦的身子上，狼狈得不像样子。头上戴一顶破旧的草帽，遮住了大半张脸。他瘦得脱了形，脸颊深深凹进去，眼神黯淡无光，再也没有从前的精神劲儿，倒像个饱经风霜的农村老头。

憔悴，又严肃。

站在门口，一句话不说。

我年纪小，只当来了个陌生的长辈，仰起头，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你找谁呀？”

他看了看我。

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发出声音，只是沉默地站着。

我心里有点别扭，不明白这个人怎么不说话。他也不理我的疑惑，径直走进屋里，收拾衣服。

我跟在他身后。

直到他转身，取下那顶草帽的一刻——我才猛地认出来，这竟然是爸爸！

我僵在了原地。

没喊他，也没有上前。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

他匆匆拿了衣服，还是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

我望着他那单薄又落寞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惆怅，闷闷的，堵得慌。

很多年后，我才隐约明白过来。

那天他戴着草帽，是不想让学校里认识他的老师认出来。他那样的处境，能少一个人看见，就少一分难堪，也给家里少添一分麻烦。

可那时候的我，哪里懂这些成年人的心酸和无奈。

那个年代，“阶级斗争”“阶级敌人”，这些陌生又沉重的词，像一堵无形的墙，横在我们之间。是惦记还是责怪？是心疼还是疏远？是怕别人看见，还是盼他快走？

那些复杂的滋味搅在一起，只希望这尴尬的一幕，没被人看见。

我始终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说。

进门不说，拿衣服不说，走的时候也不说。

想了大半辈子，也没找到答案。

1968年，时代的浪又推了过来。

上山下乡的号召席卷全国。小姨正赶上68届毕业，面临下放。当时有个政策，下放可以选择全家回原籍。我们家的原籍，是北京通县，也就是现在的通州区。

于是外公外婆带着小姨，回了北京郊区的上码头村。

他们一走，西大街的房子就空了出来。我们住在职业中学的教室里，本就不是长久之计。就这样，在外公外婆搬走后，我们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告别了那间教室小屋，搬进了西大街的房子。

兜兜转转，在动荡里奔波了那么久，总算有了个相对安稳的落脚处。

那些被折叠在岁月里的苦和甜、暖和伤，都成了时光里最深的印子，藏在心底，陪着我走过往后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