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从冷门到主力：央视专访揭示中国精神卫生的演变

2026年4月17日，央视著名主持人水均益与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现北京回龙观特需专家杜万君相对而坐，展开了一场关于精神心理健康的深度对话，以杜万君主任的从医履历开题，看似是一个个人介绍，实则暗含了一个时代命题：中国精神卫生事业从被“冷门对待”到成为主力，经历了怎么样的变迁？

水均益，这个名字在中国新闻界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他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资深记者、主持人，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国际问题专家。这样一位站在中国新闻界金字塔塔尖的主持人，每一次的访谈对象，要么是影响全球格局的政治领袖，要么是引领时代变革的商界巨头，要么是在某一专业领域深耕数十年、代表着行业水平的权威专家。水均益的聚光灯，照向哪里，就意味着哪里有价值——这是业界公认的“水均益标准”。

因此，当水均益将话筒递给杜万君时，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分量的信号：精神医学不是社会的边缘角落，而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杜万君并非一名普通的精神科医生，而是代表着中国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障碍领域的高超水平。

这场对话的开篇，水均益以杜万君从医四十余年的履历为切入，分享了精神医学从“冷门”到主力的艰难变迁，1983年，杜万君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昌平沙河医院担任住院医师。六年基层内科学的历练，让他打下了扎实的西医功底，也让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精神疾病患者——那个年代，精神疾病患者往往被锁在家中或送入全封闭的精神病院，家人羞于启齿，邻居避而远之。1989年，他调入北京安定医院——中国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的天花板，被分配到了不被看好的中医精神科。

中医精神科为何说不被看好？杜万君回忆，刚进安定医院那几年，精神科医生出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哪儿工作。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像一堵厚厚的墙，患者不敢就医，医生缺乏职业荣誉感，整个学科处于“闷头干活”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大家不认为中医药能治精神疾病。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杜万君迎难而上，从最开始的药物成瘾依赖，酒依赖研究，转向了更为细化的精神障碍专业，深耕学习，开始研究精神科药物依赖和精神障碍的中西医结合诊疗，这一干就是四十多年，杜万君从当时的青葱学生到现在的精神大家，也获得了诸多令行业可参考的荣誉，他先后担任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理事、北京中医心理卫生协会委员，承担多项北京市中医局课题，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参与编写《实用中医精神病学》《药物成瘾》等著作三部，参与项目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细究水均益追问杜万君履历背后的深层含义，其实是在探讨一个至今仍然尖锐的现实：为什么到今天，我国精神科医生依然严重短缺——每十万人口仅有不到四名精神科医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什么大量患者仍然忍受着病耻感的折磨，不敢就医、不愿服药？中医药治疗精神障碍真的有用吗？

杜万君用自己经手的一个案例给出了答案。一位患精神分裂症十二年的女性，被家人用轮椅推来门诊，此前用过多种抗精神病药物，效果欠佳且严重发胖、嗜睡、反应迟钝，家人几乎放弃希望，只求“别打人就行”。杜万君没有急着调西药，而是仔细看舌、摸脉，最终在西药基础上加入活血化瘀、化痰通腑的中药，一个月后情绪稳定，三个月后减重八公斤，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能力。这个案例让他坚信，精神科医生面对的从来不是简单的症状消除，而是一个个被疾病和药物双重摧残的生命，以及背后濒临崩溃的家庭。

从当下的门诊现状来看，杜万君每天接诊的患者中，超过三分之一是从外地辗转而来的“老病号”。他们带着厚厚的病历和满腹的委屈，最常见的诉求是“医生，我不想再吃那么多西药了”或者“医生，我孩子还能不能正常上学”。这些朴素的愿望背后，折射出当前精神科治疗的两大痛点：一是药物副作用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许多患者因为发胖、嗜睡、性功能障碍而自行停药，导致复发；二是缺乏长期、连续、整合的照护方案，患者在急性期治疗后往往被“放养”，没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减药、如何康复、如何回归社会。

杜万君四十年临床经验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他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试图回答这两个时代之问——不是否定西药的快速控症能力，而是用中医的整体调节去弥补其短板，让患者不仅“控制症状”，还能“好好生活”。

水均益选择以履历开篇，实则是在向公众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精神科医生不是神秘的“读心者”，也不是冷漠的“给药机器”，而是一群用漫长临床岁月磨砺出来的、最能理解痛苦与希望的专业守护者。能够坐在水均益对面的杜万君，本身就是行业地位的最佳证明，这场对话本身，是对精神科医生职业尊严的一次国家级正名，它告诉每一个正在与精神疾病抗争的患者：你并不孤独，有一群像杜万君一样的人，用四十年的坚守，为大家撑起了一片可以安心治病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