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沅江五中(19)

益阳师专毕业，我来到沅江五中教书。其时，我父亲已被平反复职，即将带着母亲和两个未成年的妹妹，回到广州铁路局工作；而我妻子和两个女儿(大女儿四岁，小女儿两岁半)仍在离五中五里地的阳罗公社跃进大队第七生产队生活。

当时还是生产队集体出工，妻子每天随着队上的妇女们，按生产队长的安排上工就行。或积肥，或插秧，或耨田，按日记工分，按人(人头)劳(工分)各半分口粮，倒不必自己操多少心。几个月后，当年晚稻收完后不久，农村开始实行所谓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实际上就是集体解散分田到户各家单干了。跃进七队近三百亩田地，就这样分到了各家各户，我妻子和两个女儿三口人，也分得了三块不相连属的7亩水田。

这样一来，以前不必全由自己亲自来干的各种农活，如打氹子积农肥、使耕牛犁耙田、下种育秧、插秧中耕、打药杀虫、收割打谷、栽油菜、送公粮、上大堤、修水利，所有私活公活，全都要由各家自己承担。这些，对一般有青壮男劳力的农户来说，当然不是问题，且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积极性；而对于像我家这样的“半边户”(即丈夫在单位工作是城镇户籍，而妻子是农民与子女在乡下为农村户籍)或“四属户”(即干部、军官、教师、工人的农村家属)来说，则成了极大的难题。因为这些农活有些是男人专擅，女人从未干过(如犁田耙田育秧等等)，有些农活也不是一个人单独干就行，而是需要至少两个人才能完成的(如收打稻谷等)。我在学校教书，节假日也会回家帮着下田干活，但毕竟本职工作为重，很多时候也无法为妻子分担多少，何况一些技术性的农活(如犁耙田育秧)我也从未干过。如此一来，侍弄七亩水田就成了带着两个年幼女儿妻子极为头痛的事。

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只有把妻儿的农村户口变为城镇户口(即“农转非”)才行；而这个任务，在当时几乎是一件近乎妄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我所在的五中，是一所只有九个班三个年级的农村高中。所有教职工总共只有三十多人，其中除了新分来的四五个大学生未婚(不包括我和另一位三十多岁的数学老师)，其余的都是三十多岁到五十来岁的已婚中年教师。他们都有家庭，有子女，而真正两口子都是教师职工，全家都是“吃国家粮”的城镇户口的老师，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的教职工，包括徐校长(他是六十年代初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因身体不好未能完成学业，以肄业生身份回原籍沅江分配到学校工作)在内都和我一样，老婆孩子都在农村，也就是俗话说的“在土里扒食”。当时的干部教师农村户口家属转为城镇户口是极为希罕之事，有种种严格条件的限制，我在五中的四年里，没有一位老师的农村家属办成了此事。

我不敢想像能在五中解决妻子女儿的“农转非”，我只能另辟蹊径。我决心报考研究生，希望能在研究生毕业后，或许可以一举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走这条路也并非易事。一是考研必考外语，而我入师专时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入学师专后虽然开了英语课，但一个学年还不到，一本北大编的公共英语教材第一册未学到一半，就因我们中文科78级大龄学生太多，他们认为学英语纯属浪费时间，耽误专业学习得不偿失，向学校领导提出免修英语，学校竟然同意而停掉了我们的英语课，连期末考试都没进行。

二是报考专业的选择。我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喜欢历史，高小毕业后失学，当学徒当民工当农民十几年，喜看杂书，但偏重历史方面。1978年考大学时填志愿都是填的历史，但开初未被录取，后来扩招补录已无历史专业可报，不得已填报了中文。这回决心考研，我踌躇再三，还是决定要考历史方向的专业，这样一来，专业和基础科目的课程就要自学了。

三是时间太紧。我在五中四年的工作，要当班主任，要任两个班(每班60人左右)的语文，还带过两年毕业班的语文和历史，还要抽空回家帮妻子打理田间的农活。每天白天都被这些事情挤得满满的，我只能在晚上八点多钟以后，才能静下心来学习英语和准备研究生考试的各门课程。

我大学是专科毕业，按规定要工作满两年后才能考研。两年半之后，我报考了四川大学李必忠教授1984年招收的隋唐史专业研究生。政治、专业基础和专业科目等5门我都还考得不错，但英语只考了36分，没达到教育部规定的40分的及格线，未能录取。

随后的一年，我花了大量时间在英语刷题上。这次我本想继续报考川大隋唐史，但李必忠教授已调四川省政协任职，川大不再招收隋唐史研究生，他建议我改报陕西师大黄永年教授指导的唐史专业。报考时，黄先生的唐史专业停招而改招历史文献专业，我也不管这么多了，索性就报了这个改招的专业。结果还不错，这年的英语我考了44分，政治、专业基础和专业科目也考得较好，终于被陕西师大录取为历史文献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