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絮期尚未结束，为何不能一砍了之？专家详算一棵树的生态账

四月的北京，一场春雨过后，街头飘舞的白色绒毛安静了许多。有人松了口气：总算过去了。也有人将信将疑：真的过去了吗？

飞絮的多少，跟当年的气象条件关系很大：干燥、晴朗、连续三天最高气温超过25℃，就是它们集体爆发的开关。一场雨能管一两天，但只要天气转晴，气温回升，那些还没裂开的蒴果会继续“放炮”。

北京的飞絮季其实是一场接力赛。毛白杨打头阵，然后是柳树、青黑杨杂种、黑杨……不同树种依次成熟，前后持续约四十天。“基本上到五月上旬就结束了。”北京林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宋跃朋告诉南都记者。四月上中旬一波，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另一波。所以，这场雨只是按下了暂停键，尚未到终场哨响。

那为什么有时候感觉雨后的飞絮少了很多？宋跃朋解释，除了气象条件，市政部门的洒水、凝絮等处理也起了很大作用。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天气。而是：为什么北京会有这么多杨柳树？为什么飞絮年年治、年年有？为什么不能一砍了之？

新华社照片，北京，2026年3月27日 3月27日，两名健身爱好者在北京天坛公园慢跑。 春日里，北京各大公园杨柳吐绿，繁花竞放，人们走出家门尽享明媚春光。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功勋树的“历史遗留问题”：当年为什么种？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四十多年前那场风沙说起。

1979年，新华社一篇电讯《风沙紧逼北京城》这样描写：“一旦尘暴袭来，首都上空更是一片灰黄，白昼如同黄昏。在城外，永定河北岸，大红门以南，已经出现了一片沙丘。”那年头，北京最怕刮风。大风沙区从不同方向往城里“灌沙”，老百姓连窗户都不敢开。合国环境规划署后来宣布：北京是“世界沙漠化边缘城市”。

当时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8.8%左右。为了挡住风沙，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绿化战争”。北京大规模种树的总数，数以亿计。其中，杨树和柳树成了绝对的主角。

“六七十年代，我们开始大规模绿化。”宋跃朋说，“风沙太严重了，必须尽快把树栽下去。”什么树最合适？杨、柳、榆、槐、椿，这北方的五大乡土树种。

杨树的英文名“poplar”在国外常被译作“人民的树”。宋跃朋道，因为它繁殖极快，一年生苗即可造林，具有生长快、遮阴大、固碳强、成本低的特点，是当时最快解决绿化问题的“平民英雄”。

“杨树在北京最高可达30多米。”宋跃朋说，“现在北京平均绿化高度才六米多，如果没有这些大树，北京的绿化高度会变得特别扁平。我们看到的城市天际线，那些大部分都是杨树撑起来的。”

柳树同样不可替代。它是北京城镇绿化中绿期最长的阔叶树种，一年中有10个月都在进行着嫩绿翠绿淡黄的颜色变幻。有专家测算过，如果没有柳树，北京的绿色将会减少30天。

除了撑起城市的天际线，杨柳树还有防风固沙、水土保持、迟滞空气中污染物的作用。“不光当时，即使到现在，它们仍然很重要。”宋跃朋强调。

三四十年前这场绿化运动，留下了一个今天不得不面对的历史遗留问题。

当时不知道杨柳飘絮吗？为什么当年不直接种不飘絮的雄株？

隐蔽的原因，藏在苗圃里。杨树是雌雄异株，跟人一样分性别。小苗的时候，雌株长得比雄株快，树皮好看、冠型漂亮、抗病抗虫也好。“就像小女孩比小男孩发育早一样。”宋跃朋说，苗木是按胸径、高度定价的，长得越快越粗，苗圃的收益越高。在1970年代，由河北省林科院研究出来的“易县雌株毛白杨”凭借生长势好、经济效益高等优点显露头角，被大量引入北京。

问题是，一棵杨树要七八年甚至十年才能开花。等它开花结絮的时候，早已被种进城市的大街小巷，木已成舟。宋跃朋告诉南都记者，“当时不是故意要种雌株，是当时的绿化工程要速度、要成本、要立竿见影。苗圃提供的‘好苗子’大多是雌株，验收方肉眼又看不出性别。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就这样，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北京陆续种下了数百万株杨柳树，其中雌株占了相当高的比例。今天，仅城区范围内就有约40万株雌株，全市范围超过200万株。这些树目前正值壮年，也是繁殖能力最强的时候。

从“造纸”到“治絮”：一个育种方向的代际转折

林木育种学家比公众更早意识到飞絮问题。

北京林业大学朱之悌院士，早年从苏联留学归来，作为我国林木遗传育种学科奠基人，毕生投身于三倍体毛白杨育种。“他当时的主攻方向是纸浆造纸，想解决国家造纸原料卡脖子的问题。”宋跃朋回忆，朱先生曾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发明了造纸术的国家，如果在造纸上还要被国外卡脖子，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在育种过程中，老先生们也早就察觉到了飞絮的隐患。

行政层面重视飞絮治理，大约从奥运会前后开始，但育种家的准备要早得多。“像我们现在推出的雄株替代，光实验周期就20多年，还不包括更早的品种创制和层层选育过程。”宋跃朋说，可以说，育种学家在六七十年代绿化刚结束时，可能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提前准备了。

2013年，宋跃朋读博期间，导师问他能否研究杨树性别决定机制与花发育的分子调控。他答应了。

“我读文献时，发现之前有人做过花发育的观察。”宋跃朋说，“但到我这里，得益于现代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我们研究团队可以从全新的、更加细致的角度去开展这方面研究的。”

治理与鉴别：科研如何“堵漏”和“治标”

目前，杨柳飞絮治理已形成“短期治标、长期治本”的系统策略。宋跃朋从科研角度将相关技术手段归纳为“三个靶点”。

第一个靶点：抑制花器官发育。即直接干预雌花发育进程，使其在开花期脱落或无法完成花芽分化。这是最根本的治理路径，但难度也最大。宋跃朋解释，花器官发育受激素、光照、自主等多种途径调控，且现有认知主要来源于一年生模式植物，“对于多年生木本植物是否存在自身特有的花发育途径，尚不明确”。更为关键的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生殖过程是物种存续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干预，该物种将面临灭绝风险。如果我们想实施有效的干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个靶点：干扰种絮纤维伸长。若无法阻断花器官发育，则通过缩短种絮纤维来降低飞絮能力，“纤维变短后，飞絮便无法飘散”。这一方向近两年才启动，得益于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技术的突破，使得研究者能以更高分辨率解析纤维发育过程。宋跃朋团队已锁定一个赤霉素相关的调控模块，并在实验室条件下完成初步验证。“我们计划设计一种赤霉素类似物，通过模拟赤霉素信号，进而实现种絮发育过程的定向调控。”他预计今年年底有望实现该化合物的功能的验证工作。但从理论验证到田间应用，仍还需要收集大量野外试验数据作为进一步的支撑。

第三个靶点：物理清除。“若飞絮已然形成，则通过洒水、喷洒飞絮凝胶等方式将其黏附或固定，减少飘散。”

不过，宋跃朋也坦言，目前常用的树干注射抑制剂存在明显副作用。“打完药的树，第二年的叶子往往是畸形的，树干的伤口特别容易染病，进而破坏树体，产生安全隐患。”这也正是他为何致力于寻找更精准、更环保的调控靶点的原因。

今年，北京物理防治手段全面升级。2025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同步落地凝絮剂、飞絮吸收机等多款智能化防控装备，实现飞絮高效精准治理。其中，杨柳飞絮凝絮剂为无毒无害的环境友好型高分子有机物，可适配高压雾炮车、无人机等喷施设备，单次喷施即可使单株雌株飞絮飘散量减少三分之二以上。轻便手提式飞絮吸收机也已投入使用，可定向清理边角积絮，消除火灾隐患。

除治理外，源头管控，即堵住雌株造林入口同样关键。宋跃朋团队利用分子标记技术，在苗木栽植前即可鉴别雌雄。“我们需要增强第三方检测能力，使验收方不等七八年乃至十年后开花，就能提前判定性别。”为此，团队研发出野外快速检测技术，将实验室所需的4小时缩短至野外1.5小时。“以往只有飞絮期约30天能辨别雌株，现在全年均可检测。”

他回忆起早期北京的雌株调查方法：“最早是用网格法，由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的师生及志愿者在全市打网格，每个网格里人工调查，只能知道哪个区域飞絮多，尚无法实现单株坐标的精准定位。”这种“土办法”耗时耗力，也说明为什么直到今天，精准定位每一棵雌株仍是巨大挑战。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数据显示，源头治理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全市累计收集无（少）飞絮杨柳优异种质资源近400份，成功选育出16个无飞絮、少花粉的优良品种；同时突破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繁育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种苗10万株。

不能砍：一棵树的生态账本与“慢不得、急不得”

飞絮扰人，很多人最直接的想法便是：一砍了之，另换它树。

但宋跃朋从生态视角出发指出：“大家只是飘絮时节情绪上有所抵触，实际上若将这些大树悉数拔除，城市的生态系统难以承受。”

从法律与政策层面审视，我国设有天然林保护工程，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对树木砍伐亦有严格的报批程序。砍伐任何一棵树木都要到管理部们报批。

更为重要的，是生态代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姜英淑曾在采访中阐释：“不能大面积、一次性砍伐所有成年杨柳树。如今胸径30厘米的杨树，树龄多在三四十年以上。若改种五六厘米的小树苗，待其长至胸径三四十厘米的成树规格，至少需要三四十年。这段空窗期内，树木的生态效益，包括水土保持等功能，无法快速弥补。”

宋跃朋进一步揭示了大规模砍伐可能引发的连锁生态危害。他指出，北京现有三十米以上的大乔木多为杨树，一旦雌株被悉数砍除，城市冠层遮荫将大幅缩减，热岛效应势必加剧。同时，北京地处蒙古高原下风口，失去高大乔木的屏障后，风沙可能卷土重来。此外，这些大树还承担着水土保持、滞尘净化等功能，其生态服务价值无法在短期内被幼树替代。

那么，出路何在？宋跃朋强调，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乃是有序替换。“根据城市生态系统演化的规律，我们应逐步推进有序替换，将雌株换为雄株。”自2015年起，北京市园林绿化工程已明确规定不再使用杨柳树雌株。

他还特别提到一种珍贵用材树种——椴树。“欧洲的古老城市，如巴黎、柏林、维也纳，街道两旁广植椴树。它是蜜源植物，可以作为蜜蜂的栖息地，削弱农药对其生存的危害作用；秋叶金黄灿烂；尤为可贵的是，它属于虫媒花，花粉不会被风吹散，因此也不会引发花粉过敏。”

宋跃朋用六个字概括其对飞絮治理的态度：慢不得，也急不得。

“慢不得，是因为该做的科研必须持续推进；急不得，是因为治理效果必须遵循科学规律。生态问题皆是如此，急功近利难以达成目标，且极易诱发次生灾害。”

宋跃朋自幼在杨树下长大，回忆起小时，他说，“小时候从未觉得飞絮是个问题，只觉‘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很美。后来读书，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再后来，与市政、园林部门打了许多交道，才明白这本质上是一个生态问题。”

那么，三十年、五十年后，北京的春天将是何种景象？

“实事求是地讲，孩子们依然会见到杨柳飞絮。”宋跃朋说，“但我希望他们见到的，不再是令人烦躁的‘絮灾’，而是如儿时那般，轻风拂过，飞絮悠扬。从成灾到有序不成灾，最终回归古诗词中那份本真的意境。”

“毕竟，这也是我们的乡土树种。”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王玮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