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杨国夫：曾五次错失出任军事主官，以为自己顶多被授少将

1981年上半年的一天，王京建像往常一样去济南军区副司令杨国夫家中探望，王京建过去蹭是杨国夫的警卫员，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两个人坐下来聊起了写回忆录的事情。

那一年，杨国夫已经七十六岁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转为济南军区顾问也已经有两年时间了，但他的精气神还算不错，只是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没解开。

图|杨国夫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给他下了一个任务，要求他把当年在清河、渤海根据地的战斗经历记录下来整理成回忆录，毕竟他当时是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这个任务他不好推辞。

可杨国夫一直不愿意写个人回忆录，他担心别人说他“吹”，怕写出来的东西让人觉得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

王京建他们劝他说：

“如果你担心别人说你‘吹’，那就可以多写其他首长和战友、战士，把大家的功劳都写进去，不就没人说你了吗？”

杨国夫听了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讲出了自己写回忆录的几个观点，他说不能突出个人作用，不能把功劳都算到自己头上，一定要突出党的领导、突出集体领导、突出人民群众、突出烈士和英模人物。

这些话，在场的人都记在了心里，知道老首长从来就不是那种争功诿过的人。

一

杨国夫的一生确实很少站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甚至可以说，他一直在“让”，一直在“退”，可是他的贡献，却一点也不比别人小。

他是安徽霍邱人，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九岁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牛，十三岁进了蚌埠织纱厂当学徒，可以说是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

1928年，他加入了共青团，当起了大别山区的秘密交通员，两年后正式参加红军，也就在那一年转了党。

在红四方面军里，他从一个普通战士一步步干到了团长，后来长征途中在懋功会师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影响一生的选择——跟着中央红军北上，没有随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四川。到了陕北之后，他进了红军大学学习。

抗战全面爆发后，杨国夫奉命到山东清河区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他面对的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战场环境。

清河区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没有大山可以藏身，没有密林可以隐蔽，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打游击战谈何容易。

可杨国夫偏偏就在这片平原上打出了名堂，他创造性地推行“抗日沟”战术，把平原上的沟沟坎坎变成了天然的防御工事和机动通道，让部队能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灵活转移。

他指挥部队和民兵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和“蚕食”，拔掉了敌伪据点将近二百个，硬是在清水泊、垦区扎下了根，创建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到抗战后期，山东根据地已经发展为全国最好的根据地之一，正规军超过二十七万人，其中五个二级军区之一的渤海军区，司令员就是杨国夫。

那个时候，在山东跟他平级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许世友、王建安、陈士榘，哪一个不是赫赫有名的战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延安决定抽调部队开赴东北，首先想到的就是山东解放区，

出关的十一万基干队伍中，有六万多来自山东八路军，杨国夫率领的渤海军区第七师，就是其中一支至关重要的力量。

这支部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官兵中有不少矿工出身，长期在井下干活的人对炸药有着天然的熟悉和亲近，打起仗来特别擅长爆破攻坚，炸药包就是他们的“重武器”，爆破就是他们的“独门手艺”。

图|杨国夫

杨国夫带着这支队伍从山东走陆路，日夜兼程，足足走了一个多月，于1945年11月初赶到了山海关前线。

他刚到山海关，屁股还没坐热，就接到了阻击国民党军北上的作战任务。

当时，国民党军在杜聿明的指挥下，正集中两个军的兵力、总计六万多人，沿着铁路线向山海关压过来，而杨国夫手里能用的兵力满打满算只有万把人。兵力上是六比一的绝对劣势，装备上更是没法比，人家有美式火炮、有装甲车，而七师的战士们有的还穿着单衣单裤。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杨国夫带着这支衣衫单薄的部队，硬是在山海关一线阻击了国民党军整整二十二天。

1945年11月6日夜里，杨国夫决定主动出击，他挑选了两个营的兵力，趁着夜色悄悄摸到国民党第一三军八十九师的阵地前沿，用密集的炸药包发起突袭。

那一夜，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把山海关外的天空映得忽明忽暗，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势打得措手不及，前沿阵地一度出现了松动。

可是炸药制造的冲击再猛烈，也难以形成持续的火力压制，天一亮，敌人的重炮就开始还击，七师只能退回关内继续固守。

杜聿明亲自到前沿观察了对手的布防情况，他看到了解放军战士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样子，看到了他们手中简陋的武器，判断出对手在火力和后勤上远远不如自己。

杜聿明集中力量猛攻山海关，一定要把这个陆路咽喉打通。

至11月16日，山海关最终还是失守了，杨国夫的部队在完成任务后，抓住时机撤出了战斗，保存了有生力量。

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非常震怒，立即发出了“立即夺回山海关，坚守一周”的严令。

图|杨国夫（前排中）与战友合影

接到命令的是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他迅速进行了兵力核算，发现前线的部队总共只有一万来人，而且多为轻装部队，国民党军在山海关一带的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

经过慎重衡量之后，李运昌给延安回了一封电报，大意是：目前我军仅有一万人左右，装备不足，恐难以完成夺回并坚守一周的任务。

毛主席在看到前线反馈、充分考虑了兵力对比之后，对战术部署做出了调整，放弃了立即夺回山海关的打算。

山海关的失守，让东北的陆路门户被扯开了一道大口子，国民党军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了锦州、沈阳等大城市。

尽管山海关的失守使得东北战场形势迅速恶化，可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怪罪杨国夫，后来在东北战场上，杨国夫仍然深受各级首长重用。

二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决定组建第六纵队，这是一支由三个师组成的强大主力部队，其中第十七师就是杨国夫从山东带出来的第七师，第十八师同样来自他曾经主政的渤海军区，只有第十六师是从新四军第三师调过来的。

换句话说，六纵三个师里面有两个半是杨国夫的嫡系部队。

可出乎预料的是，杨国夫只是出任了六纵副司令员，东总下达的命令是要陈光出任六纵司令员。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主要是因为六纵第十六师太特殊了。

十六师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是我党最早掌握的正规武装，后来演变为红一军团第二师、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后来又成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可以说是我军资历最深、名气最大的师级部队，战斗力当然也是全军顶级的。

可在东野内，十六师又被人称为是“两头冒尖”的队伍：

“打仗冒尖，违反纪律也冒尖；对敌人凶、对兄弟部队凶、对老百姓也凶。”

据说队伍改编前，7旅和东北局机关进行篮球比赛，期间7旅球员犯规，还不服从裁判，打球变成打架。这时，在场看球的东北局副书记、东联副政委高岗上前拉架，结果挨了两拳。

高岗说：“我是你们副政委。”7旅球员毫不买账，说：“打的就是你这个副政委。”

事情后来闹大了，7旅首长把那几个打人的兵给绑了，送去东北局“请罪”。高说：“放了吧，这些兵连我都敢打的，打起仗来肯定是好样的。”

总而言之，六纵十六师能打仗是不假，可问题也颇多。

组织上之所以考虑调陈光到六纵，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用好十六师这把刀，他担任过红一军团第二师的师长，十六师就是他的老部队，从各方面讲，他担任六纵司令员都是顺理成章的。

杨国夫对这个安排没有任何怨言，谁不知道陈光的过人履历和能力，给陈光当副司令，他是心悦诚服的。

可没想到，陈光在六纵司令的位置上只干了几个月，就因为几次指挥作战的效果不太理想，被上级调往松江军区了。

司令的位置空了出来，杨国夫的转正机会终于来了吧？

可意外再次到来，上级考虑再三，决定从后方调来洪学智出任六纵司令员

之所以要调洪学智过来，不光是考虑他资历问题，毕竟洪学智过去就是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

杨国夫再一次与纵队司令的职位失之交臂，继续当他的副司令。

不过洪学智任六纵司令员的时间不长。

1948年3月，洪学智被野司暂时调离了岗位，去后方当“上干大队”大队长。

按说轮也该轮到杨国夫了，可惜还是没有。

因为黄上将来了。

黄上将本来是东野八纵司令员，因为生病暂时离岗，等他病愈回来的时候，八纵司令员的位置已经被段苏权接替了，没有理由再把人家换掉。

野司经过通盘考虑后，把黄永胜派到了六纵，让他接替洪学智的位置，理由是单论带兵打仗的才能，上级认为黄永胜比洪学智还要强一些。

杨国夫第三次被晾在了一边。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之后，八纵司令员段苏权卸任，黄永胜被调回了更熟悉的八纵。六纵司令的位置再次空缺。

洪学智重新被野司任命为六纵司令，继续“领导”杨国夫。

三次机会，三次错过，换了谁来心里都不会太好受，可杨国夫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牢骚话，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兢兢业业地当好副手。

三

1949年，四野完成整编，六纵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洪学智被任命为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军长的位置又空了出来。

论能力、论过往贡献和履历，按说没人比杨国夫更适合接手这个由他亲手带出来的部队了。

可意外再一次出现——跟杨国夫同为四十三军副军长的李作鹏被野司看好，被确定为新任军长人选。不久之后，杨国夫被调离了四十三军，前往江西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从此脱离了野战军主力。

这已经是第四次了，他始终没能站上那支部队的“前台”。

有人说，杨国夫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当副手，从东北民主联军的六纵副司令，到四野的四十三军副军长，再到江西军区副司令员，最后到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似乎永远都是那个“二把手”的角色。

图|解放后毛主席接见杨国夫（左）

1955年9月全军大授衔，杨国夫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在授衔之前，不光是杨国夫自己认为，许多人都认为，他解放战争期间长期担任副职、后期又离开野战部队的经历，很多人以为他顶多能评个少将就不错了。

有意思的是，授衔一下来，在解放战争末期已经出任十二纵司令员、49军军长的钟伟，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杨国夫这个既没有当过纵队司令员，也没出任过军长的人，却被授予了中将。

可见组织上对杨国夫的能力，还是十分认可的。

1957年8月，杨国夫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分管民兵以及后勤工作。

1975年8月，杨国夫退居二线，任济南军区顾问。1979年，他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1981年冬天，杨国夫在北京三〇一医院住院，王京建和李处长专程去看望他。

当时，杨国夫的妻子张岚已经在医院陪床二十多天了，王京建看她比较累，就去接替她照顾老首长。

病房里的洗手间可以洗澡，王京建给杨国夫洗了一次澡，那时候他的病情还不是很重，自己还可以走动，头脑也很清楚。

不过很出奇的是，杨国夫并没有谈到自己写回忆录的事情，王京建也出奇的没有询问。

张岚后来问王京建：

“你在病房陪首长，首长交代了什么后事没有？”

王京建说：

“首长没说，我也没问，只和他谈了谈他的病情，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王京建跟了杨国夫许多年，一直是这个习惯，首长的任何事情，不主动告诉他，他绝不会主动去问，去打听。

1982年2月，杨国夫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张岚从北京打来电话，让王京建拟定一个参加杨副司令追悼会的老同志名单，王京建用了两天时间把这个名单拟好了。

济南军区在八一大礼堂为杨国夫举行了追悼会。

图|杨国夫

那段时间，王京建经常去首长家，每个礼拜一般去四五次，至少也是两三次，他和张岚一起整理首长的遗物，包括那些珍贵的照片。

张岚把杨国夫的一副金丝边老花镜送给了王京建，算是一个念想。

两人谈及杨国夫当年写回忆录的事情，张岚还忍不住有些感慨。

杨国夫之前曾通过时任淄博市委宋立言书记找了一个人来帮助他写回忆录，初稿写出来后，他在上海检查病情时看过这个稿子，感到很不满意。后来他把稿子交给了惠民地区党史部门修改，结果也没改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稿子。

不过，杨国夫倒是有一个回忆录草稿，那还是张岚根据他的口述整理的，可他病重之后，这件事就停下来了，那个稿子也不完整，可能只开了个头，也可能只是一个纲要性的东西。

杨国夫病故之后，张岚向济南军区提出要求，希望军区找一个有写作能力的人来完善首长的回忆录，军区推荐的人选是济南陆校政治教员吴洪浩。

吴洪浩采集写作资料，一开始找到了王京建。

王京建就从1938年跟着杨国夫第一次到卫固开始讲起，把抗战时期跟着杨副司令到过什么地方、打了哪些仗，仔仔细细地给吴洪浩介绍了一遍。

吴洪浩做了记录，可就是理解不了王京建讲的内容，他不了解清河、渤海抗战历史，也不懂军事，你一遍一遍跟他讲，他就是听不懂。

回忆录就这样写不下去了，王京建就和张岚他们商量该怎么办。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觉得应该向军区申请交通工具和军用地图，到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去，在现场给吴洪浩介绍杨副司令的事迹。

图|杨国夫遗著《战斗在清河平原》

张岚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了军区，军区表示同意，并指示由军区测绘大队来具体协助他们。

在济南军区协助下，王京建带着吴洪浩走遍了杨国夫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从卫固到刘家井，从清水泊到利津城，从徐家万粮到义和庄，一步一个脚印地把那段历史讲给他听。

1985年10月，杨国夫的遗著《战斗在清河平原》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