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里，帝王的背影，隆尧尧山

有一部电视热播剧，叫《太平年》。

荧屏上，五代十国的烽火连天，后周世宗柴荣雄才大略，却英年早逝。他出兵北伐契丹，四十二天连收三州，眼看幽州在望，忽然重病缠身，不得不班师回朝。一个多月后，这位年仅三十九岁的帝王便与世长辞。镜头里，柴荣的遗容平静得近乎残忍——那张脸上还留着未竟的壮志，像一道没写完的诗，一局没下完的棋。

弹幕里飘过一行字：“柴荣，邢台隆尧人。”

就这么简简单单几个字，像一根针，轻轻扎在了心上。我忽然想起，那片被我在书里反复写过的华北大平原，那座孤零零耸立了亿万年的尧山，原来也曾走出过一位差点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人。

尧山脚下，那个帝王的故乡。

但《太平年》带来的震动，远不止柴荣一人。随着剧情展开，一张邢台籍的历史人物名单越拉越长：后周太祖郭威，柴荣的养父，也是邢台尧山人；范质，邢台威县人，赵匡胤的宰相；曹彬，邢台宁晋人，被称为“宋良将第一”；甚至那位写下中国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后蜀末帝孟昶，祖籍也在邢州龙岗——今天的沙河市孟石岗村。一部剧，串起了半个邢台的历史名人录。这当然不是巧合。这片土地在五代宋初那个大转型的时代，竟贡献了如此之多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从这里走出去，走向开封，走向战场，走向朝堂，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但他们都带着同一个故乡的印记。

那座故乡，就是尧山。

华北大平原浩浩荡荡三百万平方公里，从北京脚下一直铺到黄河岸边。在这片几乎没有起伏的土地上，忽然冒出一座孤峰，不高，不险，不奇，却倔强地站在那里，像一位不肯躺下的老人，也像一截被时间遗忘的断碑。这就是尧山。

说它是山，实在有些勉强。海拔不过一百五十多米，放在南方连丘陵都算不上。但平原上的山不以高度论英雄。它四周是麦浪翻滚到天边的沃野，是泜河蜿蜒如带的流水，是千百年来不曾改变的农耕图景。它就那样孤零零地立着，像一个沉默的证人，见证了一个民族从洪荒走向文明的漫长历程。

而这座山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部史书。

尧山，原本不叫尧山。远古时，它叫大麓。那时它的东面是浩渺的大陆泽，水波连天，芦苇如帐。先民们把靠近大水又多林木的地方称为“麓”，大麓便是这麓中之麓。四千三百年前，一个叫陶唐氏的人来到这里。他十五岁被封为唐侯，封地就在这一带。他带着先民们治水、狩猎、观天、制历，在这片大麓之中完成了禅让前最重要的一次政治预演——“大麓试舜”。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便把大麓改名为尧山。那位陶唐氏，就是帝尧。

中国历史上，以帝王名字命名的山不少，但大多出自后世的追封与附会。尧山却不同。它是百姓自发改的名，是这片土地对一位明君最朴素的感念。山巅曾立着北魏的《彭乐碑》，刻着“惟斯山宣山务，陶唐采封”十个字，那是这片土地作为唐尧始封之地最早的官方认证。元代的《唐帝庙碑》则写着：“唐山苍苍，唐水汤汤，帝德是昌。”两碑都在近代被毁，残片躺在县文保所的库房里，像两页被撕碎的历史教科书。

站在尧山脚下，我们忍不住会想：帝尧当年在这里望什么？他望的是水。大陆泽的水患曾让先民苦不堪言，他治水、疏导、迁移，把一片泽国变成了可以耕种的平原。他也望天。他在这里观天授时，制定历法，让农耕有了秩序。他还望人。他在这里考察舜，把一个外姓人提拔为继承人，开创了“天下为公”的禅让传统。这座山不高，但它目之所及，是整个华夏文明的黎明。

三千年后，又一个邢台人站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叫柴荣。

柴荣的故里，就在尧山脚下。

那个村子叫山南村，旧称柴家庄。村子不大，安静地躺在尧山的南麓，像一个依偎在长辈怀中的孩子。村口立着一通新碑，上刻“周世宗柴荣故里”。碑是新的，但村子是老的。老到什么程度？老到村里人说不清祖先是什么时候迁来的，只知道“祖祖辈辈就住在这里”。推开柴家的门，走出来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庄稼汉，而是一个曾经差一点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帝王。

柴荣就出生在这里。那还是五代十国，中国历史上最乱的乱世。五十年间，十四个皇帝走马灯似的换，人命如草芥，城头变幻大王旗。柴荣家道中落，少年时便推着独轮车外出贩茶，往来于江陵之间。一个在尧山脚下长大、推着独轮车卖茶叶的年轻人，谁能想到他日后会成为一代英主？谁能想到，那座以尧帝命名的孤峰，在几千年后又孕育了一个试图再造太平的帝王？

后来他投奔了姑父郭威。郭威也是尧山人，无子，收柴荣为养子。郭威建立后周，柴荣以皇子身份出镇澶州。郭威病逝后，三十三岁的柴荣登基，是为后周世宗。他在位只有五年六个月。就是这短短五年半，他改革财政，均定田赋，兴修水利，疏通漕运，毁佛铸钱，整顿禁军，西败后蜀，三征南唐，打得南唐中主李璟去帝号、称臣纳贡。然后，他把目光投向了北方——那里有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那是中原王朝的命门，也是所有汉人心中的痛。

公元959年四月，柴荣率军北伐。契丹人闻风丧胆，后周大军势如破竹。四十二天，兵不血刃，连收三关三州十七县。幽州城就在眼前，燕云十六州的光复似乎触手可及。然后，历史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柴荣病了。病得很重。他不得不下令班师。回到开封后不久，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便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九岁。

七个月后，他的得力干将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赵匡胤是个优秀的继承者，他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却始终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他采取的是“先南后北”的策略，稳健有余，锐气不足。后来他的弟弟赵光义两次北伐，均遭惨败，从此宋朝再不敢北望。三百年间，中原王朝活在北方铁骑的阴影之下，直到1368年明朝徐达北伐，燕云十六州才重新回到汉人手中——那已经是柴荣北伐之后四百零九年了。

如果柴荣多活十年呢？

这是无数历史爱好者反复追问的问题。以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魄力，以他“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雄心壮志，燕云十六州很可能提前四百年回归。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靖康之耻，不会有南宋偏安，不会有三百年的积贫积弱，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都将改写。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一个尧山人打下了基础，另一个人摘了果实——只是这果实，终究没有长成柴荣期待的样子。

我忽然想起了尧帝。尧帝当年把帝位禅让给舜，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那是何等的胸襟。他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传统，让后世君王每每提及“尧天舜日”，便心生向往。柴荣虽然没有禅让，但他临终前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赵匡胤等人，未尝不是一种信任。可惜，赵匡胤没有成为舜。他选择了“家天下”，把后周的江山变成了赵宋的基业。这不是赵匡胤一个人的错，这是历史的常态。禅让是例外，篡位是常态。尧帝的伟大，正在于他做了一个例外。

柴荣想做尧帝那样的君主。他改革、均田、治水、铸钱、北伐，每一件事都带着“为天下人”的底色。他早年贩茶时深知民间疾苦，称帝后始终把百姓放在心上，让人雕刻农夫、蚕妇的木像摆在殿上，提醒自己不忘农事。这样的帝王，在五代那个武夫横行的乱世里，简直是一个异数。他的年号“显德”，他的雄心“太平”，都在向尧帝那个黄金时代致敬。

然而他失败了。不是败给了敌人，是败给了命运。

但他没有完全失败。他死后被民间奉为财神，百姓不叫他周世宗，只亲切地叫他“柴王爷”。赵州桥上那道深深的车辙，据说是他推着载有五岳大山的独轮车轧出来的。河北民歌《小放牛》里唱道：“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推车的那位，就是柴王爷。一个帝王，最后以财神的身份活在百姓的香火里，这是历史对他另类的褒奖，也是民间对他未竟事业的一种补偿——你没能收复燕云，但你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我们记得。

尧帝和柴荣，隔着三千年的时光，在这座山上遥相呼应。一个开创了禅让的传统，一个试图恢复太平的理想；一个被供奉在庙堂之上，一个走进了百姓的灶台。他们都失败了——尧帝的禅让没能成为后世君主的榜样，柴荣的北伐功败垂成。但他们又都成功了——尧帝成了“圣君”的代名词，柴荣成了“财神”的化身。历史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记住了那些真正为天下人做过事的人。

《太平年》的编剧显然深谙这段历史的吊诡。剧中没有回避柴荣之死带来的转折，也没有刻意神化赵匡胤。相反，它用一种近乎悲悯的眼光，看着这群从邢台走出的君臣，如何在历史的棋盘上各就其位。郭威是柴荣的养父，柴荣是赵匡胤的旧主，范质和曹彬是赵匡胤的肱骨——他们来自同一片水土，却走向了不同的命运终点。这种同乡之间的权力流转，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指向那座以尧帝命名的孤峰。

站在尧山脚下仰望。山不高，但你看久了，会觉得它在生长。不是向高处生长，而是向深处生长——向历史的深处，向文化的深处。尧帝在这里试舜，开创了“公天下”的先河；柴荣从这里走出，试图在乱世中重建“太平”。李唐皇室认这里为祖籍，后周两帝把这里当故乡。一座不起眼的小山，竟成了中国政治理想的一个隐秘坐标——从尧帝的禅让到柴荣的均田、治水、北伐，一脉相承的都是“为天下人”的初心。

柴荣推着独轮车离开尧山的时候，还是少年。他不知道前方的路有多远，不知道等待他的是皇位、战争、改革和早逝。他只知道，尧山在身后，故乡在身后。后来他做了皇帝，再也没有回来过。但他的根，始终扎在这片土地上。他的改革，带着尧山石头的坚硬；他的抱负，带着尧山孤峰的倔强；他的早逝，带着尧山秋风的萧瑟。

尧山还在。不高，不险，不奇。但它就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老人，看着王朝更迭，看着世事变迁，看着一批又一批的人从它的脚下走过，走向远方。有些走远了，再也没有回来。有些走了一圈，又回来了。但尧山不说什么。它只是站着，用它的方式，把时间留住。

山下的南城门还在。一千二百年的城墙，被过往的车辆磨出了光滑的弧度。门洞内壁上嵌着一块明代石刻，刻着“匠壹名、王景”和“万历十二年岁”等字样。四百多年了，那个叫王景的工匠早成了尘土，他留下的字迹却还在，工工整整，一笔一画，仿佛昨天才刻上去。1948年，隆尧县第一中学就设在城内。在尧山办学的半个世纪里，这所学校为全国高校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学生。尧山城墙和城门，成了一代代隆尧学子共同的母校记忆。他们从这里走出去，走向更远的世界，但梦中总会有一道斑驳的城门，和门洞里那永远吹不完的穿堂风。

柴荣当年推着独轮车走出尧山的时候，穿过的也是这样的城门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道城门，那座孤峰，那片平原，从此和两个帝王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一个是开创了禅让传统的尧帝，一个是试图再造太平的柴荣。他们相隔三千年，却站在同一片土地上，望着同一个方向。

《太平年》的片尾曲响起时，我又想起了尧山。那座山不会说话，但它用一百五十多米的海拔，标定了一个文明的起点，也标定了一个帝王的起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尧山没有仙，但它有一个推着独轮车走出去的少年，那个少年后来差点统一了天下。它还有尧帝，那个开创了“天下为公”理想的圣人。

尧山不高，但它是尧帝的圣山，也是柴荣的故乡。

这就够了。

张军昱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