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银行2025年的光鲜答卷与规模狂奔背后的多重困境

出品|圆维度

作为中西部规模最大的城商行，徽商银行2025年年报呈现出典型的"增量不增收"特征——资产总额突破2.33万亿元、归母净利润165.25亿元，表面实现"规模与利润双增"，但盈利结构严重失衡、资产质量结构性风险加剧、公司治理重大短板等问题突出。董事长空缺超8个月、全年被罚22次、罚没超1700万元、"中静系"股东内耗持续，这家万亿级城商行正站在从"规模驱动"向"质量驱动"转型的关键十字路口。

净利润增长靠“省”出来

根据徽商银行发布的2025年财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集团资产总额达23260.8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5.51%；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11304.92亿元，增幅12.80%；负债总额21535.88亿元，增幅16.28%。然而，在资产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仅376.70亿元，同比增幅仅1.18%；归母净利润165.25亿元，同比增长7.21%。

15.51%的资产增速与1.18%的营收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以量补价"的态势暴露出徽商银行资产运用效率的持续下滑。

从表面看，徽商银行的净利润增速跑赢了营收增速——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7.21%，远高于1.18%的营收增幅。但拆解这份利润表，支撑净利润高增长的“救命稻草”并非主业的良性增长。

资产减值损失的减少，成为推高利润的关键砝码。2025年，徽商银行资产减值损失70.77亿元，较2024年的85.48亿元大幅减少14.71亿元，降幅达17.21%。这意味着，利润的增长很大一部分并非来源于主营业务的扩张，而是通过“少计提减值”在账面上实现的。这种操作不具备可持续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未来的风险抵御能力。

与此同时，成本管控能力持续弱化。成本收入比从2024年的27.63%升至2025年的29.07%，同比上升1.44个百分点。在规模扩张过程中，运营成本的增长速度远超营收增速，进一步挤压了盈利空间。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核心盈利支柱的持续弱化。徽商银行的盈利结构严重“偏科”——2025年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高达76.86%，非利息净收入占比仅23.14%。这种过度依赖传统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在当前银行业息差持续收窄的大趋势下面临严峻考验。

在利率下行周期中，这一模式的脆弱性暴露无遗。2025年，徽商银行净利差从2024年的1.49%降至1.31%，净息差从1.71%大幅下降至1.49%，同比收窄22个基点。生息资产收益率为3.31%，同比下降52个基点；而计息负债成本率1.88%，仅同比下降31个基点，成本端降幅远小于收益端降幅。

此外，非息业务的发展乏力，进一步加剧了盈利结构的失衡。2025年，该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中，除托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8%外，代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担保承诺业务收入均出现同比下滑，其中担保承诺业务收入同比降幅达28.34%。

账面数据光鲜，结构性风险暗涌

在资产质量方面，徽商银行交出了一份看似稳健的答卷。2025年末，不良贷款率为0.98%，较上年末微降0.01个百分点，连续两年保持在1%以内；拨备覆盖率维持在278.79%的较高水平。

但深入分析信贷结构与风险数据可以发现，其资产质量呈现出“整体平稳、局部恶化”的特征。

首先，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率的“反向变动”揭示了真实压力。2025年末，徽商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110.53亿元，较上年末的98.76亿元净增11.77亿元，增幅达11.92%。不良率之所以能够维持微降，完全依赖于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而非不良贷款的有效化解。

更为突出的隐忧在于风险的前瞻性指标。截至2025年末，逾期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22.53亿元至149.11亿元，增幅进一步扩大至15.11%，远超不良余额增速，这些逾期贷款未来可能进一步划入不良，将对资产质量形成二次冲击。

而且，个人贷款领域的风险同样值得高度警惕。个人贷款不良率从2024年末的1.58%上升至2025年末的1.89%。房地产领域更是成为风险“暴风眼”。

其中消费信贷、信用卡等信用类贷款风险更为突出，与2025年多张罚单直指信用卡过度授信、风控不严的问题相互印证。

拨备覆盖率从2024年末的286.47%降至278.79%，下降7.68个百分点，意味着该行抵御风险的安全垫正在变薄。

合规之危，违规链条贯穿全流程

内控失效已成为徽商银行最直观的伤疤。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年，徽商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共收到22张机构罚单，累计罚没金额超1700万元。从总行到南京、亳州、淮北、芜湖、安庆等分支机构，从安徽本土到江苏异地，违规网点散布多个地区。

进入2026年，处罚态势并未收敛。仅一季度，徽商银行就再添5张罚单。4月9日，亳州分行因贷款发放环节严重违规被罚30万元，责任人张永杰被处以5年银行业禁入。4月15日，淮南凤台支行因违规发放个人住房贷款被罚40万元。

从处罚事由看，信贷、信用卡、理财、票据、同业、财务顾问等核心业务几乎“全链条沦陷”。2025年12月5日，徽商银行在同一天内连收两张巨额罚单：因财务顾问业务管理不到位、异地业务不合规被罚款665万元；因违规发放贷款、贷后管理不到位、信用卡业务管理不到位、理财业务不审慎被罚款150万元。

2025年10月，因贷款产品管理不审慎、贷款三查不到位，总行被罚款240万元，责任人王涛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10年——这一处罚力度在城商行中极为罕见。

梳理处罚事由，“贷前调查不尽职、贷中审查不严、贷后管理虚化”成为信贷业务违规的“通病”。有银行业资深分析师指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操作失误，而是风控体系失效。从贷前调查不严到贷后管理虚化，从票据贸易背景审核不严到信用卡汽车分期管理不审慎，违规链条几乎贯穿了信贷业务的全流程。”

一位资深银行业分析师对媒体表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操作失误，而是风控体系失效。从贷前调查不严到贷后管理虚化，从票据贸易背景审核不严到信用卡汽车分期管理不审慎，这些问题说明集团的合规文化没有渗透到业务末梢。"

此外，徽商银行近期还对公司治理结构作出重要调整。2026年4月，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核准，同步撤销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这一调整能否真正提升治理效能，仍有待市场检验。

股东博弈与股权动荡

徽商银行的股权治理顽疾已持续近二十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深层掣肘。

截至2025年末，徽商银行第一大股东为存款保险基金，持股比例为11.22%；中静系通过旗下中静新华、Wealth Honest等企业合计持股10.59%，为该行第二大股东。

这场博弈的核心分歧聚焦于分红政策与公司治理。中静系作为财务投资者，长期追求更高的股东现金回报。

早在10年前，中静系就开始提案要求徽商银行提升分红比例，但至今相关提案均未获通过。2026年2月，中静系提出的中期分红提案——拟派息总额约25.97亿元、占上半年母公司净利润30.06%——在临时股东大会上仅获25.55%赞成票，被高票否决。

在持续内耗之下，中静系正计划彻底离场。2026年3月，中静系掌门人高央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公司目前正处于“最困难的阶段”，清仓所持徽商银行全部股权（约10.59%）已被定为化解约80亿元债务压力的“终极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多家央国企股东也在持续退出。包括中粮、马钢、中国船舶等在内的多家央国企股东，近年来持续折价挂牌转让所持徽商银行股权，结果却屡屡以流拍告终。这不仅是响应政策要求退出非主业金融投资，更是市场用脚投票，表达对该行治理前景的担忧。

股权频繁变动导致管理层更迭频繁，内控难以有效落实。徽商银行第一大股东之位从合肥市财政局到安徽能源集团、中静系、再到存款保险基金的数次易主，清晰地勾勒出股权结构长期缺乏"定海神针"的尴尬现实。

此外，徽商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正面临严峻考验。

董事长职位已空缺逾八个月。原董事长严琛于2025年7月因工作调动辞任，赴河南省出任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但截至2026年4月，新任董事长仍未到位。董事会秘书廉保华因达到退休年龄，于2025年11月辞职，同样处于待补状态。首席合规官岗位长期空缺，直至2026年2月才由行长孔庆龙兼任。

治理层面的问题不止于岗位空缺。徽商银行的第四届董事会存在严重超期履职问题，董事会人数不足公司章程规定，甚至出现6名独立董事中5人超期履职等一系列问题，不仅违背商业银行治理准则，也引发了市场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持续担忧。

更为触目惊心的是高管层的腐败顽疾。自2005年以来，徽商银行共经历五任董事长，其中已有三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

第三任董事长李宏鸣在任职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滥用职权，通过利益输送受贿2600余万元，2024年5月因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万元。首任董事长戴荷娣于2022年因受贿罪获刑12年。第四任董事长吴学民亦于2022年被“双开”，涉嫌受贿犯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五任董事长中三人落马，这一现象在银行业中极为罕见。

作为中西部资产规模最大的城商行，徽商银行在2025年交出了一份“量”的答卷——规模突破2.3万亿、不良率持续低位、区域市场份额领先。但在这些光鲜数据的背面，盈利结构的严重失衡、资产质量的结构性风险积聚、公司治理的深层缺陷，以及合规内控的频繁失守，正在从不同维度侵蚀其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基本盘的数据勾勒出的，是一家银行在“量”与“质”之间艰难抉择的真实图景。徽商银行当前的核心矛盾，在于从“规模驱动”向“质量驱动”转型受阻。对于这家万亿级城商行而言，重构治理机制、强化内控体系、优化盈利模式，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