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媛媛：根在泥土里，法在乡情间

研城人民法庭离县城不远，每次走进这栋不起眼的“平房”，心中总涌起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十六年前，我刚被任命为沐川县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就被派到永福人民法庭，从此与人民法庭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识法庭：从法条到乡音的转变

还记得第一次独立调解纠纷时的窘迫。那是一起邻里间的相邻权纠纷，双方当事人都是五十多岁的农民。我翻开《物权法》，准备从相邻权法律关系开始讲起，刚说了几句，就看到两位当事人茫然的眼神。

“法官，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不懂，”其中一位抽了口旱烟，“我就跟你说，他屋头的屋檐水都流到我墙根了，墙都泡坏了，咋个解决？”另一位不耐烦地摆摆手，“女娃子，你还没得我的娃儿年龄大，你处理不好，还是回去喊老同志来。”我脸红到耳朵根，赶忙躲到一边跟院里的前辈打电话，前辈在电话里笑了：“小谭，你不要慌，在法庭工作，要先学会把法条翻译成乡音。还有，不要单打独斗嘛，你先去把村支书、镇政府、司法所的同志请来一起说。”

那天下午，我没再提“相邻权”，而是跟着两位当事人去现场看了屋檐水的流向，听了他们两家长达二十年的恩怨，最后在村支书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折中方案：一方出钱修条小水渠，一方让出半尺地方。

签字时，那位抽旱烟的大叔说：“法官，你这样处理我们服气。”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人民法庭的第一堂课，是学会听懂土地的声音，那声音是犁铧翻动春泥的微响，是晒场上谷粒坠地的轻叩，是“川西竹海”的竹根在石缝间悄然伸展的韧劲；第二堂课，就是要学会在法律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力量解决群众问题，把根扎在群众中间。三年的法庭生活，让我真正读懂了“根系”二字的分量：它不在高处，而在俯身时指尖触到的湿润泥土；不在判决书的墨迹里，而在调解协议上那枚微微发红、带着茧子的拇指印中。

再识法庭：从“单打独斗”到“攥指成拳”

从永福法庭离开到乐山中院工作十年后，2023年7月，我以井研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身份再次走进人民法庭——研城法庭（2023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集体）。

庭长谢昭富是个90后，长得却像个十足的80后，说起话一板一眼更像70后，干活儿又像热情洋溢的00后，但却有个10后的外号——“小花”，在介绍研城法庭工作时，他既腼腆又老练。在办公室里，我看到他的工作笔记里有一张特殊的排班表-不是法官的庭审安排，而是“联动排班”。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某月某日，与综治中心、司法所、派出所、柑橘协会在某村联合排查。我跟他交流起我第一次调解的那个屋檐水纠纷，他搓搓手笑呵呵地说：“谭院长，您当年调解那些案子，还要自己跑村支书家、找派出所、政府问情况、搬救兵吧？现在我们有‘联、通、访’机制，不用等矛盾闹大了再凑拢（一起）。”他顺势从办公桌下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法庭的工作台账。“您看这个例子，就很典型。”他指着一份记录说：“今年1月份是柑橘收购旺季，一个外地果商按合同来拉4万斤果子，果农临时要每斤加一块钱，两边僵住了。果商直接找到了县柑橘办和镇政府。”

“这要在以前，可能就是镇政府单独协调，或者等一方起诉到法院，我们再介入，时间成本和商业风险都大。”谢庭长接着说，“但那天，镇里一个电话过来，我们法庭、司法所、柑橘协会的人半小时内就都到了果园边上。这就是‘联’的反应速度。”

“到了现场，我们心里都清楚，这表面只是一起柑橘买卖合同纠纷，背后却关系到‘井研柑橘’的诚信口碑。我们几个人分工，有人跟果农算法律账，明明白白讲违约要赔多少钱，把‘契约精神’掰开揉碎说；有人从情理上劝，讲‘诚信经营才能长久，丢了口碑就丢了根本’；柑橘协会的同行从市场角度分析，告诉果农因小失大、吓跑客商的后果。镇干部则在一旁安抚情绪，保障后续服务。”

“最后，果农想通了，客商也适当让了一步，当天果子就顺利装车运走了。牌子保住了，更大的纠纷隐患也消除了。”谢庭长合上文件夹，“这种事现在不算稀奇。因为我们‘访’得勤，跟果农、协会、客商都熟，他们有事愿意找我们；信息‘通’得快，镇里一‘吹哨’，我们就能精准‘报到’。近三年，园区里的联动调解越来越多，真闹到要对簿公堂的案子，反而一年比一年少。这就是机制运转起来后，‘脚板下得去，矛盾上不来’的效果。”

2025年年初，乐资高速征地，那段路正好穿过几个核心柑橘园，涉及的青苗费补偿归属、土地权属、房屋产权有些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口头互换承包地约定。补偿方案一出来，好些的群众都来到村上、镇政府。“要是搁以前，这些疑难纠纷，得多方咨询、层层上报处理。”但现在，研城法庭的“联席会议”机制挺在前面，那一个月，法庭牵头开了四次联席会。第一次在镇政府，综治中心、司法所、涉及的镇干部、村干部全到场。谢庭长一处一处指：这块地是什么时候互换的，是谁在具体种植经营，旁边那家虽然没有证，但有其他的证据和证人证言还可以作证......

“不是我们法庭一家在说，是镇干部讲补偿政策，农经工作人员讲确权依据，村干部现场核实细节，司法所合力调解。”“十六起纠纷，像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剥开，找准了症结，释法明理，最终全部化解，项目得以顺利推进，园区发展的节奏没被打乱，这就是我们‘联席会议’成效的缩影。”谢庭长每次说起这些，就变得一点都不腼腆了。

我想起十六年前，为了查清一块宅基地的归属，我带着书记员跑了三趟档案局，两趟国土所，还不敢保证找到的资料就是最新的。而现在，联动机制让信息在第一时间汇聚，让专业力量在第一时间协同。

“信息通报”里的治理密码

翻开研城法庭去年的四期《信息通报》，这是我们法庭的另一种“声音”。

第一季度通报里，用柱状图清晰地显示：涉柑橘产业纠纷同比上升30%，集中在购销合同违约、劳务报酬拖欠。建议栏写着：建议镇政府牵头，推广使用县柑橘协会制定的标准合同文本；建议在采摘季前，组织专项法治培训。

第二季度的分析更加深入。通报指出，随着城镇化发展，土地流转日益活跃，但程序随意、合同不规范、主体能力不对等问题突出。建议加强法制宣传、规范流转管理、严格落实监管制度。这些建议后来被县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第三季度通报聚焦侵权纠纷，特别指出了乡村道路监管薄弱、高空作业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提出的建议具体到“在弯道、陡坡路段设置醒目标识”“组织人员每月开展交通安全劝导”等可操作措施。

第四季度通报显示，全年受理涉土地纠纷100余件，全部妥善化解。但同时也清醒指出：群众法律意识增强但诉讼能力不足，多元化解成效显著但解纷合力仍需强化。

“这些通报，镇党委政府有回应吗？有没有跟踪过？”我问。

谢庭长打开手机，给我看镇领导的回复：“已安排分管领导落实标准合同推广事宜。”“县领导已签批农业农村局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履行的监督。”

他笑着说：“我们不做‘马后炮’，只做‘预警铃’。数据不会说谎，案例最能说明问题。我们的通报，就是把法庭在审判一线‘听’到的问题，‘看’到的隐患，用专业的语言‘说’给党委政府听。这叫‘通’。”

回想当年我们办完一个案子，常常只关注这个案子本身是否公正了结。而现在的人民法庭，已经是一个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能敏锐地感知社会机体的“病兆”，并参与“诊治”。

“走访”走出的人情地图

有一次，我和谢庭长去集益镇走访。车子在柑橘园间的产业路上行驶，他如数家珍：“左边这片是徐老大的果园，他女儿嫁到成都了，老两口自己打理，去年合同吃了亏，我们帮他约了收购商重签了。”“前面那个坡上是合作社的示范基地，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我们也要帮忙看看。”

走进镇政府，政法委员老杨迎出来，第一句话是：“老谢，你来得正好，上周说的那个土地流转的模版，我们修改了一版，你给把把关。”

这种熟稔，不是客套的寒暄，而是长期协作形成的默契。谢庭长说，他手机里存着辖区所有村支书、主任的电话，每个季度至少要跟每个村的“法律明白人”见一次面。“不是等他们来找我，是我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在村委会，我们碰到来咨询的果农老周。他拿出一份收购合同：“谢庭长，你看这个‘扣除杂质3%’合理不？”

谢庭长看了合同，又问了果子的品种、采摘方式，摇摇头：“老周，这个条款对你不利。正常选果损耗一般在1％以内，他写到3%，你可能会吃亏。”他当场帮老周修改了条款，还教他怎么用手机拍下选果过程的视频作为证据。

老周走后，村支书感慨：“以前村民签合同，要么不看，要么看不懂。现在法庭定期来，大家知道先问问，少了好多扯皮事。即便人没到场，电话、微信也随时找得到，有他在，我们踏实得很。”

我想起十六年前，那位说我“还没得我娃儿年龄大”的当事人。当时那种不被信任的窘迫，至今记忆犹新。而现在，法官通过一次次走访，成为了乡亲们遇到难题时“想得起、找得到、信得过”的人。

屋檐水与柑橘园：变与不变的乡愁

回程的路上，谢庭长望着路边的柑橘林，说了句朴素的话：“谭院长，我觉得法庭工作就像这些柑橘树，根要扎得深，但枝叶要迎着阳光长。‘联’是让我们的根须和其他治理根系交织在一起；‘通’是让养分在枝干里顺畅流动；‘访’是让每一片叶子都能感受到阳光雨露。”

车子驶出百里柑橘园区，我送谢庭长回研城法庭，后视镜里，那座不起眼的平房渐渐隐入暮色。但我知道，那里面亮着的灯，照亮的不仅是一摞摞卷宗，更是一张张织密的治理网络，一份份沉淀的乡土信任。

十六年，从永福到研城，从蹲在田埂上记笔录的女法官，到分管法庭工作的副院长。我走过的每一个法庭都在告诉我：法治在乡土中国的生命力，从来不止于裁判的威严，更在于这种细密而坚韧的“根系生长”。它联通着千家万户的灯火，浸润着每一寸需要公平正义的土地。

而我们，都是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在岁月的风雨中，共同聆听并回应着——土地深处，那从未停息的脉动。

（井研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