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忠奉命将防区移交给李仙洲，为何提前离开，甚至通知八路军

1943年的沂蒙山区，于学忠带着仅剩的一千余人马，默默离开了他苦撑数年的敌后根据地。这支当年带着西安事变后残存的东北军主力深入山东的队伍，最鼎盛时麾下武装一度达到十五万人，最终却在日军的持续扫荡、重庆当局的刻意排挤、部队内部的逐步崩解中，落得个黯然离场的结局。

风雨飘摇，老将临危受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际，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他在临走前留下手令，把东北军的指挥权全权交给于学忠。
说实话，张学良的这个决定让很多东北军老部下深感意外。于学忠是山东蓬莱人，并非东北军起家的老底子。他早年追随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直到1927年才投到张学良麾下。
当时的东北军虽仍有二十余万人马，但是却因主帅突然被扣而人心浮动，内部派系林立不服管控，蒋介石又趁机着手整编，用“二二制”压缩编制，频繁调动分化瓦解。于学忠接手的，根本就是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
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在疑惑，张学良委托于学忠的这个决定，到底是走投无路的权宜之计，还是早就看透了于学忠骨子里的刚直不阿？
毕竟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一个不是嫡系出身的将领，反而更难被蒋介石轻易拉拢收买。

狼烟四起，东北军的救赎之路
抗战全面爆发后，于学忠奉命率第五十一军开赴前线，军中官兵大多是九一八事变后离乡背井的东北子弟，人人身上都背着“不抵抗”的屈辱骂名，全军上下誓要和日军真刀真枪较量。
徐州会战打响，五十一军被派往淮河沿线布防，任务是阻挡日军第十三师团北上，临淮关、蚌埠一线的拉锯战持续了一个多月，五十一军伤亡三四千人，完成了拖延日军推进步伐的任务。
台儿庄战役爆发后，于学忠和五十一军又承担起侧翼掩护的重任。说实话，这一战第五十一军打的并没有多么好但是最终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这几次作战，五十一军伤亡其实比较严重，就在部队急需休整喘息的时候，于学忠接到了鲁苏战区总司令的任命。听起来是统管山东全省和苏北地区的封疆大吏，实际近乎一个空衔。
此时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的韩德勤手握第八十九军，根本不听调遣。此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也控制着地方保安团，但始终各行其是。
于学忠真正能指挥的，只有他从大别山带出的第五十一军和第五十七军，共计两万余人。
有多大本事干多大的活，于学忠带着部队长途行军进入鲁南山区，把战区总司令部设在山岭连绵、易于隐蔽周旋的上高湖。
他随后收编零散游击武装编成十个游击纵队，开办干部训练团培养骨干，设立小型修械所修理枪械，带领部队在日军扫荡的夹缝里把影响力扩展到二十多个县。麾下各类武装一度达到十五万人，形成了相当可观的抗日力量。

谁才是真正的朋友
在山东站稳脚跟之后，于学忠主动派人联系八路军。
1939年5月，于学忠的代表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员张经武会面，双方大致划定了各自活动范围，达成了协同抗日的默契。
当年秋季为支援华中抗战，鲁苏战区部队破坏津浦铁路，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主动在侧翼配合，拆毁数十里铁轨，炸毁多列日军军车。
这种战场协作，在当时华北敌后国共摩擦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难得。重庆方面发来的一桩桩挑动摩擦的命令，于学忠大多按下不办，私下里反复叮嘱部下，枪口要对准日本人。
1940年，日军着力加强“肃正作战”，决心清除山东的抗日力量，数架日机突然轰炸战区总司令部驻地，指挥部、通信站、仓库均陷入火海，官兵伤亡惨重，于学忠带着司令部人员躲入山洞才幸免于难。

同年九月，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暗中与日军接触商谈投降，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果断采取行动扣押了缪澄流及主要同谋。
这一事件虽被平息，但是部队内部的裂痕却再也难以愈合。1942年常恩多病重不起，他部下的部分官兵最终脱离东北军体系，转入八路军滨海支队，虽然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对于于学忠来说，这毕竟意味着自己手里部队的削弱。
1943年一月，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两万余人投敌，同年六月，暂编第二师师长荣子恒也率部投降。
于学忠麾下这些将领的叛离，固然有日军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的双管齐下，可更多的，是重庆方面对杂牌军长期不管不问，既不补充兵员，也不给足粮弹，间接逼走的。
1943年六月，重庆方面电令于学忠立即率部撤出山东，改由中央军嫡系李仙洲部接防。于学忠听到这个命令时也明白自己在敌后苦撑数年的局面，到此彻底结束。
然而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不等李仙洲部接防于学忠就先行撤离，还把这一想法悄悄告知了八路军。

于学忠顾虑的是，如果李仙洲集团开进鲁中的话，必定会和八路军发生冲突，这样一来就白白损耗了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军区负责人当即回应，只要东北军撤离，八路军保证礼送出境。和那些一心抢地盘、搞摩擦的国军将领比起来，于学忠的这份家国格局，着实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