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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客公社 吴昊钰
“那时候其实就是敢想,但这是年轻人自然有的东西。没有我,也有俞浩嘛。”近日,大疆汪滔罕见接受采访,如是评价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
而这句话,无意间也成为人们真正了解俞浩的绝佳入口。
汪滔说俞浩“很珍贵”。一个敢于在所有人循规蹈矩时选择另一条路的人,在汪滔看来,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品质。
国人大多习惯藏锋守拙,把“敢”藏进“稳”里。但俞浩不一样,他身上有种少年意气的“敢”,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品。
敢,是向内扎根的勇气。也正是这份“敢”,让追觅从10万块起步,走到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舞台中央。
当舆论热衷于给俞浩贴标签时,我们或许忽略了更本质的问题:这个从江苏南通走出来的清华极客,凭什么敢想?凭什么敢试?又凭什么敢在所有人说不可能的时候说“我要做”?
答案,藏在他过去二十多年的选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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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想”:
清华极客从小与众不同
俞浩的“敢”,是从小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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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出生于江苏南通,俞浩从小迷恋飞机,练就了一个神奇的技能:他能根据天上飞过的一小点画面和声音,就能辨别出是哪个型号。
12岁那年,家里盖新房,他自告奋勇设计线路,让楼上楼下的开关能一起控制一盏灯。那时候俞浩还不懂什么叫双控电路,但他隐约知道,家里的电线是一个网络,正电负电无处不在。
这种“敢想敢干”的劲儿,后来被他自己总结成一个朴素的思维模型:反着来。
小时候,妈妈每年都会为种大豆还是种棉花烦恼,因为两种经济作物的收购价格一直波动。当时俞浩就说:“你烦啥,你看看人家种啥你就反着种,人家种大豆,你就种棉花;人家种棉花,你就种大豆。”
这就是他后来反复提及的“非共识决策”的雏形:当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挤的时候,反向走,反而可能找到出路。这种思维方式在少年时期是直觉,在创业时期则成了方法论。
2005年,俞浩因物理竞赛获奖被保送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2007年,他便成为中国最早的四旋翼无人机开发者;2009年,他更是独立研发出全球首个三旋翼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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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不满足于一个人的技术狂欢,想建一个“梦工厂”——一个让极客们可以通宵达旦、忘掉平庸的地方。于是,2009年秋天,俞浩与4名跨院系同学创立的极客社团“天空工场”诞生了。
没有资金,靠老师个人资助;没有场地,就窝在紫荆综合服务楼C楼20平方米的406室;没有资源,一群人在堆满飞行器、激光切割机和零件的空间里通宵研发……俞浩曾回忆:“我当年真的是睡地板,夏天没空调,一群人光着膀子干活。”但苦尽甘来,“天空工场”很快便拿到了波音公司为期10年的专项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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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后来 场地 越来越大 , 但那种 “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忘掉平庸、忘掉低效 ” 的 劲儿 一直没变过 , 也 为多年后 他成立 追觅科技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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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万块到10万转
他敢于挑战最硬的骨头
很多年后,俞浩说:“很多人在年轻时都充满理想,但一个人到了三十多岁,会变得越来越现实。这个时候去重新追问自己——‘我真正想做什么?’变得更加重要。”
而一直以来,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追问。
2011年到2017年,俞浩经历了长达6年的迷茫期。用他自己的话说,“真实的故事一点都不动人。最早什么能挣钱我们就干什么,甚至连充电宝都想做。”
几个人凑出10万元创业,他们面临一个选择:做什么?俞浩确立了两个原则:一是,产品要能被千家万户使用;二是,产品要具备较高的技术壁垒。最终,他们选了一个最硬的骨头:高速数字马达。
那一年,国际巨头戴森已经做到了10万转/分钟,而国内市场上的大部分同类产品马达转速只有两三万转。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而是代际鸿沟。
但俞浩的“敢”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要追,还要超。
这个目标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仅要攻克气动、电磁、驱动、电力电子等关键技术,还要搞定动平衡、减震、降噪、热设计等实际量产的各种难点。
这条路,俞浩和追觅走了两年。2017年夏天,创始团队在测试时惊讶地发现:他们正在试验中的高速数字马达的效率,已经超过了当时行业第一名对外公布的数据。10万转,成了。
如今追觅已经将高速马达的转速推进至20万转/分钟,全球累计申请专利超10000件。当年那个“敢想”的种子,已经长成了一片技术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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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的“反向操作”和“N+1”:
敢于不走寻常路
还有一个故事是,追觅加入小米生态链后,是生态链投资的第100家公司。
当时在扫地机赛道,追觅排名第四。按行业惯例,第四名最习惯扮演价格破坏者角色:卖便宜点,抢点份额。但俞浩知道,那只会让你永远在第三、第四。
于是,俞浩做了一个所有人都觉得不理性的决定:不做价格破坏者,只做高端。“我们要反向操作。”并且,他还决定要同时做三件事:代工、自主品牌、海外市场。
这在硬件行业几乎没有先例。大多数代工厂要么安心做代工,要么慢慢转型品牌,很少有人敢三条线同时推进。但俞浩的逻辑很简单:我不知道哪条路一定能成,所以我全都试。
在很多公司,失败是被极力掩盖的。但在追觅,失败被系统性地设计进流程里。
他说:“主动犯小错,不犯大错。”这种“非共识”思维,后来成了追觅的决策底色。当别人花几个月反复推演、试图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时,俞浩选择直接上市场、快速试、快速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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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浩还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反复解读的方法论——“N+1”。他观察到,过去很多中国企业的模式是“N-1”:对标世界最先进的产品N,研究哪些功能可以砍掉、把成本降下来、卖便宜一点。
但他判断,未来四十年最大的机会是“N+1”,在世界最先进产品的基础上,做增量创新,做出那个被消费者感知和认可的“+1”。
这个“+1”敢加在哪里?割草机器人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答案。
2023年,当时行业最大的难题是边界识别问题。割草机经常割到不该割的地方,甚至会误伤小动物。行业里有人尝试用RTK等方案,但效果都不够理想。追觅团队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车用激光雷达的价格会迅速下降。于是俞浩第一个把车用多线激光雷达用到了割草机上。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起来有点“疯”。要知道,激光雷达是割草机上最贵的零部件,同行们都在想方设法压缩成本,追觅却要把最贵的零件装上去。更“疯”的是定价:当其他中国厂商把产品杀到499美元时,追觅定出了1999美元的价格。
结果呢?卖爆了。截止到2025年2月,追觅智能割草机器人累计出货量突破10万台。而整个项目效率产出比极高。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关于“敢”的故事。
俞浩敢想,敢试,敢在第四名的时候只做高端,敢在不确定的世界里用小成本试错替代大投入押注,敢在被所有人拒绝的时候继续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没有追觅的时代,只有时代的追觅。”这是俞浩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
但在任何一个时代,敢于行动的人,都值得被记住。
而“敢”,也是俞浩和追觅最珍贵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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