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真的在“转向”印度吗？

詹德斌

韩国总统李在明于4月19日至21日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韩国总统时隔8年再次访印。韩方将此行定位为“全球南方外交战略”的正式启动，并提出到2030年将韩印双边贸易额提升至500亿美元、推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升级谈判。有舆论据此认为，韩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韩国正在“转向”印度。然而，这一判断似乎仍有待冷静观察。

从表层看，韩印关系确实呈现升温态势，但其动力更多来自各自战略需求的叠加，而非单向“转向”。早在朴槿惠政府时期，韩国即积极呼应印度2014年提出的“向东行动”政策，双方关系升格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文在寅政府在“新南方政策”框架下延续推进，并于2018年访问印度。此举更大的背景是，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后，印度地缘战略地位显著上升，法国、英国、日本等相继强化对印合作，韩国更多是顺势而为，而非战略重心的根本性迁移。

经济层面，韩印合作也有其现实逻辑。根据韩方统计，2015年至2025年，双边贸易额由约162亿美元增至256亿美元，韩国对印贸易顺差由78亿美元扩大至128亿美元，印度已成为韩国第四大顺差来源国。在全球经济增长承压、韩国对华贸易自2023年以来出现逆差的背景下持续扩大对印顺差，对韩国具有不小吸引力。

同时，防务合作成为焦点。尹锡悦政府时提出跻身全球第四大军火出口国的目标，韩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波兰出口武器，增强了其拓展海外军售市场的信心。印度作为全球主要军火进口国之一，自然成为重点对象。2025年4月，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再次向印度出口K9自行榴弹炮及配件，总额约2.5亿美元。可以预见，国防工业合作将是李在明此访的重要议题之一。李在明政府上台后，将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写入《国政课题五年计划》，并设立专门机构统筹推进。印度自视为全球南方代表性国家之一，韩印在外交话语和议题设置上确实存在对接空间。

然而，在“转向”叙事之下，韩印关系的实际成色却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约束。首先，经贸关系高度失衡。2025年韩国对印出口约192亿美元，进口仅64亿美元，顺差持续扩大。这一结构使印度对CEPA成效产生怀疑，并推动重新审查相关条款、寻求扩大市场准入。换言之，韩印经贸关系并非均衡互利，而是带有明显的单向性特征。其次，人员往来与社会联系明显不足。截至2026年4月，在印韩国侨民约1.1万人，在韩印度侨民约1.8万人，年度双向人员往来仅20余万人。即便三星、现代、LG等大企业在印布局多年，韩国对印累计投资仍不足100亿美元。再次，从整体经贸结构看，印度在韩国对外经济中的权重依然偏低。目前韩印贸易仅占韩国对外贸易总额约2.5%，要在2030年前实现500亿美元目标，意味着年均增速需超过10%。在贸易结构失衡、CEPA升级尚存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这一目标实现难度不容低估。

因此，与其将韩印关系解读为“转向”，不如视其为韩国在多极化格局下进行的结构性再平衡。中韩30余年形成的深度经贸嵌合，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不会因韩印关系升温而轻易动摇。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韩国能否在拓展对印合作的同时，维持对中国这一核心经济伙伴的稳定预期。

‍归根结底，韩国在策略层面的调整，难以上升为方向性的重构。对韩国而言，全球南方或许是增量空间，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何在挑战中寻求突破，考验着李在明政府的政治智慧。（作者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