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我们被教导农业革命是人类巨大的进步：我们不再流浪，有了稳定的食物，人口爆炸，城市和文明随之而来，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方案。
如果我们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也许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真相：并不是智人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智人。
想象一下：一万多年前，小麦只是一种普通的野草，分布范围极窄。但短短几千年后，它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植物之一。它是如何做到的？
答案是：它“雇佣”了智人。
从自由的采集者变成定居的农民，智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的身体并没有进化到适合耕作：为了清理小麦身边的杂草、石头，我们的脊椎、膝盖和关节遭受了极大的压力（参见：腰椎间盘突出）。更糟糕的是，原本采集者多样化且健康的饮食，被单一、易歉收的单一种植（如小麦 monoculture）所取代。
采集者每天只需要工作3-4小时（而且是全能型工作，锻炼大脑和肌肉），剩下的时间可以休息、社交或创造虚构故事（参见：狮子人、标致）
而农民呢？从早忙到晚，日复一日地重复单调的体力活，还要时刻焦虑未来：天气会不会太干？雨水会不会太多？会不会有虫灾？这种对未来的持续焦虑，是农业革命给智人带来的副作用。
采集者是自由的，而农民则成了“土地的奴隶”，被小麦困在了农田里。
农业革命不仅改变了我们的肉体和饮食，也改变了我们的合作规模。
采集者的群体上限是150人（参见：邓巴数）。农业革命让数千人甚至数万人聚集在一起，这就需要更庞大、更复杂的虚构秩序来维持合作。
为了管理农产品储存、灌溉系统和私有财产，智人不得不发明更高效的方法，更严厉的法律（参见：汉谟拉比法典）
农业革命让虚构现实不仅是点燃合作的“火花”，更成了维持庞大社会运作的“结构支柱”。
可以说，正是因为农业革命将我们困在了同一个地方，我们才被迫发展出能够管理上百万陌生人的认知工具。
既然我们被小麦驯化了，那又是谁通过文字和数字驯化了我们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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