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气候敏感型传染病成公卫新挑战，应对有两大关键

“一旦环境中的‘生态阈值’被突破，传染病病原体的‘敲门’就可能会取得成功。”

4月20日由上海纽约大学主办的2026年度“中美气候与健康合作”卓越讲堂上，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临床医学院内科学系主任张文宏教授提醒，不少疫情均与气候敏感型传染病直接相关。“气候变暖正在导致热带、亚热带、温带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植被、动植物、媒介生物等不断向适宜的区域迁徙，这最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物种（病原体）交换，从而带来新的公共卫生挑战。”

气候敏感型传染病（CSIDs）主要分为3类：一类是虫媒传播疾病，如疟疾、登革热，病毒由昆虫传播，栖息地随全球气温上升而扩张；一类是水媒传播疾病，如霍乱，病毒在会变暖的水环境中增殖，通过降水迅速向外传播；一类是人畜共患疾病，如溢出病毒，该病原体由动物传至人主要是基于气候引起的栖息地迁移或生存压力。

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可能感染人类的病毒超过1万种，其中有28个家族的病毒和细菌是最高风险病原体，随时可能对人类发起攻击。

张文宏进一步举例，比如，2016年1月巴西暴发寨卡病毒（通过蚊虫传播）大流行，此前寨卡病毒仅在非洲、太平洋岛国等地区小范围流行；这一大流行背后的原因，正是彼时巴西的气候条件致蚊导致密度极高，而2014年开展的世界杯、独木舟比赛等国际活动，使得携带寨卡病毒的蚊虫随人员流动进入巴西，长时间的户外运动也为蚊虫叮咬创造更多的机会。

再如，2025年7月广东佛山发现基孔肯雅热病毒，这也与当地夏季高温、雨季提前且降雨量大导致的蚊子密度激增密切相关。尽管基孔肯雅热病毒感染后的症状较轻，主要表现为发烧、皮疹，也未能出现严重后遗症；但这一事件让公众清醒地意识到，气候变化正在加速病原体的进化、演变。

张文宏表示，团队通过分析广东佛山基孔肯雅热病毒基因组后发现，该病毒源自西太平洋地区，经过进化后，在蚊子体内的增殖速度加快，传播效率大幅提升，基本再生数（R0）显著上升。再加上适宜的环境条件，最终引发了此次疫情，“如果这类病毒的进化朝着更危险的方向发展，可能会带来类似HIV（艾滋病病毒）、COVID-19（新冠病毒）的灾难性后果，而这一切都难以预测。”

同时，张文宏也提醒，以蝙蝠为核心的生态链条，同样也符合气候敏感型传染病的传播机制。

张文宏表示，国际上对气候变化引发的病毒传播，90%的研究聚焦于蝙蝠。目前，已知的诸如埃博埃博拉出血热、尼帕病毒、马尔堡病毒以及2003年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都是蝙蝠。如今，针对蝙蝠的长寿生理机制，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热门研究领域也由此诞生，如免疫系统特性挖掘（长寿、抗炎、抗衰老）、ATP酶供给系统等。

“可以想象，随着气候变化，蝙蝠的栖息地发生改变，它们不断迁徙，在栖息的树木上，其携带的病毒会通过尿液、粪便等形式滴落，形成‘病毒雨’；当人类驯养的马、牛、羊等哺乳动物在草坪上觅食时，就可能接触到这些病毒。我们永远无法预知下一次是哪种病毒会与哺乳动物的受体成功匹配，而这种匹配一旦发生，就可能引发跨物种传播，2003年的SARS疫情就是典型案例。”张文宏说。

此外，张文宏还强调，当未来可能的极端事件发生，生态阈值或被突破，引发不可预测的公共卫生事件；这一过程中，细菌耐药性问题正变得日益严峻，尤其是细菌感染正在成为免疫功能衰退、处于重症监护室（ICU）内的、或长期住院患者的最大威胁。

如何应对气候敏感型传染病？张文宏坦言，快速响应、监测体系仍然是最为关键的两个核心要点。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需要全球协同开展对病原体进行持续监测，早期发现、早期预警，并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来避免大流行发生。

“现阶段，全球多个国家正在推行‘100天使命’，即在非疫情时期做好准备，在疫情暴发后的100天内研发出足够的诊断试剂、治疗药物、疫苗，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协作网络，来共享病原体的监测数据、诊断技术、治疗方案和疫苗资源。国内的传染病监测网络已然完善，需要有更多聚焦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资助，为未来可能会到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张文宏说。

谈及如何实现人类健康长寿这一目标，张文宏对记者表示，人类要实现健康长寿有两种策略：改造人体细胞来延长寿命（但具有极高的技术门槛与不确定性）、与聚焦环境与生活方式的优化，“当前，我们不能依赖于基因改造或昂贵医疗技术，而是在于应践行科学、普惠的生活方式，这包括调整居住环境、族群互动模式、饮食结构、运动习惯及睡眠质量等可干预因素；这一方式会更具有可行性、确定性。”